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剛剛過去，江蘇省有關部門的一位官員來到宿遷，一家民營醫院的院長李楊（化名）做好了挨罵的準備。
因為以往幾年，這位官員對宿遷全是民營醫院的狀態一貫不滿。此前很多次，李楊出席這位幹部主持的會議，一聽到他說“有的市把所有醫院一賣了之，水準不高”時，習慣的是馬上低下頭。
但奇怪的是，這一次這位官員一反常態，在視察一家民營醫院後說：“可以，這家醫院棒棒的，比公立醫院棒。”
當時在場的李楊，聽到這句讚揚後，驚訝地抬起了頭。
如果這個場景放在兩年前，李楊或許還沒有這樣驚訝。畢竟，宿遷全是民營醫院的時代已持續了十餘年，雖然在2013年，政府耗資26億動工重建了一家公立醫院——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但民營醫院為主導的環境依然沒有改變。
但2018年，一位江蘇省巡視組的領導視察宿遷後，一句“堂堂一個地級市，竟然沒有公立醫院”的話，導致了2019年伊始，宿遷“在每個縣級市重建1-2家公辦區域衛生醫療中心（公立醫院）”的運動。而李楊在去年，已將自己新建的一個婦兒醫院賣給了政府做公立醫院。
這位官員對民營醫院忽然做出“不合時宜”的肯定，據李楊的猜測，與民營醫院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現有關。
席卷中國的新冠疫情，在江蘇省沒有造成嚴重後果——累計確診654人、零死亡。而病例最少的兩個城市宿遷和鎮江，一個二代傳播病例也沒有。
和過去十幾年一樣，這次宿遷抗擊疫情的主力軍，還是民營醫院。從2006年開始做了十幾年宿遷市醫政處長的退休官員周東浩感歎：“我們經歷過非典，經歷過甲流、禽流感、手足口病、嬰兒奶粉事件……在過去20年所有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宿遷都沒有掉過鏈子。民營醫院很服從管理，從來沒有像外面所講的，說民營醫院只知道逐利，調動不了”。
然而，在抗疫中立了大功的民營醫院，疫情結束後卻普遍處於焦慮中。
△ 宿遷人民醫院，是宿遷最大的民營醫院。本文圖片均為譚卓曌所拍攝。
和公立醫院一樣積極的民營醫院
1月23日武漢封城前夕，有兩三千宿遷人從武漢返鄉，加上從其它地方回宿遷的人員，防疫形勢非常嚴峻。
一位宿遷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回憶，疫情剛開始時，江蘇省和宿遷市的領導都有些擔心，90%以上醫院是民營的宿遷能否經得住考驗。市外疫情防控階段，需要派醫生去機場、高速公路接外來乘客，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這家醫院是去年之前整個宿遷市唯一一所公立醫院。
但市領導同時擔心，隻從這家醫院出人，會讓它負擔過重。於是，他們也讓另一家規模較大的醫院——宿遷市人民醫院做好準備，先排出參加抗疫的人員名單。
這家由金陵藥業為大股東的民營醫院，將名單上交時，負責防控的官員大吃一驚：“他們非常重視，名單上都是副高、正高等級別很高的醫生。”以至於這位官員勸說他們，負責轉運方面的防控，不需要派職稱太高的人，“派一些年輕的小夥子，懂得疫情防控和急救知識的就可以。”
隨後，市人民醫院的相關負責人幾乎天天給這位官員打電話，說他們隨時可以上前線。反倒搞得這位官員不派他們上前線都有了愧疚感。那段時間，市人民醫院急診科的所有人每天上下班都隨身攜帶兩個急救包，以備有緊急情況發生。
宿遷市第三醫院，是一家精神專科為主的民營醫院。在江蘇省部署之前，他們主動開通24小時醫生熱線電話，為隔離人員做心理疏導。一接到市裡防控官員的電話，三院的人很激動：“我們終於有機會為防控出力了。”在一般的公共事件中，像這類精神專科醫院沒有抽到的機會，他們不願意做“缺席者”。
