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時尚先生》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現在是時候拆分亞馬遜、谷歌、Facebook和蘋果了。作者為SCOTT GALLOWAY，文章由36氪編譯。
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現在這種情況，四家公司主宰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谷歌。我們喜歡自己漂亮的手機和一鍵獲取的服務，從而讓這些龐然大物享受著不受約束的經濟支配地位，並囤積了自鍍金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財富。我們應該怎麽辦？唯一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必須“肢解”這些大型科技公司。
一、
我從這些大型科技公司中受益匪淺。我在1992年創辦了一家名為Prophet的谘詢公司，幫助其他公司在被谷歌重塑的新環境中尋找方向。1997年，我與人聯合創辦了高端電子商務公司Red Envelope，如果沒有亞馬遜點燃市場對電子商務的興趣，它就永遠不會走出嬰兒床。我在2010年創立的L2，則誕生於移動和社交浪潮，企業需要一種方法來衡量它們在新平台上的表現。
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另一個層面上給我帶來了好處。 在我的投資組合中，亞馬遜和蘋果股票的增值，讓我的家庭經濟狀況在大蕭條期間恢復過來。而且，亞馬遜現在是我在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的品牌戰略和數字行銷課程的重要生源。這些公司都是很好的合作夥伴、客戶、投資標的等等。在過去20年裡，我的經歷和對這些公司的研究讓我得出了一個獨特的結論：是時候“肢解”這些大型科技公司了。
在過去的十年裡，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谷歌，我稱之為“四大”，擁有的經濟價值和影響力，比歷史上幾乎任何一個商業實體都更大。總的來說, 它們擁有2.8兆美元（譯注：截止2月23日收盤，市值已經達到2.9兆美元）的市值(相當於法國的 GDP) ，在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前50名中佔了24%的份額，接近於2001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所有股票的價值。
它們有多大？想想看，市值5910億美元（譯注：截止2月23日收盤，市值已經達到7261億美元）的亞馬遜對股票市場的價值要高於比沃爾瑪、 Costco、 t. j. Maxx、 Target、 Ross、 Best Buy、 Ulta、 Kohl's、 Nordstrom、 Macy's、 Bed Bath & Beyond、 saks / lord & Beyond、 saks / lord & Beyond、 Dillard's、 JCPenney 和 Sears 的總和。
與此同時，Facebook和谷歌（現在稱為Alphabet）在一起市值超1.3兆美元。你將世界前五大廣告公司（WPP、Omnicom、Publicis、IPG和Dentsu）以及五大媒體公司（迪士尼、時代華納、21世紀福克斯、CBS和Viacom）合並後，但仍需加上五大通信公司（AT&T、Verizon、Comcast、Charter和Dish），才能達到谷歌和Facebook市值的90%。
那蘋果呢？市值接近9000億美元的蘋果是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更值得注意的是，該公司的利潤率為32%，接近奢侈品牌Hermès（35%）和法拉利（29%），遠超電子產品的同行。2016年，蘋果帶來了460億美元的利潤，比其他任何一家美國公司都要多，哪怕是摩根大通、強生和富國銀行也沒有達到這個水準。更重要的是，蘋果的利潤超過了可口可樂和Facebook的收入。
四大的財富和影響力是驚人的。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格局？
正如我在我的書《The Four: The Hidden DNA of Amazon, Apple, Facebook, and Google》（相關書摘以及書評）中所寫的那樣，想要打造一家像谷歌、亞馬遜、Facebook和蘋果那樣擁有主導地位和影響力的公司，唯一的途徑就是吸引一個核心的人體器官，讓其能夠本能地採用這個平台。
谷歌：對我們的大腦有吸引力
我們的大腦已經足夠成熟，可以提出非常複雜的問題，但無法為這些複雜問題找到答案。自從智人從洞穴中出來後，主要依靠祈禱來彌補二者之間的差距：我們把目光投向天堂，提出一個問題，等待一個更聰明的存在給出回應。“我的孩子會沒事嗎？”“誰會來攻擊我們？”
隨著西方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有組織的宗教在我們的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了。 但問題和答案之間的差距仍然存在，這就創造出了一個機會。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疏遠傳統宗教，我們開始把谷歌看作是即時的、無所不知的先知，能夠給我們提供從瑣碎到深奧的問題的答案。谷歌是我們現代的上帝。谷歌對大腦有吸引力，能夠向每個人提供知識，無論其背景或教育水準如何。如果你有一部智能手機或者能夠連接到互聯網上，你的祈禱總是會得到回應：“我的孩子會沒事嗎？”、“哮喘的症狀和治療......”、“誰會來攻擊我們？”、“擁有核武器計劃的國家......”
