文/鍾微
編輯/葉麗麗
超8500萬，這是中國殘聯統計的國內殘障群體的總人數，13億9538萬，這是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截止2018年末中國大陸總人數。這意味著，平均16個人裡，就有1位殘障者。
盲人和明眼人，聾啞人和健全人，他們活在同一個世界，卻又似乎生活在互相隔絕的平行宇宙中。
互聯網誕生時，很多人曾擔心，這會進一步加大殘障人士和健全人士之間的鴻溝，但現在，人們卻發現，互聯網世界裡，殘障者獲得了更多的選擇和自由。
視障者鄭銳成長於深圳，他在信息無障礙研究會工作，主要幫助測試軟體產品的無障礙測試，讓軟體更加適合視障者使用。據他介紹，他經手過的產品，有包括QQ、百度地圖、支付寶、美團、滴滴等四十多個產品。
互聯網產品對於殘障群體的重視，讓像鄭銳這樣的視障者，得以獲得被人需要、被人尊重的工作。
鄭銳提到，信息無障礙研究會有個崗位叫做信息無障礙工程師。“我們的工程師大多是視障者，他們都會軟體開發和編程，我們還有行銷部門、人力資源部門、商務部門，和一個正常公司一樣。”
互聯網也讓殘障者獲得和普通人相同的工作機會。從2015年到今年的兩會，馬化騰和雷軍先後作為人大代表提出了有關互聯網信息無障礙的建議。
90後聽障者褚偉湞，打過很多份工，他曾經坐在悶熱的車間裡，從事高強度、低技術含量的工作，他聽不到轟鳴的機器聲，但渾濁的空間總讓他頭昏不適。
從2017年開始，他選擇做一名外賣騎手，和普通人一起送起了外賣。
被需要、被認可、融入主流社會，這些訴求在互聯網世界裡，正在加速變成現實。
他們在互聯網世界“看見”和工作
每日的上班路，鄭銳有兩個選擇。一種是走到住所樓下的公車站台，另一種選擇是步行20分鐘，抵達離家2公里的地鐵站乘車。
對於視障者而言，這都不是好的選擇。公車站台沒有廣播告知來往車輛，地鐵又常常讓人迷路。
毫無疑問的是，互聯網改變了殘障者，這種改變遠比我們想象中更可貴。如今，計程車軟體成了鄭銳最喜歡的出行工具，他可以將起點約在自己最熟悉的地方，直達目的地。
他買東西再也不用請別人幫忙出門買，在淘寶上下單後就可以等快遞員送上門。娛樂層面，他也可以使用全民K歌之類的軟體，錄製自己的歌曲分享給朋友，靠有聲讀物閱讀更多書籍等。
鄭銳使用手機的頻率很高，在他瀏覽朋友圈時，他的iPhone會發出一連串聽不太清的聲音——播放速度是正常人說話語速的好幾倍，但鄭銳能聽懂。這是一種讀屏軟體，它能大聲朗讀螢幕上的文稿，也能描述螢幕上的內容。這也是視障者使用手機的前提。
但在故事的一開始，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技術力量，並不是視障者的“眼睛”，而是麻煩製造者。
作為先驅者的蘋果，在2007年帶來智能手機大潮，視障者成為被拋棄的群體，他們只能沿用傳統的鍵盤手機，觸摸屏讓他們無所適從。蘋果公司因此成為眾矢之的。直到iPhone2面世，蘋果公司才創建了VoiceOver（讀屏軟體）。
如今許多深受視障者喜愛的應用軟體，也曾製造過麻煩。鄭銳清楚地記得，“微信紅包”正式推出的那年春節，引起了搶紅包的熱潮，他能聽到紅包提示音此起彼伏地響起，但是打開拆紅包的頁面後，按鈕沒有被讀出，紅包無法被點開，“每一次打開紅包都有一種失落感，就覺得被微信拋棄了，只能看著紅包乾著急。”他感覺自己被關進了小黑屋，屋子外面是別人的鞭炮聲。
一開始，國內許多應用都沒有將視障群體的需求納入考量。於是，常常是殘障者的投訴與反饋找上門來，互聯網公司才開始進行無障礙改造。目前，我國《殘疾人保障法》將信息無障礙納入法律條款當中，但因缺乏嚴格的規定和相應的懲罰措施，殘障輔助並未成為互聯網產品的必選選項。
但部分互聯網企業的產品無障礙化已在進行，他們同時也注意到視障群體的商業價值，從而不斷迭代產品，使其產品體驗更好。這誕生了一批獨屬於視障者的職業——信息無障礙程序員。
