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一名女子在樓下尖叫：“天哪，他捅了我！救命！”
被捅了一刀的女子叫聲淒厲，足以把周圍鄰居都喊醒。有人在樓上吼了一聲：“放開那女孩兒！”但這除了喚起更多人起床開燈，沒有任何實質作用。殺人案可能就發生在門外，這時候，你會立刻報警還是跑出去阻止？
這就是“吉諾維斯案”給美國民眾留下的“大拷問”。這樁發生在1964年的案件，至今依然敲擊著美國人的心靈。但在哲學家陳嘉映看來，“流傳版本的基蒂案，與其說是確立的事實，不如說是一個‘現代寓言故事’”。
隨著越來越多細節的湧現，當年人們對這起案件的看法，包括因此案觸發的心理學研究，都得到了重新審視。案發後50年，美國作家凱文·庫克的《監視者》試圖還原這一案件的經過和後續影響。這本書帶著讀者回到紐約皇后區，重新審視那個可怕的夜晚，與慘案一窗之隔的鄰居們究竟做了些什麽——他們真的如外界抨擊的那樣，對這場凶殺無動於衷嗎？
為什麽他能在33分鐘裡公然進行凶殺和強奸？
當年的情況是這樣的。黑人男子溫斯頓·莫斯利殺死並強奸了與他素不相識的28歲酒吧經理基蒂·吉諾維斯。案子發生在凌晨三點多的紐約皇后區邱園，基蒂家附近，過程持續了33分鐘。莫斯利的作案手段極為變態和殘忍，以至於聽他講述自己究竟做了什麽時，辯護律師的助理“站起身來走出去，然後嘔吐起來”。莫斯利不止殺了一個人，在基蒂之前，他還殺害並奸淫了另一名女子安妮·梅·約翰遜，手段同樣殘暴。
即便如此，在紐約每年發生的幾百起凶殺案中，“吉諾維斯案”也稱不上十分特別。在當時的權威報紙上，它只是佔據一角的簡訊。直到《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發長篇調查報導，基蒂的死才觸發了史無前例的洶湧怒火。
但這怒火居然不是對著魔鬼般的莫斯利，而是集中到鄰居們身上。
《紐約時報》是這樣寫開頭的：“皇后區邱園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個多小時裡圍觀了一起凶手尾隨並分三次用刀攻擊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這些市民發出的聲音以及臥室亮起的燈光兩次嚇退了凶手。但他稍後又兩次返回並繼續對被害女性行凶。沒有一個人在此過程中撥打報警電話，只有一位證人在該女性已經身亡後報警”。
這份當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第一次把慘案的焦點從謀殺者引向監視者。受這篇報導帶來的爆炸性後果影響，美國其他媒體和社會心理學家也紛紛燃起了熱情，參與到關於監視者的討論中。很快，“38個證人”成了一則現代美國的寓言，昭示了“當今的美國人居然如此殘酷和冷漠”。冷漠看客帶來的不安和憤怒，成了籠罩全美的情緒，以至於為了給莫斯利定下蓄意謀殺罪，檢方律師必須在法庭上動用各種策略，以“確保陪審團能夠將怒氣衝著被告”，而“不會將憤怒從莫斯利身上轉移到基蒂的鄰居們身上去”。
“吉諾維斯案”給美國帶來的改變是其他凶殺案無法比擬的。它促進美國報警電話系統的改革以及《見義勇為法》（“Good Samaritan” laws）的生效。也是因為這一案件的觸發，心理學家們發現了“監視者效應”，它的別名，就叫“吉諾維斯現象”。事發30年後，美國總統克林頓到訪案發現場，呼喚民眾團結：“（莫斯利）給我們傳達了一個關於當時社會到底發生了些什麽的令人心寒的訊息，讓我們發現自己非但一直處在危險之中，而且本質上是孤獨一人的。”
最新版本：監視者並不是全都麻木不仁
直到《監視者》一書為事實提供了新版本，“38個證人”給人的整體印象才有所松動。通過大量採訪和資料搜尋，庫克筆下的這些監視者，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面向。事實並不像《紐約時報》當年報導的那麽單一。在他們當中，有的妥協於自身軟弱，也有人願意挺身而出，更多的人可能根本來不及弄清真實情況。
犯罪現場示意圖