回想一下你在谷歌搜索框裡填入的每一個恐懼、每一個希望、每一個渴望，然後問問自己：還有人會比谷歌更了解你嗎？
FACEBOOK:對我們的心髒有吸引力
Facebook吸引了人們的心。感覺到被愛是幸福的關鍵。對羅馬尼亞（Romanian）孤兒院中身心發育不良的兒童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這種發育不良並不是因為營養問題，而是因為缺乏人類的情感。 我們這種物種的一個特徵是，我們需要去愛, 就像我們需要被愛一樣。
發展心理學家蘇珊·平克（Susan Pinker）對意大利的撒丁島（Sardinia）進行了研究，那裡的百歲老人的普遍程度是意大利的六倍，是北美的十倍。平克發現，在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中，薩丁島人強調親密的人際關係和面對面的交流是他們長壽的關鍵。其他研究也發現，長壽的決定性因素不是遺傳，而是生活方式，尤其是我們社會關係的強度。
Facebook為其21億月活躍用戶提供了工具，以滿足我們愛別人的需要。重新與我們的高中同學建立聯繫是令人滿意的。知道我們可以和離開的朋友保持聯繫也能讓人非常開心。它只需要幾分鐘時間，給一張嬰兒照片上點“讚”，或者對一個朋友發自內心的帖子做一個簡短的評論，就能加強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友誼和家庭關係了。
亞馬遜：對我們的腸胃有吸引力
就像視覺之於眼鏡、聽覺之於耳朵一樣，不知足的感覺更多的對應於我們的腸胃。我們在心理上渴望更多的東西，就像腸胃在放縱的一頓飯後渴望更多的糖，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最初，這種本能是為了自我保護而運作的：因為食物太少意味著饑餓和死亡，基本上沒有什麽時候能夠有太多的食物。但現在打開你的衣櫃或者櫥櫃，你可能會發現自己仍舊需要很多東西，可能是現在的十到一百倍。理性地說， 我們知道這是沒有意義的，但是社會和我們的大腦進化，沒有超越我們總是覺得我們需要更多東西的本能。
亞馬遜是消費者自我的腸胃。它儲存營養並將其分配到64%的美國家庭（Prime會員）的心血管系統中。它採用了商業史上最好的策略——“以更少的代價獲得更多”——並且比歷史上任何一家公司都更有效率地部署了它。
蘋果：對我們的生殖器官有吸引力
生存下來後的第二強大的本能是繁衍後代。作為性生物，我們想要表現出我們是多麽的優雅、聰明和有創造力。我們想要發出相關的信號。性是非理性的, 奢侈也是非理性的，蘋果很早之前就知道，吸引我們的需求，進而提高它的利潤率是可取的——通過在《Vogue》上刊登廣告，在產品發布上邀請超級模特，並將實體店作為品牌的玻璃殿堂。
一台戴爾的電腦可能功能更強大，速度更快，但它並不能像蘋果的MacBook Air那樣，代表所有者處於一個創新階層。同樣，iPhone也不僅僅只是一部智能手機。消費者不會因為對面部識別技術充滿熱情，從而花1000美元購買iPhone X。他們想要借此暗示他們生活得很好，欣賞藝術，有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對其他人來說，這是一個信號：你和我交配生育的孩子，比你和一個拿著Android手機的人交配生育的孩子存活下來的可能性更大。畢竟，iPhone用戶的平均收入比Android用戶高出40%。與 iOS 平台上的人交配是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徑。
大腦、心髒、腸胃和生殖器官：通過對這四個器官的吸引，“四大”將它們的服務、產品和作業系統深深地植入我們的心靈。它們讓我們變成更有洞察力和更挑剔的消費者。那麽，對消費者有利的就是對社會有益的嗎？
是也不是。“四大”在我們的生活中擁有如此多的權力，如果其中一個或更多的消失，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想象一下，如果你不能擁有一部iPhone，或者不得不使用雅虎或必應搜索，或者失去你在Facebook上發布的數年的記憶。如果你不能在亞馬遜應用上買次日送達的東西，那該怎麽辦？
與此同時，我們已經把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交給了一些矽谷的高管，我們已經開始談論這些公司的缺點。隨著“四大”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人們的內心裡開始出現一種擔憂——甚至是怨恨。多年後，我們終於開始考慮政府或某人提出的應該踩刹車的建議。
