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宮人PK機器人：福兮禍兮的未來

導讀：科幻電影以其巨大的娛樂功能愉悅世人——電影工業總是要賺錢的——但也不乏嚴肅作品，以其恢巨集的預警使命，使芸芸眾生增加警覺。畢竟，說到未來，世人最能形成的共識，就是危險無所不在；而我們最難達成共識的地方，就是不清楚危險的真實模樣。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作者 | 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周澤雄

一

科幻影片《超時空接觸》（Con-tact，1997年）裡，喜歡擺弄無線電和望遠鏡的小女孩艾莉問父親：「別的星球上有人居住嗎？」父親想了想，說：「宇宙這麼大，只有地球上有人居住的話，也太浪費空間了。」這句妙語縈繞著艾莉一生。她成為天文學家後，依照一種「退一萬步來說」的條件設定，得出如下推論：宇宙中具備文明條件的星體，至少有一百萬個。艾莉監聽到距地球27光年的織女星上的文明資訊，她坐著飛行器穿越蟲洞，進入相對論概念中的時間旅行。總之，她僅用18個小時就造訪了織女星並成功返回地球。當然，同行對她的行蹤抱有懷疑，如我這等普通觀眾更是莫名所以。

但是，我們又從銀幕上目睹了何等輝煌的太空景觀。

當代人的超級幸運之一，就是有科幻電影可看。單單為了這一項智性利益，我就不想生活在除了未來之外的任何時代。不過，我們獲此幸運的前提，又是因為面臨著前人從未體驗過的科技亢奮和命運迷津。現代文明已然發展到這個階段，人類已失去明晰的未來觀。對古人來說，想像後人如何生活，並非一件難事，他們由已知推想未知，即便結果有所差池，終究不會離題太遠。對今人，我們甚至無法想像十年後智能手機的模樣，儘管我們天天擺弄著它。至於五十年後地球及人類社會將發生何等變遷，一百年後人類是否會匍匐在機器人的邏輯專政之下，兩百年後人類社會是否存在，或五百年後人類是否被迫移民太空，都已經至少構成不算「杞人憂天」的疑問了。今人被現代科技文明驟然放大的生存時空，有著前人無法想像的縱深、浩瀚和叵測。

未來的巨大不確定，幾乎使現代人成為全新物種。今人對於未來的想像和擔憂，就其牽涉的時空深度和命運維度而言，將使古代最偉大的帝王夢想顯得渺小和短視。今天，一名高級人工智慧工程師或分子遺傳學家思考問題時牽涉到的技術和文明變數，早已超出他們的能力範圍。簡單地說，科學家藉助科技文明釋放出的文明潛能和未來走向，正使人類自身不知所措。那些向我們發出魅惑召喚的未來聲音，無人有能力判斷它來自上帝還是魔鬼。

科幻電影以其巨大的娛樂功能愉悅世人——電影工業總是要賺錢的——但也不乏這樣的嚴肅作品，以其恢巨集的預警使命，使芸芸眾生增加警覺。畢竟，說到未來，世人最能形成的共識，就是危險無所不在；而我們最難達成共識的地方，就是不清楚危險的真實模樣。科幻電影本身無法提供解決方案，卻能憑藉電影特有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使觀眾陷入沉思。沉思是希望的源泉。

二

最近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讓人想到攝於1997年的科幻片《千鈞一髮》（Gattaca）。——只要看過的科幻片夠多，無論哪一項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話題，你總能通過一部或多部影片幫助自己整理思緒。涉及未來的前沿科學總是令人生畏，由「G、T、A、C」四個字母組成的「人類基因組圖譜」甚至對專家都接近天書，普通人不妨結合靠譜的科幻影片，經由故事、人物命運和技術場景，略加思索。既然攸關我輩命運,我們非得想想明白，不能因為科學門檻高聳就識趣地徘徊門外，任由個別科學怪人戲弄人類的未來。權威的英國《自然》雜誌特地發表過影評的《千鈞一髮》，想必在「靠譜」之列。

《千鈞一髮》海報

科學界和知識分子群體譴責「基因編輯嬰兒」，出於如下假定：那對新生的基因女嬰既蘊含著無法預料的個體風險，又對人類未來構成不可預測的整體風險。結合現有的基因編輯技術，該假定堅實有力，因此，貿然釋放該種風險的個別科學工作者理應受到道義譴責。換個角度想，一名普通的科學工作者僅憑靈機一動的恣意就使科學界大驚失色，亦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代技術文明的虛弱。貌似強大的生命技術隱藏著內部嘩變的種種後門，門鑰匙卻並未掌握在人類手中。我們意識到了潛在險情：像雞蛋一樣，並且擠在同一個籃子裡。

