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四策：戰略博弈離不開正確的時代觀

摘要：合法性是戰略博弈的前提。漢末，魏蜀吳在數十個政治集團的激烈競爭中能脫穎而出，不斷壯大，其秘訣之一即延用了管子的思想——“尊王攘夷”。這是魏蜀吳三國的銳利思想武器，他們不是簡單照搬，而是結合自身實際，演繹了各自“尊王”的歷史軌跡。

東漢末年，皇權虛弱無力，地主豪強擁有自己的私人武力，造成群雄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面。在數十個豪強集團相互兼並混戰中，魏蜀吳三個政治集團脫穎而出，相互博弈，先後分別提出了四大戰略構想，主導了當時中國的戰略走向，在戰略博弈的歷史舞台上，為後人留下了有聲有色、可資可鑒的千古絕唱。

四大對策

（一）孫策時張紘的江都策。

張紘（153-212年），徐州名士，曾建議孫權遷都秣陵（今南京），孫權從之。孫策（175-200年），是一個少年早熟的英雄。孫堅戰死後，還葬曲阿（今江蘇丹陽），孫策帶著母親、弟弟，暫時依附袁術，袁術非常賞識他，將孫堅部曲千餘人還給他，任命他為懷義校尉。興平二年（195年），21歲的孫策擺脫袁術羈絆，獨自率兵渡江南下，短短三四年間就佔據江東大片地盤，為孫吳立國奠定了基礎。他不僅是當時幾大政治軍事集團中勢力發展最快的一個，而且是魏、蜀、吳三國創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當曹操於初平三年（192年）領兗州牧，奠定一生基業時，年38歲；當劉備在赤壁之戰後奪得荊州江南四郡，有了一塊較為像樣的地盤之時，年48歲；而孫策據有江東之時，年僅24歲！

天下大亂之際，江東政權如何博弈，這是擺在孫策面前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問題。孫策在江都時曾“數詣（張）紘，谘以世務”。“孫策創業遂委質焉”（《三國志·張絨傳》），參與謀議，甚見信任。對張紘說：“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按：孫策母舅吳景，時任丹陽太守），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仇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 ?”張紘答道: “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揚，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仇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作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三國志·孫權傳》引《吳歷》）由此可見，孫策之“微志”是“扶危濟亂”，“為朝廷外藩”。張紘之對策是以“複漢室，功業作於桓、文”，“豈徒外藩”為最高目標。

（二）孫權時魯肅的吳中策。

建安五年孫權統事時，周瑜薦魯肅於吳，“與語甚悅之，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孫權對魯肅說：“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余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魯肅答：“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孫權又說：“今盡力—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三國志·魯肅傳》）。因為這個建議是孫、魯兩人在榻上對飲時魯肅提出的，所以叫做“榻上策”。

魯肅的對策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一是漢室不可複興；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應在確保江東的基礎上觀釁而動，乘北方多務之際，先除黃祖，進伐劉表，奪取荊州，然後竟長江之所極，據而有之（這自然應視作包括奪取地處長江上遊的益州在內）；四是在鞏固了整個長江以南的割據後，再建號帝王，圖取天下，完成統一大業。中心思想就是，既然漢室不可複興了，而曹操不可馬上消滅，孫權只有在江東站穩，與曹操、劉備形成鼎足三分之勢，以觀天下之變才是上策。我們把孫策時張紘之江都策，與孫權時魯肅之吳中策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差距。孫策之所謂“與天下爭衡”（《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與孫權相比低了一個檔次。孫策之“與天下爭衡”，不過是建立“桓、文之功”，而孫權則把它提升為“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三）劉備時諸葛亮的隆中策。

建安十二年（207年），劉備屯兵新野，徐庶為幕僚，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與其相見，精辟地分析了當時形勢，並提出建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中對”。劉備聽了，連連稱善，說我有了諸葛亮，如魚得水。（《三國志·諸葛亮傳》）

“隆中對”一方面對天下形勢進行了分析，從劉備集團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對待各個割據勢力的態度：反抗曹操，聯合孫權，圖謀劉表和劉璋，從而規劃出了曹、孫、劉三足鼎立的戰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了三足鼎立後，天下有變，進一步北伐中原、中興漢室的戰略目標。官渡之戰，曹操以少勝多，戰勝了貌似強大的袁紹。諸葛亮看到了曹操軍事力量的強大，得出了不可與其單獨爭強，必須聯合其它力量與之對抗的結論。孫權則有地理優勢，加上孫氏家族已經歷經三世，在所轄區域得民心，可以成為未來天下三極中的一極。諸葛亮看到了這兩大軍事集團將會成為三極中的二極。劉備當時是個隻擁有幾千人馬的荊州客居者。其他的軍事集團，如劉表、劉璋、張魯、馬騰等，最多算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稱霸一方的力量。

“隆中對”指出了實現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徑。在正確認識和分析孫權、曹操力量的基礎之上，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徑。諸葛亮提出統一天下的步驟是：首先“跨有荊、益，保其岩阻”，然後致力於內部建設，開展和平外交。“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最後兩路北伐，鉗製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這樣，達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實現統一天下。