並不是所有的論證都具有同樣的說服力，但在我們找到真正的理由之前，我認為我們應該拆分大的科技公司，這是值得重申的。
二、
大型科技公司從最初的“流氓”——微軟——的罪惡中吸取了教訓。這位巨人有時似乎覺得，是時候開始軟化公眾和監管機構中自己的形象了。與此相反，“四大”則大肆宣傳年輕人和理想主義的形象，同時也宣揚了技術在世界範圍內的潛力。
這種情緒是真誠的，但大部分都是精明的。通過吸引一些比利潤更重要的東西，這四家公司能夠滿足員工對所謂的“目的導向”的公司日益增長的需求。大型科技公司在車柯瑞修修補補的神話深入到了美國人對科學和工程的崇敬之中，這可以追溯到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計劃。最重要的是，這些公司含糊而高尚的聲明——“另類思考”（Think Different）、“不作惡”（Don’t Be Evil）——提供了終極的幻想。政治進步人士通常被認為是善意但軟弱的形象，這一形象為那些正變得強大的公司提供了完美的掩護。
這些公關活動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但很令人失望的是，這些看起來像個完美紳士的人實際上只是因為你的錢（點擊）才和你在一起。
以我作為一些早期互聯網公司的創始人的經驗來看, 為四大公司工作的人並不比其他成功公司的人更邪惡。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聰明，也更幸運，但就像他們之前的父母一樣，大多數人只是在努力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當然，他們中的許多人會樂於幫助人類。但是，在社會改良和特斯拉的選擇中，大多數人會選擇特斯拉——而特斯拉在帕洛阿爾托的經銷商也做得很好。這會讓他們變得邪惡嗎？當然不會。它只是讓他們成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營的營利性公司的雇員。
我們的政府每年的預算大約是GDP的21%，這些錢用來保持公園的開放和軍事裝備。大型科技公司是否付出了應有的代價？大多數人會說不。從2007年到2015年，亞馬遜隻支付了13%的稅收，蘋果支付了17%，谷歌支付了16%，Facebook隻支付了13%。相比之下，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平均稅率為27%。
所以，是的，這四大公司確實在避稅......你也是。它們很擅長這個。以蘋果為例，它利用會計手段將利潤轉移到愛爾蘭等地區，從而降低了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的稅收。 截至2017年9月，該公司在海外持有2500億美元，這是一筆幾乎不需要繳稅的資產，但其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海外。這意味著一家美國公司在海外持有足夠的現金能夠收購迪斯尼和Netflix。
蘋果並不是唯一一家。通用電氣也在大規模避稅，但我們對此並不憤怒，因為我們不喜歡通用電氣。這裡的錯誤在於我們，以及我們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我們需要簡化稅法——複雜的規則往往有利於那些有能力利用它們的人——我們需要選舉官員來執行。
三、
四大公司對工作的破壞也是值得重視的，甚至令人恐懼。Facebook和谷歌在2017年的營收可能會增加290億美元。為了執行和服務這些額外的業務，它們將創造20000個新的高薪職位。
但硬幣的另一面則沒有那麽閃亮。廣告——無論是數字廣告的還是模擬廣告——是一種低增長（日益平緩）的業務，這意味著該行業基本上是零和的。谷歌不會再從市場份額的增長中來賺取1美元了，它賺的錢都是從其他公司那裡“搶來”的。如果我們用五大媒體服務公司（WPP、Omnicom、Publicis、IPG和Dentsu）作為其行業的代表進行估算的話，290億美元的收入需要219000名傳統廣告專業人士來提供服務。這意味著，將有199000名創意總監、廣告文案和機構主管要決定“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在一起”。
過去的成功的公司比今天佔據新聞頭條的公司雇傭的人要多得多。在2017年股價上漲之後，寶潔的市值為2330億美元，員工人數為9.5萬人，相當於每名員工240萬美元。英特爾是一家新經濟公司，它的資本可以更有效率，它的市值為2090億美元，雇員人數為10.2萬人，相當於每名員工210萬美元。與此同時，成立於14年前的Facebook號稱擁有5420億美元（譯注：截止2月23日收盤，市值為5324億美元）的市值，員工人數僅為2.3萬人，相當於每名員工2340萬美元，是寶潔和英特爾的十倍。