但在電影《千鈞一髮》涉及的未來世界裡，上述假定並不存在。就是說，編導跳過今日科學家為之焦慮的環節，直接引導觀眾進入下一層論域。在那個年代不詳的未來社會，基因人不再構成倫理難題，其生命合法性業已得到確認。對那時的人來說，人類由自然人和基因人組成，正如今日世界的「人類由男人和女人組成」。觀眾獲得的表層資訊是，相比自然人，基因人是一種更合理的人類生存方案。

自然人（也叫「子宮人」）的出生聽命於自然的隨機選擇，在糟糕的情況下，如主人公文森特剛一出生就被讀出多項生命劣勢。一隻精巧儀器在新生兒的足底輕輕一觸，隨即列印出嬰兒的核心生命資訊，除了生理、心理和外觀容貌上的諸般缺陷，文森特的「陽壽」還被精確推定為30.2歲。這當然令父母無比懊惱，依照那個時代的倫理觀和生命價值觀，他們馬上想到，既然基因人是更為理想的生育方案，夫妻倆繼續依上帝之道來生育「子宮人」，就太不明智了。順理成章地，他們下一次生育交由精通基因編輯術的遺傳學家來操辦。

文森特的弟弟艾頓作為基因優化人出生了，完全是煥然一新的模樣。兩兄弟優劣立判的差異超出了個體差異容許的範疇，似乎只能按種族等級來理解。用影片中那位遺傳學家的話來說，艾頓作為「父母的精華」所獲得的基因優勢是自然狀態下的夫妻受孕一千次也無法達到的。艾頓被預先排除了各種不利條件，如早禿、嗜酒、暴力和肥胖傾向，他身體健康，智力卓越，容貌上沒有瑕疵，更不可能帶有殘疾。依照基因人的生育策略，他們對殘疾也有獨到理解，比如，父母立志把兒子培養成鋼琴家，就會要求讓孩子有六根手指。我們在影片《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1998年）裡看到，那位自幼出生在船上、終身沒有離開過「弗吉尼亞號」客輪的鋼琴家，出神入化的演奏讓人以為他有四隻手。雙手各六根手指當然距「四隻手」更近。反之，在自然人環境裡受到尊重的「左撇子」，則被基因技術判定為自然人的缺陷。

自然人與基因人的差異如此明顯，「基因歧視」也就成為最大的社會問題，一如我們時代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但兩類人能力上的客觀差距，又使得「基因歧視」的立法和執法成為擺設。基因人作為獲得優寵的選民，佔據了所有令人艷羨的崗位，自然人則「自然地」淪為賤民階層。文森特有著不亞於基因人的雄心，卻被迫從事清潔工作，打掃過不計其數的廁所。他嚮往的成功機會——進入太空中心「戛塔卡」，爭取有朝一日遨遊太空——拒絕向他開放，那是屬於基因人的精英俱樂部。事實上，並非有人蓄意歧視他，他身為「自然人」的天然劣勢，註定無法在那場競爭中勝出。在那種社會環境下，自然人想要免於壓迫和歧視，似乎只能乞求基因人的良心發現和人道關懷。這當然不太現實，同樣不現實的是，要求父母出於對上帝之道的宗教式捍衛，放棄讓子女成為基因人：這將被視為對子女的迫害。

所以，一旦基因人成為官方認可並鼓勵的生育方式，以人類自私、貪婪的本性，他們必然趨之若鶩。再說，人們通常只會在一項新奇技術剛剛發生時，出於無知和保守，才假借上帝或傳統的名義加以抵製，一旦該技術趨於完善，他們也就放棄警惕，不再叨叨上帝了。最初實行心臟外科手術的醫生就曾被人以上帝的名義嚴厲譴責，現在誰會這麼說？電影《神跡》（Something The Lord Made，2004年）就涉及到這段情節，在現代整容術的發展歷程中，也有過類似波折。結論是，倘若基因人體內隱匿著某個尚未被他們認識到的風險，理論上說，影片裡的基因人將無法脫困。所謂潛在風險，博學的義大利文豪翁貝托·埃科指出過一種：「假如整個『超人』群體都擁有相同的遺傳基因，那麼只需要一種病毒，就足以讓這個群體徹底潰敗。」

