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相信是完全可以遴選出合格之國家治理人才的。
文 | 吳鉤
宋朝的科舉考試究竟是考些什麽題目呢？
儘管自隋唐直至明清，歷代都推行科舉製，但科考的題目卻不盡相同。而且，科舉又分為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明經諸科，各科的考試內容也不完全一樣，比如明法科的考試，主要是測試考生掌握的法律知識與司法技藝。
我們主要說說進士科省試的試題。宋代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科目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宋人曾從龍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科舉制度的設計目的，是識別、發現優秀的治國人才，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審美能力，以試經義考查他們對經典義理的理解與闡釋，以試論考查他們的學識與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時務的識見與才乾。
唐人考試重詩賦，“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為先” 以至有宋朝人認為，唐朝人寫詩之所以那麽厲害，就是科舉考試訓練出來的：“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所以不及也。”
宋人考試更重經義與策論。王安石與司馬光政治立場迥異，但在“科舉應當考什麽”的問題上，卻所見略同，都反對以詩賦取士。王安石曾跟宋神宗說：“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 建議罷詩賦、考經義。司馬光也說：“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谷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
宋高宗亦告訴大臣：“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複何用！” 詩賦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與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加強。
具體來說，試經義是出題者從儒家經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明清時試經義演變成考“八股文”，從外在的文體形式到內在的思想都嚴重僵化，但在宋代，人們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經、傳注、質疑古說、闡發新見，甚至“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為新奇詭異之論” 。
試論，則類似於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典故或某一位歷史人物。如北宋嘉祐二年（1057）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孔安國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輕”。
試策跟今天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問題，讓考生發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灑灑寫了上萬言的對策。
熙寧四年（1071），蘇軾擔任開封府試官，出的策問題目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試比較專製的優劣”。當時王安石與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讚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出現專製的苗頭。蘇軾擬此題目，自然是想引導考生對君相“獨斷”時局的注意與思考。
我們看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相信是完全可以遴選出合格之國家治理人才的。
遺憾的是，由於從朱元璋時代開始，朝廷偏好以僵化的“八股文”取士，判詞、策論、詩賦雖然也是考試科目，但不受重視，如同走過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 。以致選拔出來的官員，對“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利病”漠不關心；及至獲授官職、治理一方之政時，卻“懵然於中而無以應” 。到了晚清之時，局勢大變，這種庸碌的官員更是難以適應近代化的挑戰，導致科舉制度無辜受累，遂於1905年被清政府宣布廢止。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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