“一遇到政府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民營醫院）都很積極，反倒生怕政府不讓我們參與。”一位泗洪縣民營醫院的院長解釋了一下自己有點不安全感的心態，“政府只有派自己乾活，才說明‘把你當自己人’”。
武漢封城前後，從武漢回泗洪的返鄉人員有400餘人。這家民營醫院前後派出二、三百餘名醫護人員（佔醫院員工數的三分之一）以每十天一個周期輪班，和衛健委、警察部門的人，在高速路口、隔離賓館值班。泗洪縣其它的幾家二級民營醫院，也是如此。
宿遷市人民醫院，將佔全院職工四分之一的醫務人員安排到高速路口、商場等地，並派了17個重症監護室、ICU科室的高年資醫生到傳染病醫院，護理人員也是副高以上。有一天深夜，傳染病院急需ECMO和呼吸機，市人民醫院接到通知，連夜把自己醫院的急救設備送往傳染病院。
“他們（民營醫院）是真金白銀的投錢，也不談條件。”周東浩感慨。
1月下旬，宿遷衛健委要求每個縣醫院建負壓病房（可用作隔離病房），泗洪縣那家民營醫院馬上投入了500萬元，建設了有十張床位的負壓病房。“後來政府主動補給我們230萬元，每年還給30萬元維護費用，我們很滿意了。”上述民營院長說道。
△ 宿遷第一人民醫院，是十幾年來宿遷第一家公立醫院。
所有民營醫院都請戰，但隻派了15個人去武漢
過去近20年，宿遷市幾乎都是民營醫院的環境下，衛生系統官員和民營醫院已經建立了一種比較和諧的關係。“宿遷的民營醫院是公立醫院改製過來的，院長都是醫院原來的科室主任、院長和副院長。和莆田系不一樣。他們很小心翼翼的，是很規範的。”周東浩說道。
宿遷市衛生系統的一位官員在和其它市裡衛健委系統的同行聊天時，談到那個城市一個艾滋病人要去公立綜合醫院生孩子，需要出動處長協調，即便如此，兩家最大的公立醫院講了許多客觀原因，都拒絕接受。宿遷那個官員有些得意的說，我們這裡就不存在這些問題，一個電話過去，民營醫院馬上就接收。
但在中國以公立醫院為主體的大環境下，宿遷是一個異數，整個大環境，在對醫院進行評價時，難免會帶有“公立”和“民營”的標簽。
疫情結束後，宿遷市衛健委一名官員去無錫開會，會上一名去過武漢援助的醫生發言：“這次疫情防控充分說明民營醫院是靠不住的，你看宿遷派去武漢的人那麽少。”
那位官員聽了以後發表了不同意見：“宿遷每個民營醫院都遞交了請戰書。最後派多少個人去武漢，是省裡決定的，省裡考慮到宿遷醫療能力薄弱一點，派的人不多。”後來聽說這個醫生在很多場合都這麽說，他很無奈，“宿遷沒有話語權評論自己的醫院。”
在這次抗疫中，整個宿遷派了15個醫護人員去武漢。私下場合中，宿遷民營醫院的人談論這件事情，頗有微詞，“省裡不派我們去，就是歧視”。這個言論馬上被宿遷市衛健委的官員無奈地製止：“你也可以理解成關愛。”
李楊的醫院派去了一個ICU主管護士。當晚九點接到衛健委的通知派人員援鄂，幾乎所有的護士都報名，11點就確定了一個技術好、家庭負擔輕、剛結婚半年的骨乾護士。
三個月後，這位護士回來，李楊給她一次性補助8萬元，每個月漲了2000元工資——在宿遷下面的縣城，2000元不是一筆小錢。“我們都把她當英雄捧著。”
受疫情影響，所有宿遷的民營醫院都在1、2月份遭受了嚴重的虧損，眼科、口腔科等科室都停診。宿遷市人民醫院門診量下降了20%左右，1月份虧損1000多萬，2月份和3月份，大概虧1500萬和1300萬。
即便如此，宿遷人民醫院所有的獎金、工資參照去年12月份的標準發放。對將近2000多個職工的人民醫院，員工工資成本一個月上億，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到5月初，醫院給一線的業務人員，在政府補貼之外，又單獨給了獎勵。
