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票房接近10億，《“大”人物》以小博大、成為年初令人眼前一亮的犯罪動作片，《一吻定情》頂著前面8個版本的壓力依舊有觀眾說看不膩，連翻拍法國短片的印度電影《調音師》，都取得了3億多的票房成績......
儘管風格迥異，這些電影的共通之處都是改編翻拍自國外的影視IP。成功案例不少，比如去年火爆暑期檔的《西虹市首富》；但踩雷的更多，有時大導演也會栽在海外經典本土化的水土不服裡。
關於海外IP如何本土化落地，我們採訪到了影視圈金牌編劇搭檔於淼和李瀟。此前他們曾創作出《好先生》、《情聖》系列、《來電狂響》等諸多優秀的影視作品。由電視劇跨界到電影，接連兩部電影作品都攬獲超6億票房，是影視翻拍難得的成功案例，於淼還通過執導《來電狂響》完成了從編劇到導演的職業轉身。
Part1 大IP才能出爆款？做好故事的初心很重要
如何挑選一個海外IP？“其實很多東西是本能，”於淼表示。目前很多片方和創作者會根據市場風向投觀眾所好，包括挑選海外IP時也會就著知名IP來，但在於淼和李瀟看來，尋找適合中國觀眾的故事比押中爆款更重要。
“改編不要老想著拿過來就能用，這是很大的誤區。我們看過國外原片拍得特別牛逼的，但如果改編下來只是把故事重複一遍，意義就不大。”
對每位電影創作者而言，個人意志與觀眾需求仿佛走鋼絲平衡器的兩端。於淼和李瀟有時候也會困惑看不懂觀眾，“在試圖了解的過程中一次次失敗，然後就想我們還是先寫好自己認可的故事吧”。於淼覺得，“在做觀眾下沉這件事上，有時會在作品裡增加一些笑料和包袱，把情節改得更貼近生活、更落地一些，盡量不去做特別高概念或者說教式的東西。”
比如2016年上映的《情聖》改編自80年代的美國電影《紅衣女郎》，更早的故事版本則來自1976年一部法國電影《大象騙人》，講述的都是事業有成的廣告公司老闆，在停車場目睹紅衣女郎而意亂情迷的故事。
雖然是老電影，但夫妻多年貌合神離，生活缺乏新的刺激這種現象，在如今中國社會家庭中尤為普遍，結婚多年的人都能感同身受，這也是促使於淼和李瀟想要改編的原因。將男性的中年危機通過喜劇方式外化為一場由性幻想引發的鬧劇，中國版《情聖》保留了原版的基礎人設，但通過改編讓故事走向更符合中國觀眾接受的情感觀。
Part2：海外IP本土化：在取捨間找到中國觀眾的同理心
在於淼與李瀟看來，拿到一個外國故事，最吸引人的往往是一組人物關係或者故事內核，在中國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境，讓觀眾產生同理心：因為類似的人物性格或經歷引發共鳴，人們會將自我代入電影中的角色，從而更沉浸在故事裡。
李瀟第一次看意大利電影《完美陌生人》時，就覺得太適合改成中國故事了。手機裡隱藏的眾多秘密由一頓晚飯中的遊戲揭開，科技日新月異帶來的是通訊便利，還是反而疏遠了親密關係？在如今遍地低頭族的中國社會尤其值得反思。
《來電狂響》由《完美陌生人》改編而成，其中喬杉與霍思燕飾演的小老闆夫婦與原作差異很大。原作中這對夫妻的矛盾更為複雜，有車禍頂罪的愧疚，也有多年婚姻的厭倦，但平移到中國社會時觀眾不太容易理解，也就造成了原版電影在國內的票房寥寥。
“原作裡的每一對夫妻都處於中產階級，可能就計程車司機經濟狀況稍微低一點，”李瀟解釋道。“我們想如果落地成中國故事，需要每個人在中國社會階層都有代表性，讓觀眾稍微看到一點自己的影子。”
因此於淼和李瀟在改編時，將喬杉夫婦的關係改得更具煙火氣：婆媳矛盾、子女教育衝突、低頭看手機把對方當背景板，為生活裡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這幾乎是每對夫妻都熟悉的情景。相比之下，田雨與代樂樂飾演的知識分子夫妻則存在更多留白，並未具體呈現兩人之間的矛盾，留給觀眾意會的空間。
“喬杉那對放在中國情境下，會產生更大的戲劇衝突。我聽過無數次身邊結了婚的朋友會抱怨，自己老公或老婆天天刷抖音逛淘寶，其實就是夫妻生活中常年看不到彼此，對你而言，他只是和你並肩坐到沙發上看電視的人，”李瀟坦言。“我們會把這些點記住，將中國觀眾能夠感同身受的問題放在電影裡。”
放大到整個故事層面，電影中反映的都市生活與科技通訊關係，欲望與謊言等人性本能的探討等，也具有普世價值。在表現手法上，通過喜劇等觀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將故事內核包裹其中，是於淼和李瀟擅長的創作。
因此無論是出於東西方文化差異，還是外國人物性格和行事邏輯需要進行顛覆式的調整，都讓《來電狂響》在眾多國家的翻拍版本裡，是改動最大的一版。