當然，我們以前也見過這樣的情況。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麽擅長的公司。Uber設立了一個新的（低）標準，它680億美元的估值，只有1.2萬名員工，相當於每名員工570萬美元。
但是，一個叫車的公司實際上需要大量的司機，Uber通過創造一個雙層勞動力模式來管理它，並提供了一個新的分類：“司機-合作夥伴”，換句話說，司機就是承包商。將他們排除在工資單之外，意味著 Uber 的投資者和1.2萬名白領員工不會與其"合作夥伴"分享公司680億美元的股權。此外，Uber還不會給他們支付健康或失業保險的費用，更不用說提供帶薪休假了。
大型科技公司對工作的破壞，使得這些公司應該支付其合理的稅收份額變得更加有力，這樣政府就可以通過再培訓和社會服務來緩解其帶來的影響了。然而，我們應該小心，不要讓就業破壞成為乾預的唯一催化劑。從農民到工廠工人，從工廠工人到服務工人，再到技術工人，工作崗位的更替和生產力的提高都是美國創新故事的一部分。
四、
讓你的公司變成外國對手的武器，從而來破壞我們的民主選舉過程是很糟糕的, 真的很糟糕。在2016年的大選中，俄羅斯在Facebook上宣傳了大約3000條政治廣告。捏造內容被1.26億用戶看到。並不止於此——俄羅斯軍事情報機構 GRU 最近采取了一種新的方式來製造混亂。即使在選舉之後，GRU也使用Facebook、谷歌和Twitter來煽動種族暴力。這些平台很少或根本沒有投入任何資金或努力去阻止它。GRU用盧布在Facebook上購買廣告：從字面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個危險信號。
如果你是一個有海灘或游泳池的鄉村俱樂部，從短期來看，不需要救生員看起來更加有利可圖，但這種商業模式存在風險。Facebook依賴於算法，為它節省了大量的資金。期待大型科技公司將必要的資源分配給社會公益，這與埃克森美孚將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發揮長官作用的想法是類似的。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然而，去年11月，當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理查德•伯爾(Richard Burr)懇求 Facebook、谷歌和Twitter的法律顧問,“不要讓民族國家破壞我們的未來，你們是最前線的防禦者。”這代表了我們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我們的民選官員把我們的國防交給那些商業公司。
它們應該成為我們對抗敵人的前線嗎？
讓我們明確一點，我們的前線防禦必須是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而不是祖克柏。
五、
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聯邦政府官員面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時候。為了贏得亞馬遜的第二總部，芝加哥的州政府和市政府官員提議，讓亞馬遜保留13億美元的員工工資稅，並在公司認為合適的時候使用這筆錢。沒錯：芝加哥提出將其稅務權轉讓給亞馬遜，並委託西雅圖公司以最適合芝加哥居民的方式分配稅收。
政府的投降只會變得更糟。如果你想要生產冰淇淋，並將其賣給兒童，你必須接受大量昂貴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測試，並提供詳細的標簽，列出食物的成分、熱量和糖的含量。但在Instagram的用戶協定中包含了哪些警告標簽呢？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交媒體平台正在使青少年更加抑鬱。問問你自己：如果冰淇淋讓青少年更容易自殺，我們會不會聳聳肩，在矽谷的晚宴上讓Dreyer的CEO坐在總統旁邊？
如果你不相信這些平台會讓人上癮，那就問問自己，為什麽美國青少年每天平均要花5個小時盯著連接到互聯網上的螢幕？社交媒體帶來的各種反饋，讓我們像對待老虎機一樣查看通知，而研究表明，兒童和青少年對這些平台所培養的多巴胺的渴望特別敏感。很多科技公司的高管都說他們不讓孩子接觸這些設備，這並非偶然。
所有的這些擔憂都是合理的。哪怕是其中的一個，就足以證明，拆分大公司是合理的。以下是我認為應該把四大公司拆分的原因。
經濟目的