庫克提到，當年《紐約時報》報導的開頭就包含6個事實錯誤。就連聞名遐邇的數字“38”，也經不起推敲——它只是警官和記者一起吃飯時隨口說起的數字。庫克找到了當年警察局首次詢問鄰居的記錄，上面寫著，總共有49個人在當晚聽到或看到一些東西，其中16人為目擊者。還有一位律師曾挨個走訪了案發現場附近的所有人家，發現當時確切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麽的鄰居或許只有兩個。
庫克還在書裡記錄了一個被忽略很久的、令人欣慰的細節。當晚，鄰居索菲在穩住13歲的兒子後，來不及等待警察的到來和丈夫的陪同，便不顧危險，一個人冒著嚴寒衝了出去。當她來到基蒂身邊，基蒂已不省人事，只能發出嗚咽。索菲拿著一條毛巾安慰她，告訴她馬上有人會來救她，還把她的頭輕輕枕在樓梯上。索菲陪伴基蒂走完了人生最艱難的一程，直到警察到來。但她的行為並不為大眾所知，在警察的第一份筆錄中，索菲一家三口完全被遺漏了。
相反，基蒂的另一位鄰居羅斯，卻被警察和媒體抓了“典型”。羅斯是距離慘案最近的“監視者”——基蒂就死在他家門外。他從門縫裡看到莫斯利最後襲擊她的過程，卻沒有出手相救。當他感知到自己被凶手發現後，還“飛快關上了門”，過了一會兒才又開門偷看。而且，僅僅因為“不希望警察來敲他的門”，這位寵物美容師沒有及時在家報警，而是打了電話給鄰居商量辦法，再從陽台爬到鄰居家打電話報警。在被警察詢問時，他的那句“我就是不想被牽扯進去”，令他一時之間臭名昭著。
“罪行固然讓人悲傷，但也對社會有所幫助……”
“吉諾維斯案”發生4年後，受此案觸發，又經過大量實驗，社會心理學家比布·拉塔內和約翰·達利在專著《毫無回應的監視者》中，提出了著名的“監視者效應”。“這是一個很老的社會心理學話題。旁觀慘劇的時候，有一個責任分散的效應。當人們意識到身邊很多人共同在場，他們采取行動的概率更小，但同時，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就會激發出人們的正義感，追隨者就會增加，這類似於群體中的心理決策效應。”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應用心理系副教授李國瑞說。
“吉諾維斯案”後，圍繞它的紀念會長久不衰。通過重溫這場悲劇，美國人努力呼籲同胞能在危難時刻勇於對他人施以援手。甚至連悲劇的始作俑者也被叫來加入到呼籲者的行列。1977年，《紐約時報》那篇關於“38個證人”的報導發表13年後，服刑中的凶手莫斯利也在該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罪行固然讓人悲傷，但也對社會有所幫助，迫使社會對它那些痛苦的、陷入危險的成員施以援手。有時候，我們有必要參與進去。”
為了避免“監視者效應”，在一些行政機構和公共機構，人們逐漸建立起許多行政規則，來約束工作人員的行為，比如醫院的“首診負責製”。但在李國瑞看來，對於沒有公權力的人，“見義勇為”依然只能是一種道德感化，無法強求。“很多人會出於各種原因選擇袖手旁觀，可能怕被訛詐，可能怕面臨危險。也有人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去挽救他人，這是雷鋒精神，社會應該弘揚，但確實無法要求每個人都成為雷鋒。”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周刊》，作者孫行之，文景獲授權轉載。
《監視者：一樁美國凶殺案的現代啟示》
[美] 凱文·庫克 著
汪洋、周長天 譯
我們每個人都充當過監視者。
監視者應在何種程度上承擔責任？
監視者面臨的困境又是什麽？
一樁全美聚訟不休的罪案，
為何良善之人，也可能有一顆“冷漠之心”？
著名學者陳嘉映、許紀霖 誠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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