五年前，鄭銳進入信息無障礙研究會，成為一名程序員，幫助各類App、小程序、網站進行無障礙優化。
“服務於視障者的工作，只能由視障者完成。”在鄭銳所在的信息無障礙研究會，三分之一的員工都是殘障者，其中負責軟體開發和編程的技術部門，裡面的工程師幾乎全是視障者。“一個明眼人，即使網上的信息都去看一遍，也不能理解視障者所反映的問題，具體展現出來是怎樣的。”
視障工程師與這些互聯網的技術人員對接時，也時常有摩擦。“比如QQ音樂播放的按鈕，視障者只需要讀屏軟體讀成‘播放’，但對方的技術人員會認為，視障者能聽懂嗎？我是不是得多加幾個字，比如‘點擊這個就可以播放’”。
這個時候，鄭銳會告訴他們，這是信息冗余，“我們是視障，不是智障，誰會聽不懂播放是什麽意思呢？”多餘的文字會讓視障者聽得很累，且降低獲取信息的效率。
“他希望能為我們多想一點，但這只是一種多餘的幫助。”鄭銳說，視障者需要得到的幫助，需要視障者提出來，不是施助者覺得應該提供怎樣的幫助，而視障者還需要照單全收。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測試手機QQ的無障礙情況。這份工作對他來說沒什麽難度，但他感到激動和興奮，他一直是手機QQ用戶，也曾經使用遇阻，“好多頁面不能被讀屏軟體朗讀，表情、紅包都沒辦法獲取。”
作為信息無障礙程序員，鄭銳見證了一個國民級常用軟體從將殘障人群排除在外的狀態、到主動修改產品的轉變，這種轉變也直接影響到了鄭銳的生活，“從前的社交場景是一片空白的，現在有哭、有笑、有調皮、有敲打。” 鄭銳覺得很激動，能夠讀取表情後，他覺得現在和別人交流非常生動。
騰訊告訴鋅財經，從2009年開始關注視障用戶的需求後，騰訊開始在公司推動QQ的無障礙改造。2013年，手機QQ作為國內首批支持無障礙特性的APP，從4.0.1版本開始啟動適配無障礙需求。除了QQ表情讀取，手機QQ還推出了OCR圖片文字提取功能、聲紋加好友等無障礙功能。目前，手機QQ共適配1934個無障礙特性。
以OCR圖片文字提取功能為例，這一功能意味著視障用戶可以提取好友發的圖片上的文字。視障者打開手機QQ後，長按對話框中的圖片選擇“提取圖中文字”，或是點擊“掃一掃”中的“文字提取”，就可以將圖片上的文字內容智能識別成為可編輯的文本。
同時，微信在進行無障礙改造後，殘障人士也能夠使用紅包功能。
鄭銳開始在微信群裡發紅包、搶紅包，有人驚訝地問：“居然你也能搶？”他興奮地說：“對，這就是我們去改的。”
從智能識別文字，到能識別表情，再到可以一起搶紅包，明眼人覺得神奇的的背後，是一次次的產品升級，也帶給了視障者一次次的驚喜。
近年來，不僅騰訊，百度、小米等其他互聯網企業都進行了產品的無障礙改造。鄭銳幾乎參與了BAT所有主流產品的測試，包括QQ音樂、支付寶、淘寶、百度輸入法、美團等40多個產品。信息無障礙針對的群體，也從視障者拓展到聽障者等更多殘障者，提供更多服務。
無障礙優化是一個需要持續的工作，美團方面告訴鋅財經，美團的每一次新版本的發布，產品上任何一個細小的改動，如果沒有做好無障礙優化，都會對視障群體具有“破壞性”。
合作時，企業的態度有明顯的變化。信息無障礙研究會在早期，收入來源靠捐贈，很多企業將這件事當成公益做。鄭銳告訴鋅財經，企業作為捐款方，容易對項目的進展置之不理，影響視障者的體驗。所以，研究會後來開始和企業簽訂商業合約。
隨著商業合作的開展，企業看到了裡面的商業價值。鄭銳舉了一個例子，“淘寶在2018年雙十一的時候，後台有個檢測，只要開啟讀頻軟體功能的用戶，會被默認為視障者，當天有80多萬這樣的用戶進行了消費，也許80多萬對於淘寶來說可能不算是什麽，但是這是新增的用戶。”
同時，鄭銳所在的信息無障礙研究會的團隊成員，也從初期的幾人發展成幾十人，大批的視障程序員主動向他們投遞簡歷。他們大部分人都是自學計算機和編程。
“在這個世界上，如果多了一名針灸推拿師，那麽社會這個平靜的海面上不會引起一絲波瀾，相反，若是增加了一名信息無障礙工程師，那麽就將會給所有的視障人士打開一扇通向主流社會的大門。”這是鄭銳的同事王孟琦在2014年入職時寫在簡歷上的話。
