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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後安倍時代 “安倍經濟學”還會長存嗎?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沈建光 、徐天辰

  從大蕭條到“失落的二十年”,緊縮歷史上給日本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了慘痛教訓。在金融危機後全球化降檔失速、經濟弊病難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經濟學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經濟進一步滑向深淵。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遺產有望在日本長存。

  8月28日,安倍晉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辭去首相一職。9月14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自民黨內投票中獲勝,至少將擔任首相至2021年。菅義偉已經表示將沿襲安倍經濟學,但2021年日本將舉行大選,首相職位或生變數。

  “安倍經濟學”得失參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經驗教訓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作為影響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經濟學是否會在日本長期延續下去?

  安倍執政七年的成與敗

  2012年二度當選日本首相後,安倍推出以“三支箭”為代表的“安倍經濟學”:第一支箭是通過日本央行開展大規模貨幣寬鬆,旨在推升通脹、貶值日元、提高貿易競爭力,鼓勵企業投資和消費者消費;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基建投資拉動總需求,以企業減稅激發投資積極性,以上調消費稅填補財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結構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經濟復甦的結構性障礙,包括勞動力不足、中小企業信貸短缺和農業競爭力下降等。

  從1990年代初泡沫覆滅到安倍“二進宮”,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惡化導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齡化損害長期增長潛力。在此背景下,市場不乏批判觀點,認為安倍經濟學“無用”,是日本走向絕望和災難的體現。

  現在看來,安倍經濟學的確發揮了效用。除2014年消費稅上調引發短暫衰退外,日本經濟維持穩定小幅增長;2008-2012年平均實際利率達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資金成本明顯降低;日元實際有效匯率從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資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來翻倍;企業利潤顯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靈活就業使得女性就業人口在2012-2019年間共增加12.6%,遠高於男性的3.1%。

  安倍經濟學之外,安倍在國際經貿領域建樹頗豐。在任期內,安倍的對外政策向現實主義轉變,成為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代言人,不僅在美國退出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牽頭其余國家形成全面與進步泛太平洋夥伴協定(CPTPP),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還與歐盟、美國分別談判自貿協定,試圖修複之前被破壞的對華、對韓關係,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但安倍的努力還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費者支出依然較為低迷,2%的通脹目標未能實現,貿易競爭力也沒有明顯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佔比從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經濟學存在設計缺陷和力度不夠的問題。安倍任期內為填補公共支出造成的財政缺口,於2014年和2019年兩次上調消費稅,但每次均對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費產生不利影響,導致GDP陷入負增長。安倍意圖通過企業減稅間接實現雇員漲薪,但事與願違,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得上調消費稅的衝擊尤為嚴重。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固有問題也導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預期。例如日企偏好“離岸生產”,製造業在日本本土生產的佔比較低,這使得日元貶值對日本國內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十分嚴重,單憑解放國內女性和老年勞動力儘管能夠提高勞動力供給,但對需求幫助不大。

  安倍之後,誰來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選將通過9月14日自民黨內部投票選出,就當選可能性而言,菅義偉在宣布參選後獲得自民黨五大派系支持,已經成為最大熱門。菅義偉與安倍共事多年,在內閣中相當於副首相,被視為最為穩妥的人選,至少能夠勝任安倍辭職後的過渡首相一職。

  菅義偉能否像安倍一樣長期穩坐首相職位,仍有一定不確定性。安倍辭職前支持率已經降至34%,為任內最低水準。在安倍兩次擔任首相的間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換過五屆首相,疫情反覆、經濟疲軟、自民黨內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現並非沒有可能。

  事實上,此次未能佔得上風的競爭者仍有機會在2021年之後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黨內的最大對手石破茂在民調中以34%的支持率領先,深受地方民眾歡迎,但因在自民黨黨內缺乏足夠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沒有民眾參與的黨內投票中勝出。前外相、“岸田派”領袖岸田文雄深耕黨內多年,擁有自己的黨派陣營,能夠有效應對官僚制度、避免爭議,多年被安倍視為接替自己的人選,只是近年來在政治方面並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動搖。一旦日後菅義偉地位動搖,兩人必然將會加入對自民黨總裁和日本首相職位的爭奪。

