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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產品和要素市場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

  【中國的高增長究竟來自於哪裡?——奇跡解釋之一】周天勇:現有經濟理論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困惑

  【中國的高增長究竟來自於哪裡?——奇跡解釋之二】周天勇:大力度改革開放推動全要素生產率高速增長

  【中國的高增長究竟來自於哪裡?——奇跡解釋之三】周天勇:全要素生產率:3/4源自改革,創新隻佔1/4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的高增長究竟來自於哪裡?——奇跡解釋之四

  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下同)。改革開放前,城鄉勞動者出工不出力現象普遍,經濟產出投入大,浪費嚴重和消耗高,工農業生產質量水準低和淨產出少。1978年以後,一是承認物質利益。個人和家庭有自己的利益,破除了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重申按勞分配,激勵多勞多得。二是發展市場競爭主體。允許、培育和發展個體工、私營企業和工商戶,引進外資企業,改製中小型國有和集體企業,不同所有製經濟體共同發展。三是產品產銷市場化。一些計劃生產、統購統銷、行政定價的產品,先是實行產銷和價格雙軌制,逐步擴大市場調節和定價的比例。比如農村因其農產品市場化而土地和勞動也也得到了市場化的地租和收入。四是要素配置市場化。如農村勞動力可以流動到城市和工業中配置,還如城市中企業的勞動力可以雙向選擇,約定工作,進市場化進退;資金由銀行及民間借貸、資本市場等供給和配置。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度提高。

  筆者最樂觀估計,這一時期中國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均增長率1%。以亞洲生產率計算中國TFP增長數據減去估計的1%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得出要素市場改革獲得的TFP增長。數據來源:亞洲生產率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網站數據。

  因此,生產要素利用率提高獲得的 TFP,主要來源於分配體制的改善、國家與企業關係的理順、企業所有製結構的多元、經營體制機制的靈活、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方面,釋放被扭曲體制禁錮的要素生產力。 

  (一) 聯產承包:給自己所得提高的勞動生產率

  家庭勞動和土地使用權到戶,勞動力與土地要素組合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生產隊集體勞動時,分配吃大鍋飯,勞動者出工不出力;土地家庭聯產承包後,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在勞動力和土地要素投入數量沒有或者增加相對較少的情況下,產出水準卻大幅度提高。1977—1985 年,糧食播種面積從 120400 萬畝減少到 108845 萬畝,糧食產量卻從 28272萬噸增加到 37911 萬噸,即播種面積減少 9.60%,產量卻增加 34.09%。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和部分農產品由統購統銷向市場化銷售改革後,農民利益導向自主選擇擴大種植經濟價值高的農產品的土地面積,但是產出增長遠超出種植面積的增長,如表 2 所示。說明一定土地面積上的勞動效率也比改革前大幅度提高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計算,1978—1985 年,農業總產出增長 124.29%;投入部分中,農業耕地和園地增長-1.44%,有效灌溉總面積增長-1.14%,農業從業勞動力增長 5.21%,化肥施用量增長 63.47%,農業機械總動力增長 56.31%。然而,剔除價格因素,農業從業勞動力平均收入增長高達 904.42%。這樣,土地投入負增長應該影響該要素投入的農業增加值減少;農業勞動力每增長 1.00%,增加值增長 0.50%,勞動力投入貢獻的農業增加值增長也就2.60%左右;由於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增長的貢獻率權重估計為 15%左右。除去這些增長因素,可以看出,農業淨產出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時期,相當大的比重來自農業 TFP 的提高。當時農業裝備、育種等方面的技術進步有限,農業技術進步 TFP 大量地來自化肥施用;農業經濟體制改革 TFP 的比率大於農業技術進步 TFP 的比率,主要來自部門種植面積工作效率的提高。從農民淨收入是改革前 9 倍的數據看,除了部分農業技術進步所得外,農民主要獲得的是勞動和地租生產率提高帶來的收入。 

  (二) 績效分配·放權讓利·國有和集體企業所有製改革

  尊重不同經濟主體利益、放權讓利、重回按勞分配、推進城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體制機制改革,在廣義技術進步不顯著、要素投入數量不變或增長不多的情況下,要素利用效率卻大幅度提高,對經濟增長貢獻也以經濟體制改革 TFP 的形式體現出來。從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經及鄉鎮集體企業職工分配體制看,改革開放前不講勞動者利益,低工資、多就業、平均分配,職工出工不出力,一個人的工作需要幾個人做,使得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投入不少,產出水準較低。這既不是技術進步不足的問題,也不是要素投入不足的結果,而是由於乾多 乾少都一樣的機制下,職工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固定收入的動機和行為造成的。1978 年開始,實施了從強調工作無私奉獻和吃大鍋飯,向承認個人和企業利益觀念的轉變,從平均分配到績效工資獎金體制的改革,調動了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在勞動力和資本數量既定甚至減少的情況下,分不同行業,產量增加從 15%—40%。 