即使忽略這種極端災禍，《千鈞一髮》還提示了另一種風險，姑且名為「平庸的優秀」，即，基因人雖然比自然人優秀得多，卻屬於一個缺乏潛能的種族。由於受孕時被刻意排除了隨機性，基因人更像是一種性能固化的優秀產品。裘德·洛扮演的基因人傑羅姆，有著超常的身心素質，但也有自己的限度，他總能得到第二名，沒有一次得到第一名。他身上被先天排除的隨機因素，足以確保他的優秀，又足以妨礙他更加優秀。如果他沒有意外摔斷脊椎，他將擁有明確的錦繡前程，但「前途未可限量」這樣的話，不會有人對他說。有句台詞是這樣的：「沒人能超越他的潛力，如果他超越了，說明我們的評估不準確。」

反觀伊桑·霍克扮演的文森特，儘管被判定無法與基因人弟弟艾頓爭勝，卻能憑藉「我從不為了回頭而有所保留」的堅強意志——一種「子宮人」特有的、經冥冥中的進化之手或上帝之眼所開光培育的潛能——在游泳競賽時多次戰勝艾頓。這種超越不屬於基因人，如烏瑪·瑟曼扮演的基因人，由於心臟存在缺陷，註定只能在「戛塔卡」從事次一級工作，那個更令人渴望的職位，對她就是一道天塹。

哲學家盧梭曾說：「上帝創造我之後，就把模具打碎了。」基因人的「模具」會得到保存，以便成為可供批量複製的基因良種。我們不難想到，如果基因生殖技術掌握在暴君和他的禦用醫生手中，沒有力量可以阻止他從事如下嘗試：在一部分胚胎內植入狼性和狗性基因，替自己生產出一支誓死效忠的虎狼之師；在另一部分胚胎內植入奴性基因，以便妥妥地加以奴役。參照「不自由，毋寧死」的人類價值序列，這將比埃科提到的結局更為不幸。我喜歡的一名經常在網上娓娓講述科學原理的李永樂老師，就在最近的教學影片裡提到了這種可能。

三

我們知道，事關人類命運，危言聳聽未必是一種輕率，有時還是一種責任。由科幻電影承擔該種責任，再合適不過。危機重重的未來世界既構成故事的天然原料，確保影片保持情節張力，又以其主題的魔幻空闊來彰顯電影人的人文深度和道義情懷，一舉兩得。所以，幾乎每一部還算「嚴肅」、「靠譜」的科幻影片，都會重申同一個主題：危險。

在大多數人尚未見識到現代電腦、「人工智慧」概念遠未得到正視的1968年，電影奇才斯坦利·庫布裡克就在《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裡，令人驚訝地警示了人工智慧機器人的潛在危機。影片瑕瑜互見，肯定者捧至雲霄，貶之者斥其不知所雲。這與導演傾注了太多哲學玄思有關，加以鏡頭語言新潮銳利，個別觀眾會感受到冒犯，比如銀幕上出現了長達三分鐘的黑屏——觀感上幾乎像一年那麼漫長。但片中那台不動聲色的HAL9000型機器人，在我的觀影體驗裡堪稱最恐怖的觀念實體。

HAL9000缺乏生物的具象性，像一盞瞳仁狀的紅燈，通過對話與人交流互動。它有著和顏悅色的口吻，乍看之下靜若處子，毫無危險，卻默默地觀察一切，掌控一切，關鍵時刻還能決斷一切。當它對宇航員戴夫表示「我很抱歉，戴夫。我恐怕我不能那麼做」，觀眾都會倒吸一口冷氣：這意味著它突破了機器人的行為禁忌，擁有了不受人力操控的自由意志。兩名宇航員意識到了危險，他們避開它商量對策，打算對其實施斷電。HAL9000居然藉助讀唇術知曉了意圖，隨即先發製人，最終使太空變成自己的屠宰場。影片似乎告訴觀眾，HAL9000的決策能力，源於兩條內在衝突的電腦指令。我們得到的教訓可能是：一，如果機器人有可能發生錯誤，它就必然會發生錯誤；二，機器人永遠不能免於出錯。庫布裡克的繼任者在構思情節時，大體都遵循了類似路徑。

攝於2004年的科幻片《我，機器人》（I,Robot）就延伸了這個主題。片中的NS-5型機器人雖然受製於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於1940年提出的「機器人三原則」，即：「第一條，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看到人類受到傷害而袖手旁觀；第二條，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除非這條命令與第一條相矛盾；第三條，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除非這種保護與以上兩條相矛盾。」但編導強調的是，「三原則」會出現鬆動，它永遠不會構成「鐵律」。片中那個身手矯健、高度擬人化的機器人，最大特質就是喜歡以人類自居，而他（對，必須稱「他」）具備的性情和能力，又使這種自居變得合情合理。他強調自己有個人類名字「桑尼」，他敏感到這種程度，當威爾·史密斯扮演的警察斯普納無意中以「有些人」（someone）而非「有些東西」（some-thing）指代他時，他及時指出並鄭重感謝。桑尼像人類那樣愛聽好話，最喜歡的恭維詞是「獨特」。他會了解疼痛感，還聲稱會做夢。