范德比爾特法學院的教授甘尼什·西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認為，美國需要中產階層，即憲法的設計是為了讓我們的代議製民主能夠平衡地分享財富。如果富人擁有太多的權力，就會導致寡頭政治。如果窮人有太多的權力，就會引發一場革命。因此，中產階層需要成為引導美國民主平穩運行的方向舵。
我認為，經濟（以及它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創造並維持中產階層。從1941年到2000年，美國中產階層是世界歷史上最善良的資源之一。美國中產階層資助、戰鬥並贏得了良好的戰爭；照顧老年人；資助治療小兒麻痹症；把人送上月球；並向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展示了，自身利益以及它所激發的消費和創新，可以成為社會和經濟轉型的引擎。
經濟的螺旋式上升取決於家庭和企業之間的循環流動。家庭提供資源和勞動力，公司提供商品和工作。競爭激勵著更好的產品的發明與發布。大型科技公司創造了巨大的利益相關者價值。那麽，為什麽我們幾十年來第一次目睹其他國家的中產階層壯大，而我們的中產階層卻在減少呢？如果一個經濟體不能維持中產階層，以及它所培育的社會穩定，那麽我們的經濟就會失敗。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三十年裡，美國的生產力有了巨大的進步。我們很難否認，美國消費者在各個層面上已經成為自由世界的羨慕對象。然而，生產力的提升和消費者對現代社會的高度的提升，已經形成了一個反烏托邦，我們用高薪工作和經濟安全來換取一個小時內交付的強大的手機和椰子水。
這是怎麽發生的？自2000年以來，企業和投資者都愛上了那些用技術代替人的公司，這使得公司的快速增長和巨大的利潤率得以實現。這些巨額利潤吸引了廉價資本，使該行業的其他部分變得軟弱無力。舊經濟公司和剛起步的公司都沒有機會。
其結果是，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人而言，這都是一個贏家通吃的經濟體。社會正在出現兩極分化。一個偉大的想法會讓二十來歲的人成為風險投資的寵兒，而那些普通的，甚至只是不幸的人（我們大多數人），都不得為退休而努力工作。
成為億萬富翁或者百萬富翁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令人痛苦的是，在過去30年裡，看不見的手一直在壓榨中產階層。自大蕭條以來，30歲的年輕人第一次沒有父母30歲時那麽富裕。
我們應該關心這些情況嗎？如果這些創新的偶像是我們需要保持經濟健康的顛覆者呢？我們該怎麽辦？難道沒有機會讓我們帶著更強的經濟和更高的工資通過隧道的另一端嗎？已經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沒有發生。事實上，這種兩極分化效應似乎正在增強。這可能是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很多人會說這是我們生活的世界。但是，世界不是我們所創造的嗎？我們已經有意識地將美國的使命從產生數百萬的百萬富翁轉移到創造億萬富翁。Alexa，這是一件好事嗎？
市場正在失靈，無處不在
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戲劇性的市場失靈的過程中，政府對大型科技公司的迷戀使其產生了一種迷惑。穩健的市場是高效和強大的，然而就像足球比賽不能在沒有裁判的情況下工作一樣，裁判需要經常介入，拋出旗幟，讓一個隊後退或前進。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影響了氣候變化，抵押貸款危機，和美國的醫療保健。
壟斷本身並不總是違法的或者說是不可取的。自然壟斷的存在，讓一家公司達到必要的規模，以合理的價格進行投資和提供服務是有道理的。但這種權衡是嚴格的監管。佛羅裡達電力照明公司為1000萬人提供服務，其母公司NextEra Energy的市值為720億美元。然而，定價和服務標準是由那些作為公眾受託人的人來管理的。
相比之下，四大公司在沒有嚴格監管的情況下，成功地保留了他們的壟斷權。我把它們的權力描述為“像壟斷一樣”，因為除了蘋果之外，它們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去做一件事——大多數經濟學家會將其描述為壟斷的全部意義——那就是提高消費者的價格。
儘管如此，四大公司對政府下意識反感的剝削是如此的有效，以至於我們大多數人都忘記了競爭——不亞於私有財產、工資勞動、自願交換和價格體系——是資本主義引擎不可或缺的汽缸之一。它們龐大的規模和不受控制的權力扼殺了競爭市場，使經濟無法發揮其作用，從而無法促進一個充滿活力的中產階層。
