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機父母”的育兒競爭，一場永無止境的消耗戰

撰稿 | 尼德羅

在中國，五花八門的育兒焦慮每天都在重複發生，有關孩子如何難弄，教育如何昂貴的信息充斥整個社交媒體，這也給這個國家生育率的下降送上了一記神助攻。

不過，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裡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愛、金錢和孩子》一書則告訴我們，育兒焦慮其實是一個全球化現象。除了北歐等幾個國家，大部分我們所熟知的“知名國家”，都存在類似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並不例外。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作者：馬賽厄斯·德普克、法布裡奇奧·齊利博蒂，吳嫻、魯敏兒 譯，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圖/網絡）

01

專斷型、放養型和權威型

歷史地看，父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從古至今，我們對於父母的定義都是“愛孩子的”，但具體到不同時期、不同階層、不同文化，就會發現父母在愛孩子的方式和做法上，存在著天壤之別。

德普克和齊利博蒂援引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鮑姆林德提出的三種教養方式，即專斷型、放任型和權威型。對於包括中國父母在內的全球父母來說，總體上都可以歸結為上述三種教養方式中的一種或兩種結合體。

圖/東方IC

專斷型教養方式值得是父母要求孩子絕對服從，並且也能夠對孩子進行控制。

在很多時候，專斷型父母會使用體罰的手段來控制孩子的行為。當然，需要分清楚的是，專斷型父母並不是“虐童愛好者”，他們只是通過暴力施威來建立孩子的規則意識，並相信自己是在幫助孩子獲得更好的未來。在很多時候，專斷型父母也會表現得非常慈愛和深情。

今天，大部分中國父母都可以歸屬為專斷型父母，即使是知識分子群體——不管左中右，他們也都信奉“不打不成器”的古老育兒準則。當然，也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父母開始調整自己的育兒方式，在接下來，我會繼續提到。

放任型教養方式指的是父母遵循自由放任的理念，讓孩子自主決策，培養獨立能力。

在全球範圍，這種教養方式的流行範圍並不廣泛。需要指出的是，父母對孩子不管不問，例如中國外出務工的父母和在家留守的兒童，他們之間的溝通很少，孩子的成長過程往往是自由放任的。但這並不符合放任型教養方式的定義，因為父母對孩子放任的前提，是父母主觀上願意將孩子作為一個獨立、平等的人看待，並信任孩子可以做好自己的決策。

在中國，符合這一教養方式的做法叫作“快樂教育”，不過“快樂教育”的名聲並不好，因為激烈的教育競爭令父母壓力山大，對孩子的放任很可能意味著父母不夠負責。

圖/東方IC

權威型教養方式是專斷型和放任型的折中，父母既希望影響孩子的決策，又不會訴諸體罰來解決，而是通過說理，或者在潛移默化中塑造孩子價值觀的方式來實現。這類教養方式已經成為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育兒的主要方式，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中產階級家庭所接受。

以“虎媽”蔡美兒為代表的大量中國母親，她們將專斷型和權威型的教養方式相結合。這類父母一方面制定很多禁令和規則，另一方面自身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去支持、激勵孩子投入到學習活動中。

02

經濟不平等與“直升機父母”

不管是專斷型、放任型還是權威型，還是兩種類型的結合，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各種類型的父母都在增加對孩子的陪伴。

“媽媽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頭頂......我也只有在打噴嚏時可以不報告”，兒童心理學家海姆·吉諾特在1969年出版的《孩子，把你的手給我》中如此寫道。於是，那些高密度參與育兒的父母被稱為“直升機父母”。

《孩子，把你的手給我》，作者：海姆·G·吉諾特，京華出版社（圖/網絡）

對比2005和1975年的數據，荷蘭的母親每周花在育兒上的時間多了4小時，父母則多了3個小時。差不多同時期的對比，美國父母每天多增加了1.75小時陪伴孩子。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也都存在類似的變化。此外，考慮各國生育率的下降，單個孩子所獲得父母陪伴增加的比重還要大。

母親比過去進一步增加了育兒時間，父親則比過去大大增加了育兒時間，父母同時增加育兒時間，其背後的原因何在？兩位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從198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經歷了巨大的經濟不平等，每個國家內最富人群的財富比例都在擴大，最窮人群的財富比例都在縮小。