  從企業經營體制機制看,企業是國家的車間,生產什麽,生產多少,如何生產,怎麽分配,資金收支和產供銷,都由國家管理。企業沒有多生產、技術進步和提高質量的活力和動力。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特別是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後,由於產權不清和機制不活,國有大企業機制不活、債務很重、冗員過多、效益不佳;國有中小企業虧損面大,虧損額驚人;曾經機制靈活的鄉鎮企業也出現了體制複歸、機制僵化和產權糾紛等問題。實踐說明,各類企業改革無法一勞永逸,而是一個長期不斷體制轉軌的過程。 

  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和內容為:對於國有企業,不論大中小,普遍地進行了放權讓利和企業資產經營經濟責任製改革,國有大中型企業更是如此;理順政企關係,撤銷部委行業內企業直接管理體制,成立了國資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公司製改革,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還進行了股份製改造,有的上市成為公眾股份公司;對於高負債的資本結構,進行了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債務重組;對於企業辦社會,進行了企業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剝離。從整體看,對國有經濟結構進行了抓大放小、整合集中、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改革的結果,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和進入 90 年代,國有中小企業負債越來越高、虧損越來越嚴重、淨資產部分不斷縮水、效率日益低下;鄉鎮集體企業也遇到體制機制回歸老化和效率邊際遞減等問題。成了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經濟增長率放緩,特別是 TFP 增長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對國有中小企業又推行了資產經營承包經濟責任製等多種形式改革,後來又深化了城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股份合作製、股份製、拍賣和租賃等多種方式改革。諸城市的實踐證明,企業體制機制改革,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業投入的產出效率 。

  全國各地特別是江浙,與城鎮國有中小型企業改革一樣,對鄉鎮企業也進一步明晰產權,推進更深入的股份合作、股份製和其他形式的改革 。如 1994—1998 年,浙江省 61 264 家鄉鎮、村辦集體企業,完成改製的有 56 363 家,改製面達到 92%。2000 年,全省鄉鎮企業改製全部完成。由此可見,浙江省的鄉鎮集體企業體制改革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效。在各類企業體制不斷改革的過程中,計劃經濟管理逐步松動,供銷和價格方面實行了雙軌制,企業可以向計劃外市場生產和銷售一部分產品,直到產品產供銷基本市場化,並且逐步形成了企業多收、經營者和職工也多得的利益機制。企業作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者,體制的逐步理順和經營機制的改善,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在投入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 20 世紀後 20 年的產出。

  前面已述,2001—2010 年、包括 2012—2015 年,中國加入 WTO 融入經濟全球化,使得農業剩餘和低效率的勞動力更多地轉移配置到高效的城市和製造業中,跨國公司的大量湧入也使生產製造資本要素集中化和規模化,提高了資本的生產效率。因此,也在投入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產出。 

  (三)鄉鎮企業對戶籍管制和土地禁止交易扭曲的糾正

  鄉鎮企業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對土地非市場化配置扭曲的糾正,在余值加勞動力和資本兩要素投入結構的增長模型核算中,地租產出也被包含在了 TFP 之中。受當時戶籍和糧食供應控制,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但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使農業剩餘勞動力就地配置,得到了利用。並且與城鎮國有企業不同的是,改革開放後興起的鄉鎮企業,產品市場化銷售,勞動力能進能出,按勞動結果分配。1978—2002 年,鄉鎮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從 208.32億元增加到32385.80 億元,佔 GDP 比重從 5.66%提高到 26.61%。從核算來看,25 年間,勞動和資本產出(折舊加利潤)比分別為 29.10%和 40.08%,影子價格的地租部分估算為21.48%,而TFP增長率為 9.33%。

  實際上,從國家統計局對全國 GDP 投入產出核算的基礎看,因為土地不能通過交易配置,不能市場定價,也不可能與廠房機械合並進入固定資產。而農民集體或者個人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通過在土地上建設運營鄉鎮企業,糾正土地禁止交易的體制扭曲,通過產品市場化,實際上得到了土地的產出——地租。加上過去鄉鎮企業會計資料不完善、利潤所得盡可能少報、分配不記入會計明账等現象較為普遍,因而相當一部分土地的產出作為一種核算的殘差。就國民經濟運行的核算方面看,從分配法上進入了農民和集體的項下,從支出法上變成了他們的消費、儲蓄和投資,而從生產法上實際最後隱含在了 TFP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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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經濟增長: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基於二元體制改革視角對中國增長奇跡的一種解釋”,《財經問題研究》2021年3月9日首發於中國知網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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