  從經濟政策上看,安倍經濟學大概率將延續較長時間。菅義偉是安倍經濟學的堅定支持者,已經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繼續超寬鬆貨幣政策應對疫情衝擊,並考慮在年底前制定後續的經濟刺激計劃。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經濟學下實施的財政、貨幣刺激難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張與安倍差異較大,他反對超級貨幣寬鬆和上調消費稅,力主拿出實際政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並對移民放寬永居條件,但其本人也讚同短時間內維持安倍的經濟政策。

  對外政策方面,各候選人的主要分歧在於修憲。修憲問題指是否修訂日本二戰後實行的和平憲法,解禁日本的集體自衛權,允許自衛隊前往海外參與聯合國維和及反恐行動,是安倍任期內力主推行的政治議程,但日本國內對此爭議較大,中國、韓國則堅決反對修憲。在此議題上,擬全盤繼承安倍路線的菅義偉表示將向修憲等課題“發起挑戰”,岸田文雄態度謹慎,石破茂則堅決反對。如果日本推進修憲,那麽東亞局勢很可能生變,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或再度拖延。

  當然,修憲並不必然意味著對華強硬;事實上,安倍在任期內推動修憲的同時,也在積極改善中日關係。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邊主義,它就沒有尋求對抗中國的動機。預計無論誰繼任首相,日本下一屆政府大體上都將維持對華溫和立場。除修憲外,中日關係的主要變數一是中美緊張升級,導致日本無法繼續維持中間立場;二是日本在經貿上有意繞開中國,轉而與東盟、印度、澳新等經濟體發展經貿聯繫。

  重視後安倍時代的結構性改革

  從大蕭條到“失落的二十年”,緊縮歷史上給日本乃至全球經濟造成了慘痛教訓。在金融危機後全球化降檔失速、經濟弊病難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經濟學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經濟進一步滑向深淵。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遺產有望在日本長存。

  更進一步說,日本經驗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啟示意義。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多國陷入大蕭條以來甚至有史以來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當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經濟增速的壓力下大膽啟用刺激,市場最初預期的政府債務危機也並未出現,這給予了各國政府使用貨幣寬鬆與財政、抗擊新冠疫情經濟影響的勇氣。而疫後全球進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長期增長趨勢下行,低增速、低通脹、老齡化不僅困擾日本,也在侵襲歐盟乃至美國,安倍經濟學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鑒和總結。

  當下日本貨幣和財政均面臨製約。3月新冠疫情爆發後,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寬鬆,目前每年最高可購買12兆日元ETF、20兆日元商票、20兆企業債以及無限量的國債。筆者統計,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購買政府債54.37兆日元,商票2.68兆(13.4%)、企業債1.79兆(9.0%)、ETF5.74兆(47.8%);共持有政府債535.7兆、商票4.9兆、企業債5.7兆,ETF資產34.0兆,相當於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經持有約一半日本政府債和80%以上的ETF資產,考慮到繼續量化寬鬆的邊際效果減弱以及流動性陷阱已經出現,實際操作中購買資產的幅度可能比較有限。事實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節省彈藥”,購債規模僅相當於其指引(每年80兆日元)的四分之一。

  財政方面,疫中和疫後私人部門需求恢復較慢,接下來較長時間政府財政支出仍將是托底經濟的重要手段,但消費稅已對家庭儲蓄產生巨大擠壓,日本政府或需考慮讓手握大量現金的大企業承擔更多稅負,例如調整企業固定資產折舊政策和對企業海外現金征稅。

  因此,後安倍時代安倍經濟學的實施也將不同於以往,重中之重將是已被呼籲多年的結構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實頒布結構性改革政策,對勞工市場進行深刻改革,發揮“第三支箭”的效用,最為重要。目前看來,結構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內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例如,考慮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進移民,以公民權吸引外國人進入日本,擴大勞動力資源和稅基;“終身雇傭製”的遺毒需要破除,從終身雇傭和靈活就業的二元製向同工同酬轉變;企業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數字化投資,以提高運營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將更多紅利向居民而非大企業傾斜。所有這些措施,都需要一個鐵腕、有魄力的首相推進,難度不低。

  本文原發於FT中文網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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