像美國這樣貧富差距格外明顯的國家，密集育兒的現象就更加明顯，育兒焦慮也就更為突出。相反，德國、芬蘭、瑞典等國家，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平等，教育系統的公平程度也更高，所以育兒焦慮、教育競爭指數都比較緩和。具體到中國，雖然和西方國家的情況不盡相同，但中國和美國的社會不平等狀況其實非常類似，二者的社會財富分配差距都非常之大。所以，中國城市的教育競爭非常殘酷——這一點當然用不著外人說明。

接送孩子上興趣班的家長們（圖/東方IC）

這一代年輕的中國父母，大部分都是專斷型或放養型教養方式下成長起來的，當年父母對自己學習的乾預算不上太多，學校和家庭之間的聯繫也算不上緊密。但到了00後這一代，高參與度、高時間頻率和高程度控制的教養方式成了標配。甚至，相較之下，中國城市的父母所駕駛的“直升機”升得更快，盤旋得更猛烈，自然，中國孩子所承受的壓力也是一般西方國家的孩子所無法想象的。

03

人際碎片化與非理性的瘋狂

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在分析密集育兒行為時，提到了該類育兒方式的“陷阱”。因為不管專斷、放任還是權威，父母普遍都需要在密集育兒中付出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尤其是日益流行的權威型教養方式，對父母經濟收入、時間投入、精力分配的要求非常高。而很多父母會在洪流裹挾之下，因為金錢、時間、精力不濟，最終無法跟上主流的育兒節奏。也就是說，育兒資源的差距，最終會變成育兒過程的陷阱。

比拚育兒資源，這是今天中國育兒焦慮最直接的來源。在西安，一所幼兒園的園長因為不滿意政府強製降低收費，就拋出了“我們隻養天鵝不養豬”，這樣的比喻獲得了廣大家長實質性的讚同，因為幾乎所有家長都在育兒競爭的遊戲規則內，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豬”，儘管最後成為“天鵝”的孩子少之又少。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密集育兒，經濟不平等的確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經濟不平等並不意味著後者自動發生。作者在書中曾援引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羅伯特·帕特南的分析：在《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中，帕特南回憶了50年代美國，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擁有基本類似的成長經歷和較為均等的發展機遇，但今天，中產家庭和特權階層家的孩子，已經完全不能理解工人和貧困家庭孩子的生活經歷，以及自己為什麽跟他們是平等的。

然而，帕特南在書中還提到，經濟不平等帶來了住宅小區的分化，富人區和貧民窟之間有著明顯區別，而在過去，美國城市並沒有這樣的現象。對於戰後“嬰兒潮”一代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經歷了社區從興盛到解體的過程，社區對於現代美國孩子的意義遠不如父輩和祖輩。這樣的情況在中國也極為類似，30年以前，無論是中國鄉村還是城市大院，都處於熟人社會的狀態，而到了今天，鄉村萎縮，部門製瓦解，舊小區拆除，新小區矗立。

在這個過程中，原先的小村莊、小社區變成超級建案，在新型小區內部，人和人之間再也不可能形成如從前般緊密的人際網絡。這也使得孩子不可能獨自在人口高速流動的小區內自由玩耍，無法在童年期間收獲一批“死黨”，更不可能在社會化教育中獲得成長。

今天，生活在超級城市的新型小區中的孩子，所有的時間都由學校、父母和培訓機構所分而佔據。教育過程變成擇校、培訓和家長陪同三者緊密配合下的狀態，換言之，家庭代替了社區，父母和老師代替了同齡夥伴，成為孩子成長中更重要的元素。而由於缺乏“社區感”，導致越來越多的家長不會將孩子與身邊的夥伴做比較，而是直接與全市、全國的“佼佼者”進行比照——焦慮的父母也總是能找到優秀的榜樣，這種差距所帶來的更大壓力，不可避免地困擾著很多家長與孩子。

接送孩子上興趣班的家長們（圖/東方IC）

我很同意作者對“育兒陷阱”的描述，即密集育兒是一場沒有止境的消耗戰。有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在群體心理的影響下，大多數父母最終得到結果很可能是孩子既沒有能夠獲得所謂的“成功”，又沒有能夠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獲得獨立的品格。就連父母自己，也可能因為“過度育兒”而喪失自己追求夢想的資格。

從個體角度來說，面對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增加孩子的教育投入是非常理性的決策；但從集體的角度來說，當多數人都被卷入無止境的育兒資源消耗戰，這樣的行為又是極度非理性的。畢竟，一個人的成長不僅需要認知技能，更多的其實是非認知技能，例如同情、合作、欣賞。但在白熱化的競爭氛圍下，孩子們的學習過程和目標都沒有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