空氣供給
它們是怎麽做到的？在這裡, 記住微軟在20世紀90年代是如何殺死網景的。這個過程開始得天衣無縫，因為這個公司構建了一個優秀的產品（Windows），它成為了整個行業的門戶——我們現在稱之為平台。為了維持增長，該公司將門戶指向自己的產品（Internet Explorer），並欺負它的合作夥伴（戴爾）以阻止競爭。儘管網景瀏覽器的市場份額超過90%，但它無法與微軟對 Internet Explorer 的隱性補貼競爭。
無論是緩慢地接管整個搜索結果的第一頁（谷歌），還是在iPhone的主螢幕上更好地變現，協調公司（Facebook）的所有資產，以逮捕和摧毀威脅（Snap），還是通過利用掠奪性的定價來建立資訊時代的鋼鐵傾銷（亞馬遜），同樣的情況正在發生在四大公司身上。
（非）自然壟斷
也許這些“自然”壟斷企業能讓消費者變得更好。但美國司法部並不這麽認為。1998年，聯邦政府起訴微軟，指控其反競爭行為。一名目擊者稱，在庭審過程中，微軟高管曾表示，他們希望通過免費提供IE瀏覽器來“切斷網景的空氣供給”。
1999年11月，一個地區法院發現微軟違反了反壟斷法，並隨後命令將公司一分為二，（一家公司將出售Windows，另一家則出售Windows應用程式。）這一命令被上級法院駁回。最終，微軟同意與政府達成和解，尋求通過不那麽嚴格的手段來限制公司的壟斷行為。
一些人批評該和解方案過於寬鬆，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美國司法部沒有就殺害有前途的新公司起訴微軟，那麽谷歌——今天價值7700億美元（譯注：截止2月23日收盤，市值為7834億美元）——是否會存在就是了另一回事兒了。在沒有反壟斷案的情況下，微軟很可能利用其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來支持必應，而不是谷歌，就像它使用Windows對網景實施了安樂死一樣。
事實上，美國司法部對微軟的指控可能是商業史上最具市場效應的行為之一，它釋放了數兆美元的股東價值。四大公司所獲得的權力集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渴求氧氣的市場。我曾經參加過幾十個小公司的 VC 推銷會。有一種說法已經變得非常普遍了：“我們不會直接與四大公司競爭，但會成為它們很好的收購對象。”這些公司要麽接受這個選擇, 要麽就被剝奪了生存所需的氧氣(資本)。 過去幾年中，IPO和由風投公司資助的公司數量一直在穩步下降。
與微軟不同的是，谷歌、蘋果、Facebook和亞馬遜都將精明的公關努力與複雜的政治遊說活動結合在一起，讓自己幾乎不受像微軟那樣的審查的影響。
六、
四大公司不受約束的權力通常表現為對競爭的克制。考慮一下：亞馬遜已經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它現在能夠在給潛在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之前施加痛苦。股票過去常常依靠兩個關鍵信號進行交易：公司的潛在表現（Pottery Barn 每平方英尺的銷售額增長了10%）和經濟巨集觀環境（更多的住房開工）。然而現在，私人和公眾投資者又增加了第三個關鍵信號：亞馬遜在各自領域可能做什麽或不做什麽。以下是最近的一些例子：
在亞馬遜宣布將進入牙科供應業務的那一天，牙科供應公司的股票下跌了4-5%；當亞馬遜宣布將出售處方藥時，醫藥類股下跌3-5%。
在亞馬遜宣布全資收購全食超市的24小時內，大型食品雜貨類股下跌5-9%。
當壟斷行為這個話題出現的時候，亞馬遜的公關團隊很快就會引用它最喜歡的數字:4%——亞馬遜佔美國零售（線上和線下）的份額，只有沃爾瑪一半的市場份額。這是一種強大的防禦手段，可以阻止這個龐然大物的崩潰。但還有其他數字。
在亞馬遜的新聞稿中，你通常不會看到這些數字:
34%：亞馬遜在全球雲計算業務中的份額
44%：亞馬遜在美國在線商務領域的份額
64%：美國家庭使用亞馬遜Prime的比例
71%：亞馬遜在家用語音設備中的份額
14億美元：自2008年以來，亞馬遜支付的美國企業稅總額，而沃爾瑪為640億美元
那麽Facebook呢？我們花在手機上的85% 的時間都花在了使用一個應用程式上。全球排名前五的應用程式中, Facebook 擁有 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和 Messenger。在祖克柏的指揮下，前四名聯合起來殺死了第五名——Snapchat。這意味著我們的手機不再是通信工具，而是Facebook的傳輸設備。
