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是一個中國人很熟悉的歷史典故。該典故的基本情節是這樣的：
“商紂王腐敗殘暴，耗盡國力對外征伐，同時修築豪華宮殿，對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還施用酷刑殘害人民。於是周武王聯合其他諸侯，共行天罰，與商軍在牧野決戰。商軍痛恨紂王，陣前倒戈，周軍兵不血刃滅了商朝。”
這個帶有強烈道德說教色彩的故事，主要取材於《史記》。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記載的商周鼎革，並不是這種面貌。
一、商、周衝突已久
《史記·殷本紀》裡記錄了一個傳說：商朝國君武乙，曾褻瀆周人信奉的天神。後來，武乙在黃河與渭水之間打獵，被天雷給劈死了。黃河與渭水之間，是周人統治的核心地區，武乙被雷劈死在這裡，意味著他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懲罰。
傳說之中的情節未必是史實，但傳說的存在仍可以傳遞出某些信息。在日本學者白川靜看來，周人有一種“對天的信仰”，武乙在周地被雷劈死的傳說，“可視為其宗教糾紛的表現”，透露出周人和商人之間曾因宗教問題發生過激烈的衝突。先秦史學者許倬雲則認為，在這個傳說裡，武乙跑到周人的地盤上打獵，“多少有以兵威鎮懾周人”的用意，他被雷劈死的結局太過古怪，有可能是為了掩蓋他的真正死因。
不管真實情形如何，“武乙在周地被天雷劈死”這個傳說，至少可以說明商、周之間早已存在矛盾。
另據古本《竹書紀年》，商君武乙統治期間，周王季歷在位。他率領周人，不斷對外開疆拓土。先是奉商的命令，去征討西北的鬼方，歸來後得到了商君武乙的賞賜，“賜地三十裡、玉十轂、馬八疋”。之後又率軍征討戎狄，因功被信任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為“牧師”，也就是諸侯之長。文丁七年，季歷率軍“伐始呼之戎”，勝利而歸；文丁十一年，又率軍“伐翳徒之戎”，俘虜了敵方的三名重要官員。周人的不斷擴張，讓商人倍感威脅。商君文丁遂設法囚禁了季歷，然後又殺死了他。
季歷死後，長子姬昌即位，也就是後世通稱的周文王。姬昌繼續擴張周的勢力，且在商君帝乙二年，發動過一次意在復仇的伐商戰爭。帝乙選擇與姬昌聯姻作為安撫手段，化解了這場衝突。帝乙死後，紂王即位，封姬昌為“西伯”，即西部諸侯首領。再後來，姬昌觸怒商王，一度被囚禁在了羑裡。脫離囚禁回國後，姬昌繼續維持對商的表面臣服，同時積極擴張，先後滅了密、黎、邘、崇等諸侯。
二、「替天行道」不如「解決饑荒」可信
按照《史記》的描述，周武王率軍伐紂是在替天行道。
為凸顯“天道在周”，太史公記錄下了“孟津觀兵”這樣一個故事。其基本情節是：周武王與各路諸侯率軍在孟津相聚，其他諸侯都說“紂可伐矣”，是時候討伐商紂了，周武王卻回應說天命未到，“未可也”。直至兩年後，商紂殺害比乾、囚禁箕子等一系列惡行傳來，周武王才遍告諸侯，說“殷有重罪”，已到了不能不討伐的地步，繼而打出了“共行天罰”的旗號。
這段故事，在事理上有許多不可理喻之處。一者，“孟津觀兵”本就是為了伐紂，即便只是“軍事演習”，也仍形同對商的一種武力挑釁。二者，周及諸侯之軍群集孟津並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論局勢瞬息萬變，此刻的盟友一年後、兩年後未必還是盟友，單就人力物力的消耗而言，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周武王率性擅自解散聯軍，既等於放任敵人充分備戰，也等於無故消耗盟友國力，幾與“烽火戲諸侯”不相上下。鑒於“孟津觀兵”一事在《史記》之前不見於典籍，事理邏輯又如此不同，其真實性可以說相當可疑。
如果替天行道、共行天罰之說不成立，武王伐紂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麽？
《左傳·僖公十九年》中，記錄了一個很重要的史實：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民國歷史學者張蔭麟，據此在其《中國史綱》一書中推測認為，牧野之戰很可能是一場“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
考古發現證實，商末氣候惡化，確曾發生過乾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發掘的墓葬和水井，呈不斷加深的傾向，這說明地下水位在持續下降。在甲骨文中的卜辭裡，也能見到：自商君文丁開始，商人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在此之前，商人一次祭祀所使用的牲畜，往往會有數十乃至數百頭。牲畜的減少，或許正與氣候乾旱水草退化有關。古本《竹書紀年》裡的“洹水一日三絕”，《國語》裡的“河竭而商亡”等記錄，似也與上述氣候變化相吻合。