如今，信息無障礙研究會已經和包括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建立起了產品聯盟。每個產品上線、迭代前，都有工程師進行一輪無障礙測試。為視障者創造一個更加暢通無阻的世界，成為他們的追求。
同時，信息無障礙研究會還有付費業務——在黑暗中進行領導力培訓。鄭銳介紹，這是在完全黑暗的環境裡，通過一些特定遊戲的反應，觀察員工，並作出分析。這些業務，讓鄭銳覺得，視障群體的價值，正在進一步被重視。
他們和普通人一起工作
面向殘障者的主流社會大門，確實在緩緩打開。今年兩會期間，雷軍作為人大代表提出了一份建議，他提出鼓勵互聯網企業積極投入信息無障礙建設。殘障者融入信息化，特別體現在就業、教育、參與社區生活和養老等多方面。例如聽障人士通過智能手機接單、與客戶進行文字交流，就可以加入快遞員隊伍。
但是，要讓殘障人士與健全人一同走入主流職場，並不容易。
周麗建是浙江特教學院的老師，長期與聾啞人打交道，她的表情十分豐富，對於聾人的就業難，她有親身經歷。特教學院裡設置了計算機、烹飪等培訓課程，會向各種部門推薦一些聾啞學生。
有一次，周麗建推薦了兩個聾啞人學生到未來世界從事設計類工作，部門看到作品也表示了認可。但他們工作了沒多久，還是辭職了。周麗建說，“他們和同事沒辦法融入，容易引起猜忌。”但另一方面，她認為普通人也對殘障者存在各種刻板印象和偏見。
殘障者走入主流就業場景後，人們的質疑隨之而來。2018年7月1日，陝西一名聾啞人滴滴司機被投訴，投訴乘客認為“聾啞人多數無法辨識駕駛環境中的聲音，存在安全駕駛隱患。”但實質上，聾啞人只要符合目前仍在執行的警察部123號令的要求，即兩耳分別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別聲源方向，有權考駕照。
無獨有偶。2018年1月3日，四川都江堰的一名美團用戶投訴商家。因為收餐時，騎手是無聲人，掏出殘疾證“讓我給他捐點錢”。但事後媒體求證發現，所謂的“殘疾證”只是美團為聾啞人騎手定製的工作證，上面寫著“因為我是聾啞人，所以不能說話，請您檢查菜品是否齊全”。
90後褚偉湞，是一位無聲騎手。他雖然出生於杭州，但從小到大都是在特殊學校學習。他似乎已經習慣了無聲的世界，玩吃雞遊戲時，即使聽不到聲音，也興高采烈。
無聲騎手，是無聲者的衍生，這種形容比平常人們所說的聾啞人要悅耳，而後這種稱呼被廣泛運用於各外賣配送平台。
大專畢業後，褚偉湞打過很多份工，他曾經坐在悶熱的車間裡，從事高強度、低技術含量的工作，聽不到轟鳴的機器聲，但渾濁的空間也總讓他頭昏不適。
從2017年開始，他選擇做一名外賣騎手。近年來，很多聽障者開始被外賣行業吸引，騎手的工作不像工廠工人，每天面對冷冰冰的機器，可以和人打交道，工作時間自由靈活，能獲得更大的社會融入感，更重要的是，收入上也和其他“普通人”騎手沒有太大的區別。
很多人也許難以相信，將外賣送到他們手上的騎手，竟然是個聾啞人。周麗建在一次接觸到無聲騎手時，“是有點心痛的，我會想‘他們能行嗎？’這是一份走街串巷的工作，為了趕時間，車開得也快。”但周麗建說出自己的擔憂後，那位無聲騎手辯解，在辨別紅綠燈等路況時，他們可能比健全人更敏銳。
褚偉湞在參加騎手培訓時， “周圍全是正常人，剩下他一個人聾人”。他聽不到培訓的內容，但手機上的指引能帶他找到方向。
他經常不得不掛掉用戶打來的電話，然後發出早就為自己編寫好短信：“尊敬的顧客，您好，我是剛為您送餐的點我達騎手，由於我是褚偉湞（聾啞人），溝通不便。如果您需要更換菜品或者更換地址的話，請用短信聯繫我……”
找到房間、敲門、送餐，然後向下一份外賣出發，這是褚偉湞每天日常工作的循環。
有用戶看不到短信。有一次，他在門口等了十幾分鐘，中間發了好幾條短信，都沒人回應，後來，他求助點我達平台上的客服幫忙打電話，最後才送餐成功。後來他學會找保安和行人求助，讓他們幫忙打電話。