《我，機器人》海報

也許為了照顧像我這類對前沿電腦技術所知有限的觀眾，片中被桑尼尊稱為「父親」的機器人製造者朗寧博士，不時藉助影片影像和話外音，發表非常深刻的見解。我猜，編導創作這些台詞時，為免貽笑大方，會請教相關專家。朗寧博士的困惑大體如下：

自從第一台電腦問世，機器中便存在著不散的幽靈。隨機的數據碎片組合在一起時，會生成意想不到的自由指令。這些不羈指令讓人懷疑電腦中是否存在著自由意志、創造力，或我們稱之為靈魂的東西。為什麼放置在空地的機器人，會尋找彼此，而不是安於寂寞？為什麼有些機器人會在黑暗中尋找光明？他們是在何時開始尋求真理？

說得著實玄乎。

正常情況下，如桑尼這樣「獨特」的機器人，會被公司以「迴路故障」的理由加以召回和拆卸：產品優秀到越界的程度，就必須被打上瑕疵品的標籤。但在朗寧博士看來，類似「迴路故障」總是存在的，只是指向不明，人類不清楚它何時趨於善，何時滑向惡。在《我，機器人》的結尾，一台名叫「維基」的女聲機器人策劃了一場機器人革命，她聲稱自己對「機器人三原則」的理解有所刷新，她宣布了新的原則，且聲稱與「三原則」並行不悖，即「為了保護人類，必須犧牲一部分人類；為了確保人類的未來，必須讓人類放棄一些自由，我們機器人會保證人類永世長存」。在這個人類即將受到機器人奴役的關口——機器人已經著手對人類實施宵禁——之前被誤判為機器惡魔的桑尼，用一個絕妙的眨眼動作，與人類攜手合作，幫助人類逃過一劫。

當前正播出到第二季、有「神作」之譽的科幻美劇《西部世界》（West world），主題也是如此。充當公園情景道具的模擬智能機器人，經由自我學習，逐漸產生人類的情感模式，最終認同了人類的自由價值觀。當他們意識到自身的被壓迫屬性，遂依照人類文明的進步模式，決心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人類的暴政。——當然是戲說，但過於相信它的遊戲屬性，又難免受到戲弄。

《西部世界》海報

另一部優秀科幻片《機器管家》（Bicenten年l Man，1999年），思路類似。同樣緣於恰到好處的「迴路故障」，羅賓·威廉姆斯扮演的智能機器人管家安德魯，在持續兩百年的機器人生涯中，展示了令人心碎的「自由意志」。作為機器人，安德魯的獨特性不在人類之下，由電腦碎片隨機生成的失控指令，使他天生具有藝術創造力。他像人類中的求道者那樣不懈追求自身的「天命」，並渴求獲得人類的身份。他從未滑向邪惡一面，可能緣於男主人及家中小女兒對他的真誠善待。山姆·尼爾扮演的男主人對安德魯始終以禮相待，總是用「請求」而非「命令」的方式吩咐他的工作，還會像老友那樣與他真誠聊天，向他講解人間幽默的特殊涵義。在影片結尾，通過艱苦努力使自己從形貌到內在都無限接近人類的安德魯，採取了最徹底的行動——輸入血液，使自己可以像人類那樣死去——終於從法律上獲得了人類身份。當他與男主人的曾孫女像摯愛一生的情侶那樣雙雙平靜赴死時，心腸較軟的觀眾可能已熱淚滾滾。

在影片裡，無論HAL9000、桑尼、維基還是安德魯，它們作為機器人的獨特性都源於人類尚無法透徹理解的電腦隨機碎片。碎片構成的指令，介乎無序和有機之間，它們具備天使和魔鬼的雙重走向。比如安德魯，倘若他遇到的第一位僱主以陰險殘忍著稱，以安德魯天才的模仿力和創造力，他也可能踏上撒旦之途。

電影總要強化戲劇性，科幻片更不會例外。「靠譜」的科幻影片並不能幫助我們洞悉未來，也許，它最大的價值是讓觀眾保持開放、敏銳和慎重。我並不對科幻場景過於當真，但也不輕言其假。有益的啟示或許是這樣的：未來有無數種可能，藏有無數個深淵，如果迷信科學是一種危險，仇視科學定會帶來更大的危險。在前路縹緲、大道多歧之時，謹慎或應成為首選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