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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回應梁建章:增加人口數量並不符合國情,提升人口質量才是重點

文|李鐵

很高興與梁建章、黃文政兩位先生繼續就人口問題展開討論。本來我打算就兩位的第一篇質疑寫出三篇回應,除去已經發表出來的一篇,另一篇是從全球化的角度看待中國的人口問題,第三篇是如何看待中國老齡化與人口的關係。

但既然梁先生和黃先生就我上篇文章做了回應,我想也還是及時回應為好。

“人口多”並不等於“人口過剩”

再次強調一下,我的始終持有的觀點是中國人口太多,長期以來“勞動力過剩”,從來沒有說過“人口過剩”。

但在梁先生看來,“人口太多”一旦與就業聯繫起來,就等同於“人口過剩”,這其實是一種誤讀。

人口多和人口過剩是不是同一個概念?顯然不是,因為這涉及的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如果一個人家生了好幾個孩子,那人們就可以說,你們家人口太多了,需要增加收入或者給予補貼來解決家庭生計問題,這是責任。但是能說這個家庭人口過剩了嗎?哪個是多餘的?這是社會倫理問題。

因此,中國人口多,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說人口過剩,這就違背社會道德倫理。既然已經出生到這個世界上,家庭就有責任承擔必要的撫養義務,國家就應該提供必須的公共服務。很多學者站在純學術的立場上似乎可以不去思考“多”和“過剩”之間不同的公共政策含義,但作為從事政策谘詢研究的人,不可能不考慮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

關於梁先生提出“要加快城市化不能靠減少人口”,以此來否定我的觀點,這存在根本上的誤解。我從來沒有說過“加快城市化要減少人口”,而曾經說過,只有減少農村人口才能富裕農村,這才是我的本意。

加快城市化涉及到的人口問題,是在國家內部空間的人口轉換問題。也就是說,讓城市接納更多的農業轉移人口,這樣才有可能使得農村通過減少人口,增加人均資源佔有率,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推進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

按照我們當年對農村政策的研究,最大的體制性障礙和剛性製約因素,就是在相當大一部分省份的農村,只有人均1畝多地,還要從事糧食生產,即使是繡出花來也改變不了農民收入低下的狀況。因此提出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就是通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讓他們進入城市得到非農就業。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增加農村人均佔有的農業資源。同時還可以增加城鎮人口的農產品需求,推動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產品產量,提高農民收入,提升農業現代化水準。

或許是梁先生不是特別了解農村,把我提出的減少農村人口的觀點,誤解為減少中國人口。所以我希望梁先生多看一些有關農村政策和城鎮化問題的文章,才可以得出更為具有學術價值的論點。

“搶人大戰”實際是搶人才

梁先生和黃先生認為,各城市的“搶人大戰”說明中國各地對於人口存在著饑渴性的需求,顯然還是對於各地的政策內容並不是十分了解。按照梁先生的邏輯,中國的城鎮化政策似乎就根本不存在任何體制性的製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也已經水到渠成。

如果稍微了解一些各城市提出的“搶人大戰”政策,就可以知道各地搶的是稀缺性人才。至少對於全國絕大部分城市來說,是“搶人才”而不是單純的“搶人”,它們提出的政策條件都是以學歷等條件作為前提的。對於京滬廣深,包括經濟發達的蘇錫常來說,當地人才標準十分苛刻。不要說是一般大學生不夠標準,即使是碩士和博士都還有很多附加條件。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和較大城市也都如此,雖然有一部分放寬到大學生,但對於在當地打工就業的農民工,落戶條件幾乎就沒有放鬆過。

在現實中,即使少部分城市提出了可以放開農民工進城落戶,但到具體實施時,也都存在著各種實際的限制。正是因為如此,中央才三令五申,要放開和放寬特大城市的人口落戶政策。但在現實中,在一些人口流入地區,不要說城區了,就是鎮村一級都不肯放開人口落戶。關於這方面我有很多文章,建議梁先生認真地看一下,就知道“搶人大戰”的含義到底是什麽?

梁先生提出,每年多生100萬人,就能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然而對於制定政策的人來說,不是多生多少人的問題。而是現有的貧困問題是繞不開的一個結。討論學術問題,大家可以暢所欲言,但是回歸到政策層面,則一定要面對現實。

中國不是發達國家,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最近我們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就是有6億人口的月均收入低於1000元。還有學術機構提出,中國的中低收入人口在9億人左右。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則是中國中等收入人口4億多人。此外的中等以上較高收入人口如果按照因私護照算,才1.5億。對於中國的14億人口來說,當絕大部分人處於中低收入水準之下,我們將會面臨著什麽樣的狀況?從另一個層面來講,真正有生育意願的也不是中高收入人口,而是中低收入人口。而且絕大部分中低收入人口特別是來自農村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在初中以下水準,我們未來的新增人口如何適應信息和現代化社會的就業要求?我們在此基礎上,還要花費多少投入來解決他們的公共服務問題?如果加上老齡化的問題,等於我們要花費雙重的投入來面對老齡人口以及存量和新增的中低收入人口。

人口多,就業率就一定高嗎?