送餐的路途有時也不算順利。找不到路時，褚偉湞也會求助，一般人看不懂手語，但他指了指螢幕，大多數人也能意會他的意圖。
送餐的兩年時間，無聲的道路上，他騎著電動車毫無障礙。僅有一次出現事故，電動車翻車，他也摔倒了，但外賣盒裡的飯隻灑了一點，他說，“我是以命保飯的，所以才傷到了左邊腿。”但他強調，是因為自己忘記看路，才不小心出現事故。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誕生下的外賣配送平台上，作為無聲騎手的褚偉湞展示了自己融入主流職場的真實狀態，他曾經或許會沒有選擇地在工廠工作一生，但如今與其它騎手一樣，騎著電動車，拿著更豐厚的工資，足以養活自己。
更多機會
鄭銳加入信息無障礙研究會工作，既為了得到一份有尊嚴的工作，也希望能夠改善外界對於視障者的認知。
他發現，很多視障者還徘徊在“不想做盲人按摩卻不得不做”的苦惱中。
1958年時，盲人按摩行業在多方引導下崛起，雖然當時從盲人聾啞人協會的職業培訓班中誕生的職業方向，除了按摩，還有音樂、文化等。
如今反思起來，盲人的多元就業問題被忽略了。2017年的紀錄片《眼底星辰》圍繞這個主題，記錄了我國盲人按摩之外，14個適用於視障人士的職業，其中有律師、企業HR、盲人呼叫中心、財商培訓師、教師和速錄員等。
“視障者的就業渠道多了許多，音樂、心理谘詢等方面都開設了培訓學校，專門針對視障者。”鄭銳說。
他還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企業文化的進步，一些大型企業為殘障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工作崗位。“蘋果線下門市，設置了視障人士做銷售，淘寶有3%的語音客服都是視障者，他們只需要會簡單的電腦操作。”
去年6月份的一個工作日，一名產品經理項成凱收到了一份關於新項目的郵件。他所在的公司點我達，是一家面向B端的即時物流平台，目前平台上有300多萬騎手。一個圍繞無聲騎手群體展開的新項目派發下來，多少讓他有點驚訝。
他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在這個節點去發起這個項目，合適嗎？”
對於互聯網公司來說，是否要做信息無障礙優化這件事，常常要考慮企業發展的優先級。項成凱回憶道，那段時間因為公司整體業務快速發展，各個業務線的同事加班到9、10點算是正常情況，有時甚至加班到凌晨12點。
“這個新項目上線後到底能產生多少的收益？效果如何？”項成凱認為這一切都很難評估。但新項目還是開展了起來，一個由平台、運營、產品等部門員工組合成的項目組集結起來，將聾啞騎手和肢殘騎手作為主要目標群體。
後來項成凱發現，在很多的不確定中，有一點很確定，“這是一個正確的事情。這個群體就在我們的騎手大軍裡，不會因為你的作為和不作為，而離開或是加入，他們就存在在這裡。”
“這個群體需要什麽呢？”在一開始的討論裡，項目組冒出過許多不成熟的想法。比如給這部分騎手建立額外的驛站、給金錢上的激勵。或是針對無聲騎手、殘肢騎手，在派單上有所選擇，給他派CBD等有電梯、配送難度較低的訂單。
但考慮到對其他騎手不公平，最後這些設想都取消了。平台做的任何決策都會對所有的騎手產生影響，平台要在公平的前提下，給予殘障人群幫助。另外，項成凱也認為，“尊重和同情，是兩回事。你過分地去幫助或憐憫他們，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不尊重。” 平台不鼓勵殘障人群做騎手，但當他們選擇了這條路，平台理所應當清除過程中的障礙。
最後項目組優化了無聲騎手送餐中會遇到的障礙。從產品上，比如放大取餐信息，過去無聲騎手會拿著自己寫的手牌，告訴商家取餐信息，現在APP上著重標識和放大了取餐信息，他可以直接給商家看APP。