Facebook甚至還有一個內部數據庫，它可以發現某個競爭應用正在吸引用戶的注意，這樣Facebook就可以收購這家公司（就像它在Instagram和WhatsApp上所做的那樣），或者通過模仿它的功能（就像它試圖模仿Snapchat和Houseparty的Stories和Bonfire那樣）來扼殺它。
而谷歌現在佔據了互聯網搜索的92%市場份額，在全球範圍內價值924億美元。這比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整個廣告市場都要多：
紙張和森林產品:810億美元
建築和工程:790億美元
房地產管理和發展:760億美元
天然氣公用事業:580億美元
如果一家公司控制了全球92%的建築和工程貿易份額，我們會有何感受？或者說是世界上92%的紙和森林產品？我們是否會擔心它的權力和影響力已經突破了一個合理的門檻，或者我們只是認為它是了不起的創新者，就像我們對待谷歌一樣？
然後是蘋果，這家最成功的公司以高價出售低成本產品。iPhone 8 Plus的總材料成本為288美元，僅為799美元售價的一小部分。換句話說, 蘋果擁有法拉利的利潤率和豐田的產量。 蘋果的用戶也是非常忠誠的。它的用戶留存率為92%，而三星用戶只有77%。在2017年2月，79%的活躍iOS用戶更新了最新的軟體，安卓只有1.2%。
蘋果利用其在消費者生活中的特權地位，向Spotify這樣的競爭對手注入了一種類似壟斷的權力。2016年，該公司拒絕了iOS版Spotify應用的更新，這實際上是在阻止iPhone用戶訪問最新版本的音樂流媒體服務。儘管Spotify的用戶數量是Apple Music的兩倍，但是蘋果公司通過對其競爭者徵收30% 的稅收來彌補這一差距。
蘋果公司並不羞於利用它在消費者中的受歡迎程度來獲得優勢。最近發現，蘋果一直在故意降低過時的iPhone機型的性能，這種策略很可能會誘使用戶提前更新設備。 這就是壟斷者的信心。
在19世紀晚期，“信託”一詞被用來形容那些控制了某一特定市場大部分的大企業。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在他的總統任期內，打破了牛肉和鐵路壟斷，並提出了四十項反壟斷訴訟，從而贏得了最初的“信託破壞者”的名聲。快進100年到2016年，我們發現川普宣布川普政府不會批準AT&T與時代華納的合並，“因為權力過於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一年後，他的司法部提起訴訟，要求阻止該計劃。
所以我們的總統仍然在為正義而戰，對嗎？好吧，讓我們來分析一下。AT&T擁有1.39億無線用戶，1600萬互聯網用戶，2500萬影片用戶，其中約2000萬來自DirecTV。時代華納擁有HBO、華納兄弟、TNT、TBS和CNN等內容製作品牌。從理論上講，兩家公司之間的垂直合並可能會創造出一種能夠在其網絡上創造和傳播數百萬無線電話、互聯網和影片用戶網絡內容的大公司。
太多的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也許吧。但是如果我們擔心的是內容和發行的分量，那麽泰迪在十年前就會去敲傑夫·貝索斯、蒂姆·庫克、拉裡·佩奇和馬克·祖克柏的門。這四家公司的內容和發行規模已經超過了 AT&T和時代華納的總和:
亞馬遜在2017年的原創影片支出為45億美元，僅次於Netflix的60億美元。Prime Video已經在200多個國家推出，最近與NFL達成了一項5000萬美元的交易，將在周四晚上播放10場比賽。 亞馬遜控制著語音技術71%的份額，並且擁有Prime服務的美國家庭佔比64%。請說出一家有64% 市場份額的有線電視公司？有嗎？此外，亞馬遜在雲計算市場的佔有率超過了其他5個最大的競爭對手。Alexa，這促進了創新嗎？
蘋果今年將在原創內容上投入10億美元。該公司目前控制著220萬個應用程式，並在2013年創下了一項記錄，當時iTunes上的歌曲數量達到了20-50億。蘋果的曲庫現在已經收錄了4000萬首歌曲，這些歌曲可以在蘋果的十億個活躍的iOS設備上發布，甚至還沒有提到它的電視和影片產品。
Facebook擁有由其21億月活躍用戶創建的內容洪流。通過其網站和應用，其覆蓋了美國66%的成年人。Facebook計劃在原創內容上投入10億美元。它是世界上最多產的內容機器，主宰著全球大多數手機。
每分鐘就會有400小時的影片被上傳到YouTube，這意味著谷歌的影片內容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實體都要多。它還控制著20億台Android設備上的作業系統。