而與此同時，東北某個城市的公立醫院，拖著給一線人員的補助遲遲不給，甚至有的醫院想要回已給援鄂醫護人員的部分補貼。
△ 宿遷第一人民醫院規劃鳥瞰圖。
焦慮的來源：重建公立醫院會帶來不公平競爭？
“我們不擔心民營醫院的積極性，只是擔心他們治療重症病人的能力。”八點健聞接觸過幾位不同的宿遷衛生系統官員，談到疫情期間民營醫院的表現時，不約而同地表現了這一點擔憂。
直到2019年，宿遷市還沒有一家三甲醫院，最大的民營醫院宿遷市人民醫院是全市唯一一家三級綜合醫院（2019年2月，宿遷市人民醫院升為三甲醫院），而和宿遷同一級別的地級市徐州有十幾家三級醫院，淮安有7、8家三級醫院。
多年以來，宿遷市人民醫院一家獨大。宿遷市衛生系統人員談到，市人民醫院缺乏壓力，當年的門診樓和醫技樓合在一起使用，2010年時病房很緊張，加床加的一塌糊塗，衛生部門想讓它單獨建一座門診樓，但醫院積極性不高，一直拖了很多年。
△ 當年的門診樓和醫技樓合在一起使用。
從2001年宿遷醫改開始，每年兩會，宿遷政府部門都會收到重建公立醫院的提議。2010年，宿遷市政府終於下定決心要重建一家公立醫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宿遷市優質醫療資源的缺乏。”
2013年，宿遷政府出資26億元，動工建設了一家有2000張床位的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2015年竣工。
在宿遷市政府官員看來，新建一家大型公立醫院，會在民營醫院之中形成競爭和鯰魚效應。
效應立竿見影，市人民醫院馬上開始規劃拖了很久的門診樓，並提升了醫務人員的工資。
△宿遷人民醫院新建的門診樓。
宿遷市衛生系統官員們，一直很自信自己能夠做到對待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一視同仁，他們認為，一定要多頭辦醫，並非全是公立醫院好，也不全是民營醫院好，兩種類型的醫院在同一個大環境下，公平競爭。
但顯然，李楊等民營醫院院長卻不那麽想。“當時最大的公立醫院賣了不到1個億，現在花20多個億重建，難道不是政府的一個信號？”他說道。
李楊的焦慮是深層次的：“沒有公立醫院的時候，大家都在同樣的環境下競爭。但政府一下子放大量的資金出來，還有政策和醫保等對公立醫院的傾斜，一下子就會把民營醫院擊垮，這是最擔心的。”
他的焦慮不無道理，隸屬江蘇省人民醫院的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因為體制特點，一開始就“贏在起跑線上”。除了政府投入建設外，建成之後，江蘇省的13個地級市，每個市的三甲醫院都派骨乾醫生來負責一個科室。
身為民營醫院的宿遷市人民醫院每年要交3000萬的稅，約佔整個營業利潤的35%，但第一人民醫院不但不需要交，政府還會投入資金。
2015年之後，宿遷醫保資金吃緊，但在同期，第一人民醫院在短短幾年時間裡，營收從一兩個億，發展到2019年的7.5億。
多位民營醫院的院長認為，在有限的醫保資金池子裡，如果傾向公立醫院的發展，那麽對民營醫院的醫保額度，自然會減少。
過去十幾年的發展中，以宿遷人民醫院為主的一批優秀的民營醫院，已在腫瘤治療、疑難手術等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但自2015年開始，醫保對複雜手術和腫瘤治療為主的報銷卻收緊。
以李楊所在的醫院為例，之前曾接收了不少來自安徽的腫瘤病人，因為安徽的一個化療療程兩萬以上，而他的醫院把費用控制在1萬5以下。腫瘤治療長年以來佔醫院收入的20%左右。“醫保限額後，這部分的病人做一個虧一個。越大的病，越危重的病人都是虧錢的。用這部分限額去做十個痔瘡、闌尾炎手術，反倒是賺錢的。”李楊說道。