無聲騎手遇到問題辦法與客服溝通，項目組便提高了無聲騎手在“在線客服”通道上的優先級。從管理上，為無聲騎手群體在線下組織額外的培訓，一些老騎手跑過很多訂單，願意幫助新加入的無聲騎手。
從某種角度上看，殘障者也許有些特殊，但項成凱和項目組卻不希望 “他們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 無聲騎手的管理與其它騎手無異，如果無聲騎手犯錯，也會被正常和合理扣罰，所有的評價不會給予他們特殊性。
項成凱和項目組的工作還在進行，如果說互聯網的發展、外賣配送平台的出現拓寬了殘障人群的就業選擇，那麽更多行業的公司們，給殘障者提供工作崗位，則影響著殘障者是否能融入主流社會，以及他們在職場上探索和抵達的邊界。
今年12月18日，華為Mate 20系列通過了《移動通信終端無障礙技術要求》認證。華為EMUI結合視障群體的使用需求和習慣做了大量的優化工作。
聽障者成為華為下一步的關注對象。鄭銳說，研究會與華為正在就“聽障者如何使用手機”進行優化。許多問題都擺在他們眼前，“電話鈴響，如何讓聽障者‘聽見’”，“聽障者一般也存在語言障礙，他該如何接聽電話呢？”關於聽障群體，存在好幾種改善模式。也許在未來像褚偉湞這樣的無聲騎手，會體驗到更便利的職場生活。
科技與互聯網帶來的就業機會，並不是個例。早在2015年，阿里巴巴集團研究院推出的研究報告顯示，截至當年6月底，淘寶網上共有殘障者賣家31.6萬人，電商平台的網上交易屬性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殘障者參與就業的障礙。
2018年，京東金融旗下的聚焦人工智能領域的數據眾包平台——京東眾智，向殘障者提供大數據標注任務和技能培訓服務，並設立了相應的組織管理體系。同年，日本東京一家咖啡館雇傭了名為OriHime-D的機器人為顧客服務，這些機器人由嚴重身體殘疾人士在家中遠程控制。
蘋果公司從教育角度幫助殘障者就業，2018年宣布在殘疾人學校推廣Everyone Can Code課程，幫助有視聽障礙的學生學習Swift編程語言。蘋果的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說：“蘋果的使命就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夠使用到科技產品，所有學生都應該擁有學習這門科技語言的機會。”
在採訪快結束時，鋅財經問鄭銳，“對殘障者，怎樣的稱呼是最合適的？”
“視力障礙者、聽力障礙者，是國際的統一稱謂，比盲人、瞎子要好聽多了。”
他尤其喜歡“障礙者”三個字背後的意思，“當一個不會日語的人來到日本，路上的標注全是日語，這是語言障礙媽媽推著嬰兒車，前面有幾十個台階，但是沒有坡道，這是道路障礙。每個人在特定場景下，都有可能成為障礙者。”
而信息無障礙的本意，是讓所有人都能平等的獲取信息。
視障者蔡聰在《奇葩大會》上從另一個角度表達過觀點：“世界上不應該有殘疾人，我們的人生只是換了一種活法。”
一個美好的願望是，科技將削弱這種不同，讓每個殘障者都能做回普通人，擁有與普通人同樣的權利。這很像電影《帶吸管的瑪格麗塔》裡所表達的：影片中的萊拉是一個手腳不方便的腦癱患者，卻勇敢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她大膽地追求健康的男孩，在情趣店裡詢問店主有沒有振動器。
電影海報上，萊拉和普通人一樣，開心地喝著瑪格麗特，唯一不同的是，因為手腳不便，她一定會多要一根吸管。
一根吸管，就足以讓一切變得輕盈很多。而科技能夠帶來的改變，一定比這根吸管要大。
（部分圖片由信息無障礙研究會、騰訊、點我達提供）
本文版權歸“鋅財經”所有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