也許川普是對的，AT&T和時代華納的合並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我們就應該在10年前分拆這四家公司。畢竟，這四家公司都在利用市場主導地位來限制競爭，這是一種有害的壟斷力量。但是司法部在哪裡呢？憤怒的川普的推文在哪裡？我們相信，門的另一邊的人是基督教創新者，他們通過技術來拯救人類，我們已經允許我們的政府在方向盤上睡著了。
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瑪格麗特·維斯特格（Margrethe Vestager）是西方國家唯一一名不害怕或迷戀高科技公司的政府官員。去年5月，她因Facebook向歐盟隱瞞與WhatsApp之間分享數據的能力，對Facebook處以1.22億美元的罰款。一個月後，她又因反競爭行為而對谷歌處以27億美元的罰款。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罰款不過是蚊子在大象的背上叮咬而已。Facebook的罰款佔了WhatsApp收購價格的0.6%，而谷歌，僅佔其現金總額的3%。這就相當於因為它們不交15分鐘100美元的停車費用，我們開出了25美分的罰單。我們告訴這些公司，明智的、對股東有利的事情是顯而易見的：違法、撒謊、做任何需要的事情，然後如果碰巧被抓住，支付（相對）較少的罰款就行了。
大型科技公司的壟斷力量是對資本家的大男子主義的考驗。 擁抱創新階層讓我們感覺自己很強大。我們喜歡成功，尤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我們的靈感來自於億萬富翁和他們創立的不可思議的公司。當涉及到監管的時候，我們也會有一種嘔吐反射，這種反射會招致沒有吸引力的標簽。
毫無疑問，市場在2017年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表明我們的經濟在監管方面是遲鈍的。但是監管和信託的破裂是有區別的。我們告訴自己的經濟故事中缺少的是, 破壞信託是為了保護市場的健康。這是對粗糙、笨拙的監管的解毒劑。當市場失靈時，我們需要那些在場上的裁判，他們會投出黃旗，並恢復秩序。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這四家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佔據標普500指數10月份漲幅的40%——這就使人們對這樣一個事實提出了質疑: 作為一個整體, 它們運營的市場並不健康。去年年底，Refinery29和BuzzFeed這兩家有前途的數字行銷公司宣布裁員，而廣告技術公司Criteo則減少了50%的市值。為什麽？因為有Facebook，有谷歌。所有其他的公司，包括Snap ，都已經死了，只是它們還不知道而已。
我們確定所有這些公司都該死嗎？還是說，我們的市場正在走向失敗，並阻止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的發展，使得數十個數字行銷公司不能夠增長、雇傭和創新？
想象以下的兩個市場。其中一個包括以下公司：
亞馬遜、蘋果、Facebook、谷歌
另一個包括這些獨立的公司：
那麽，哪個市場會：
-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股東價值。
儘管在短期內來看，對股票通常是不利的，但打破Ma Bell引發了電信行業股東增長的洪流。同樣，儘管微軟在上世紀90年代與美國司法部發生了衝突，但它的股價卻創下了歷史新高。此外，我們有理由相信，亞馬遜和AWS作為獨立公司的價值可能會超過它們作為一個公司的價值。
-
激發更多的投資。
美國上市公司的數量是22年前的一半，創新經濟中的大多數公司都明白，他們最有可能的——或者說唯一的出路——是被大型科技公司收購。如果沒有買家，這兩種選擇將會變得更大（成為谷歌）或回家（關門大吉）。儘管本土經營提供了不錯的舞台，但中型企業的雙重和三重收購可能是更強勁的增長引擎。
-
擴大稅基。
權力的集中導致了擁有大量政治影響力和資源的公司，他們可以將有效稅率降至遠低於中型企業的水準，形成一個遞減的稅收體系。
我們為什麽要拆分大型科技公司呢？並不是因為這四家公司是邪惡的，我們是善良的。這是因為我們明白，確保競爭的唯一方法是有時砍掉樹頂，就像我們對鐵路公司和Ma Bell所做的一樣。這不是對四大公司的懲罰或控訴，而是承認健康的經濟周期的一個關鍵部分，是在它們變得具有攻擊性時進行修剪，從而避免導致過早死亡，或者不會讓其他公司出現。大型科技公司的解體應該也會發生，現在是時候了。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