長期研究西北歷史環境的學者王暉與黃春長認為，乾旱迫使商人向東南發展，也迫使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資源較充足的地方遷徙。資源短缺帶來的競爭，最後引發了商周之間的牧野決戰：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戰發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導火索是為了解決因旱災發生饑荒的生存危機，是周人為了尋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舉動。”
“解決饑荒”之說，雖不是百分百的定論，但它有史料和考古佐證，也符合事理邏輯，顯然要比用道德說教構築起來的“共行天罰”之說更為可信。
三、兵不血刃只是幻象
為了凸顯“天道在周”，《史記·周本紀》裡還記錄了一則“商軍倒戈”的故事，說聯軍來到牧野時，商軍全都沒有戰鬥的欲望，反希望周武王趕緊入城滅了商紂。這些人“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紛紛調轉兵器的方向，去給滅商聯軍帶路。
民國史家呂思勉認為，商君倒戈的內容並非史實，而是太史公為了對後世的統治者做道德說教，自己加上去的。他更相信《逸周書·克殷》裡對牧野之戰過程的記述。那裡面說：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
周人與商人競爭交惡，已有至少四代人的歷史。商人不會對周人掉以輕心，周人也不會幻想商人會擁戴周武王。相較之下，《尚書·武成》說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春秋文耀》說“牧野之戰鬼哭”，這些與《史記》大相徑庭的記載，顯然要更合情理。
先秦知識界否認牧野之戰“血流浮杵”，大約始於孟子。因為渲染武王伐紂兵不血刃，有助於佐證孟子一派“仁者無敵”的政治理念。
其實，孟子否定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理由，可謂簡單粗暴。他在《盡信書不如無書》篇裡說，完全相信《尚書》，那就還不如沒有《尚書》，對《尚書.武成》篇裡的記載，我隻信其中的兩三塊竹簡。最不信的，就是裡面說牧野之戰血流漂杵：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的用意是好的。他想要用“仁人無敵”這樣的說辭，來誘使自己所處時代的君王們，都來做仁者，不要做暴君。但他的論證卻毫無邏輯可言——“仁人無敵”是一個需要被證明是否成立的結論，並不能直接拿來做論據，進而否定牧野之戰的血流漂杵。孟子玩了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牧野之戰周武王兵不血刃”證明了“仁人無敵”；“仁人無敵”證明了“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是不可能的”。
鑒於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有太多仁者被殘暴者擊敗的案例（當然，這並不是說紂王是仁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裡，尖銳批評過孟子的上述論斷。他直言，“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較之道德說教構築的兵不血刃幻象，梁啟超更願意相信《逸周書》裡所記載的“武王殘暴之狀”。
因為後者更合事理邏輯，在歷史上更常發生。
注釋
《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20頁。
（日）白川靜：《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頁。
許倬雲：《西周史》，三聯書店1994年，第86頁。
白光琦：《先秦年代續探》，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0頁。
張萌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頁。
王暉、黃春長：《商末黃河中遊氣候環境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
呂思勉：《讀史劄記 上》，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11、112頁。
蘇德榮：《武王伐紂研究》，中國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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