宿遷人民醫院也面臨同樣的情況，長期以來，作為宿遷最大的醫院，他們擅長腦外科神經手術和複雜的心髒手術，動輒上萬的手術，卻因為醫保總額和均次費用的限制，讓他們處於難以抉擇“做還是不做”的境地。
這種局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營醫院在疑難雜症領域上的發展。
民營醫院的訴求：醫改、醫保不要有歧視性的政策就行
李楊的焦慮，越來越重。越來越多的公立醫院，將在宿遷出現。
去年，已經經營一家綜合二級醫院十幾年的李揚剛把自己剛建立的婦兒醫院賣給當地政府，用作成立公立醫院。
2019年初，宿遷決定執行在每個縣級市重建一到兩家公立醫院的決定。
一位宿遷衛生系統的官員談到，最合適的方式應該是以收購為主，“有一些醫療資源已經飽和的地方，例如泗洪縣的界集鎮，一共只有30萬人口，已經有兩家比較大的各有200張床位的民營醫院，如果再建一個300張床位的公立醫院，醫療資源肯定會過剩。”
李楊並不反對和公立醫院的多元競爭。公立醫院建立之後，確實讓民營醫院的管理更規範了。在一些醫療資源飽和的地區，就醫需求是固定的，一些沒有自己特色的小民營醫院，面臨倒閉的危險。“尤其在疫情之後，有些醫院三個月沒發工資，有的半年沒發工資。如果這樣能夠促進優勝劣汰，也不是壞事。”
△ 一些一級民營醫院已經倒閉關停。
他也不擔心和公立醫院進行效率上的競爭。宿遷醫改近20年中，不是所有的民營醫院都生存的很好，比拚的就是運營效率。“做的好的是原來公立醫院改製的那些醫院，管理人員都是當時公立醫院的骨乾。沒有醫療背景的老闆進來，很快發現賺不到錢，就走掉了。”
李楊的二級民營醫院，營業額每年達到幾億，但利潤不到10%。而他身邊的那些房地產老闆朋友，同樣的投入，利潤是他的幾十倍。在過去十年中，他賺的錢不斷地投入進醫院，“中間隻消費了二、三百萬元去買了自己住的房子。”他說道。
去年8月份，政府收購了他的醫院後，開始投入運營。“收購前，每天的門診量是1100左右，收購後，下降了一半，只有500左右。”
在醫護人員工資待遇上，公立醫院給醫護人員的是國家標準工資，但李楊所在醫院的骨乾醫護人員，待遇是公立醫院同樣級別醫護人員的1—2倍。曾經在公立醫院工作多年的李楊，深知公立醫院的弊端：“公立醫院是靠時間來晉升職稱，大家都一樣的，體現不出來醫生的價值。”
在藥品和耗材的管理上，民營醫院的壓低成本的動力比公立醫院更充足，“一個心髒支架，在公立醫院要賣1萬8千多，但在我們醫院8000元就能拿下來。”
宿遷市衛健委的一位官員也證實了他的說法，宿遷的看病費用，低於周邊省份的縣市，“安徽的許多人來宿遷看病，就證明了這點。”
李楊最擔心的是越來越多公立醫院的建立，會讓政府“偏心”，在同質化競爭的前提下，民營醫院肯定會吃虧。李楊所在的縣裡衛健委的官員給他吃了一顆定心丸,讓他放心：“你們發展得好的民營醫院做高端醫療、疑難雜症，讓公立醫院保基本。”但現實中，2015年之後醫保限額使得民營醫院在新技術和疑難雜症投入上，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
逐漸，李楊也感到了政策的傾斜性。大到醫保管控，小到120急救車的醫院分配。之前李楊建立的兩家醫院，一家綜合醫院，一家婦兒醫院，120急救車不會到婦兒醫院。“但現在，車禍等外傷病人有一半都會被新醫院分配走。”
宿遷市人民醫院的一位管理人員，在近期出席政府會議時，說出了宿遷所有民營醫院的訴求：“我們不怕和公立醫院競爭，如果這個競爭是有序、良性、錯位的就好。國家的醫改、醫保只要對我們不要有歧視性的政策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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