“這就像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容器裝的是紅酒、白葡萄酒，而我們把它裝上中國的糧食酒、白酒，”李瀟打了個比喻。“故事的生發點在於人，所以改編時要從人身上出發，變成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甚至我們自己，那麽圍繞人發生的故事和細節也會發生改變。”
Part3：80年代冷門小說重返大銀幕，但如何突破日本IP的改編難題？
當談到接下來有什麽工作計劃時，於淼和李瀟透露他們將改編一部非常冷門的作品：《遊びの時間は終らない》（遊戲永無結束時）。
這部1991年的日本電影，在中國幾乎沒有人聽說過，“連字幕都沒有，”於淼笑起來。“一開始製片人拿著項目來征求李瀟的改編意見，我在外屋寫東西時聽了一耳朵，就覺得這小說和電影特別有意思，職場裡的‘軸’人也是在當下非常有時效性的話題。”
電影由都井邦彥創作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講述了一位工作認真負責的模範警察，在銀行搶劫演習中接到扮演劫匪的任務，由於過於認真執行而鬧出種種意外，喜劇衝突不斷。
在於淼看來，這個故事放在中國社會可能比在日本更有意義，“我們大家從小就被教育說你腦子要特別變通，要知道利用身邊的關係，懂得成功的捷徑，但其實這不是生活的常態。或者說，這個世界恰恰因為有一絲不苟的人，其他人才可以享受相對自由的生活，這些少數派的精神值得被拿出來討論。”
快節奏高效率的生活，似乎已經讓大多數中國人習以為常：在996工作製裡日複一日，過馬路闖紅燈，吃飯叫外賣打無數通電話催單，信奉凡事可以速成......在這樣的社會裡，匠人精神很稀缺，阿甘式人物會被認為是傻子而遭到排擠。
“我們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是不是不對的？我們眼中的怪咖，有沒有可能反倒掌握了真理？這是做這部片子的內核。”於淼坦言，相比日韓等電影與中國電影主流價值觀趨同，日本特殊的價值體系與思維邏輯讓他們的IP通常很難改編。
“所以在保留精神內核的情況下要捨得改，從人物性格到對事情的處事方式都不一樣。有些電影改的沒有那麽大刀闊斧，大家就會覺得自己在看一堆中國人演的外國故事。”
但取得改編版權的過程，遠比想象中波折。雖然韓國也曾得到該作品的韓語電影改編授權，並在2007年上映了韓語電影《率性而活》，然而要獲得中文版翻拍權，還是只能得到原小說作家都井邦彥和日本版電影編劇斉藤ひろし的授權才行。小說是三十多年前創作的，作者都井邦彥如今已經是白發蒼蒼的老先生，基本處於隱退狀態，而且不會使用電腦和智能手機，連日本出版社都無法聯繫上。
幾番周折後，終於通過其他渠道與原作者取得了聯繫，並獲得了該作品中文電影的獨家授權。據了解，目前這個IP已經進入到劇本創作階段。
Part4：改編是門“學我者生，像我者死”的學問
在於淼和李瀟看來，改編遠非人們想象中是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反而容易吃力不討好。首先經典IP珠玉在前，所有後來者都不自覺地矮了一頭；而原作品本身又已經是架構和脈絡成熟的閉環，想要打破平衡，將其嫁接進新的事物難免牽一發而動全身。
“如果說普通電影是漫談，那改編就是命題作文：一百個人寫同樣的主題，你怎麽能保證你寫的比他就牛逼呢？”於淼形容IP改編翻拍，就好比把一棵樹上的碩果摘下來重新生長的過程，“我們最早做改編的時候也會想，哎呀這個情節太好了，給它保留了吧，但實際效果未見得如此。翻拍的很多電影都有年代了，價值觀，運用的表現手段都已經不被現在人理解。你在重新寫這個故事時，要賦予它更大的可能性。”
在原有基礎上挑出想要的東西來，其他所有東西全部要拆散重做，這是於淼做改編的思路。“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生，像我者死。學習和模仿經典是一開始都會經歷的過程，例如韓國在2000年左右湧現出一大批優秀影視作品，很多都是改編自歐美IP；但經過這一階段的厚積薄發，韓國電影在之後的幾年迎來了自己的成長，隨後才進入原創階段。但如果你隻停留在模仿和像的階段，那永遠都不會成功。”
這讓人聯想到《笑傲江湖》裡令狐衝學獨孤九劍重在一個悟字，融會貫通後又盡數忘記招式，才能真正的“以無招勝有招”。於淼覺得這也是IP本土化時的奧義，“有樣學樣是必經的過程，但不能一味照搬COPY，而是把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本能，才能見招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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