梁先生和黃先生還提出了關於人口密度和就業之間的關係問題。當然,城市的人口密度大,承載的就業也多。農村的人口密度低,就業也少。所以中國當前基本統計的就是城鎮人口就業率,而忽視了農村的就業狀況。僅從城市的就業率來說,如果我們看到南亞和拉美國家以及非洲國家的城市,存在大量的貧民窟,就知道所謂的就業率只是一個表象的數字,關鍵是就業質量和總體收入水準。而且據我們所知,在南亞和拉美以及非洲地區的大城市,貧民窟的居民就業也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即使是在貧困線以下的就業,那這種就業給城市和人口密度帶來的都是困惑、挑戰和壓力,帶來的只會是城市病,這恰恰也是我們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要避免的問題。

關於人口流入和流出,其實重點不是人口問題,而是體制和區位等綜合條件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問題。中國戶籍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河南,包括更多的中部地區,人口大量外出就業,原因在於本地人口雖然多,仍然創造不了就業機會。而正是因為涉及的人口太多,一些人口流入地區遲遲不願意進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形成了目前改革的難點。這無關人口的多少,而是經濟增長的外部性問題。在這個方面的討論,其實已經超出了人口學的範疇,當區位、投資環境以及各種政策因素製造出空間發展機會時,人口要素自然會向這個方向流動,但這只是人口在空間中的轉移,並不涉及總量變化。就此問題,應該探討的是城市化政策如何更進一步突破,而不是再去鼓勵出生更多的人口。

討論問題應立足國情

梁先生在文章裡拿美國與加拿大對比,說明美國的人口多,所以創新的能力就強。

我覺得可能這個例子比較牽強。美國的政策是吸引人才,因為美國可以通過政治、軍事和金融等政策保持發展中的強勢地位,當外部性的要素和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本源源不斷流向美國時,美國才有了超出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公共服務水準。

美國通過自己的體制優勢,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集中,並帶來了高科技水準的提高。這裡要特別注意,是人才的流入,而不只是人口的流入。可以看到,中國的大量人才,特別是科技人才也都曾經向美國大量湧入。如果按照梁先生的邏輯,如果中國的大量人口湧入美國,美國歡迎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事實上,外國人想要合法的移民美國,也要符合嚴格的條件。以色列雖然只有八九百萬人口,是否會歡迎所有的猶太人都回到以色列定居,顯然是不可能的。

黃先生拿以色列舉例,稱以色列人乃至猶太人的成功絕不是因為人口少,而是因為他們與更大人口規模的體系保持了良好通暢性,使他們可以享受這個體系巨量人口的規模效應。

我此前也以以色列舉例,但並非想說明以色列的成功是因為人口少,而想證明要想成為一個科技創新強國,並不一定需要過多的人口。

此外,我當然十分清楚無論是北歐還是以色列和日本,因為老齡化導致了就業年齡延長,生育率長期下降、社會福利成本大幅上升等問題。也都相繼提出了支持生育的政策,但事實上效果並不明顯。對於這些國家來說,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了幾萬美元的水準,雖然他們有能力承擔老齡化增加的社會經濟成本,但是在財政上也不堪重負。原因是推進養老制度改革,特別是減少老齡化的福利支出,面臨著太多的利益挑戰。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情況完全不同。因為中低收入人口巨大的基數,既會影響到將來的資源分配,也會影響到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更要考慮到如何減貧脫貧問題。

關於印度的討論,從我多次去過印度的經歷以及與印度的高層人士接觸來看。如果印度願意當世界人口第一,這頂桂冠還是奉送給他們為好。中國寧願不要這樣的桂冠,也不能成為我們未來發展的負擔。中國在未來發展中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用有限的資源去提升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提高國家和全民的競爭力,而不是盲目地鼓勵生育。

因此,不同的國家,針對各自的現實來討論問題,應該是更為符合國情的。

關於疫情帶來的問題以及國際製約問題,是中國目前發展中面臨的一個坎,如何跨過這個坎,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從城鎮看,有些研究數字提出大致面臨著5000萬左右的失業人口。而對於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來說,可能數字也不會低於5000萬。當然,這是各方面的估計,還沒有官方的統計。因此中央提出把就業問題作為未來的工作重點之一。如果眼前的坎兒還沒有過去,經濟增長的數字還在明顯下滑,我們何談未來。作為學術研究,當然可以大膽地去假設,但是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並不能以線性思維模式考慮問題,而要綜合全盤地看問題,這才是未來制定政策依據的出發點。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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