（四）曹操時毛玠的兗州策。

毛玠，陳留國平丘人。曹操佔領兗州，毛玠對曹操說: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三國志·毛玠傳》）毛玠認為：當時國家分崩離析，國君四處遷移，百姓的生產廢棄，因饑饉而四處流亡，官府連一年的儲蓄都沒有。百姓沒有安心定居的念頭，國家在這種形勢下是難以持久的。現今袁紹、劉表，雖然手下士人、百姓眾多強大，但都沒有長遠的打算，不是建立基業的人。用兵以遵守禮義者勝，保住地位必須依靠財力，毛玠認為曹操應該尊奉天子而向不守臣道的人發號施令，整頓農業耕作，儲備軍用物資，這樣，霸王的業績就可以成功了。毛的建議得到了荀彧的支持，曹操采納了他的建議。

張紘的江都策、魯肅的吳中策、諸葛亮的隆中策和毛玠的兗州策，分別成為魏蜀吳三國的戰略決策，對當時的戰略博弈和外交經略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條經驗

（一）合法性是戰略博弈的前提。為了贏得合法性，各方都打正統牌，正統就是漢室，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否定漢室的合法性。漢末，魏蜀吳在數十個政治集團的激烈競爭中能脫穎而出，不斷壯大，其秘訣之一即延用了管子的思想——“尊王攘夷”。這是魏蜀吳三國的銳利思想武器，他們不是簡單照搬，而是結合自身實際，演繹了各自“尊王”的歷史軌跡。相比之下，曹操在贏得合法性方面，棋高一著。他的首要方略不是擴大地盤，不是爭搶勢力範圍，而是爭搶“天子”，佔據政治高地，贏得社會信賴和支持。建安元年（196年），時任兗州刺史曹操，獲悉獻帝東歸，立即率軍進駐洛陽，護駕漢獻帝劉協。曹操先後把三個女兒許配漢獻帝為妃，不久全部晉號為“貴人”。其中第二個女兒曹節，立為皇后。

此時，袁紹袁術等其他軍事集團，正在忙於爭奪各自地盤，孫策佔據江東、劉表佔據荊州、劉璋佔據益州，各路軍閥混戰，唯有曹操率軍入駐洛陽，擁護漢獻帝重振朝綱。劉協賜予曹操“節鉞”，曹操獲得了主持軍政大權的合法地位。自此，曹操始終頭頂“效忠”漢獻帝的桂冠，佔據中國歷史舞台的突出位置。這是曹操“奇貨可居”的政治籌碼。

後來的史學家尖刻地改寫了一個詞，把曹操“迎天子”改寫為“挾天子”，表現了對曹操政治思想動機的質疑，認為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三國志·諸葛亮》）、“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國志·張范傳附張承》）。不管曹操動機是什麽，也不管世人如何揣測，歷史事實是，漢獻帝在曹操主政期間，安享帝位未變。曹操借鑒“尊王”之史，憑借“忠君”旗幟，構建了統一半壁江山的大業。相比之下，在打正統牌方面，本可打一手好牌的袁紹，卻把牌打得稀爛。

史載郭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沮授也向袁紹提出同樣主張，說：“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三國志·袁紹傳》）但是沮授的建議，遭到一些短視之士的反駁。淳於瓊即向袁紹提出了反對意見，曰：“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淳於瓊的這一意見，受到沮授批評，說：“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沮授力勸袁紹“迎天子”。可惜，袁“不能用”。曹操“迎天子”定都許之後，袁紹的謀士田豐繼續勸袁紹“迎天子”，曰：早襲許（即許昌），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三國志·注武帝操》）

曹操“迎天子”之舉極大地擴大了他的影響力。曹操出兵征冀州，袁術問名士張承，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量力矣。”張承作出相反的回答，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三國志·張范傳附張承》）表明張承充分肯定曹操“迎天子”所獲得的政治優勢。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今操已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三國志·諸葛亮傳》）《三國志》作者陳壽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桀。（《三國志·周瑜傳》）蜀漢、東吳打的也是正統牌，也是在彰顯自己的合法性。

（二）人才是戰略博弈的資本。三國時人才濟濟，英雄輩出。特別是曹操愛才思賢、選賢任能、唯才是舉的人才戰略影響深遠。曹操先後下達了著名的唯才是舉三令，廣納賢才。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下達的《舉賢勿拘品行令》中，曹操再次強調要不拘一格招攬人才，就是“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意思是要求各地方領導，把哪怕他過去背著不光彩的名聲，做過讓人譏笑的事情，或者不仁不孝，但有治國用兵才乾的人，你們都要把各人所知道的這些人都推薦上來，千萬不要有所遺漏。曹操前期的5位重要謀士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賈詡，都是從曹操的對手那裡投奔過來的，郭嘉和荀彧曾經是袁紹的謀臣。陳壽《三國志》評道：“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張遼、張郃、於禁、樂進、徐晃五位上將，都是從敵人陣營裡叛逃過來的。相比之下，蜀漢後期出現“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情況，人才短缺成為蜀漢在三國最早亡國的原因之一。

（三）韜光養晦、能屈能伸是戰略博弈的要訣。孫權是和曹操齊名的一代名主，但是，為了孫吳國家利益，孫權可以照樣向曹操的兒子曹丕稱臣。曹丕稱帝後，孫權便遣使請求成為魏的藩屬，並將降將於禁等送回北方。曹丕賜給孫權九錫，冊封其為吳王、大將軍、領荊州牧，節督荊、揚、交三州諸軍事。孫權韜光養晦、能屈能伸避免了兩面受敵的困境，為在次年的夷陵之戰中大破蜀軍創造了條件。

（四）不圖虛名是戰略博弈的關鍵。孫權襲奪荊州、斬殺關羽後，隨之上表稱臣，並且說非常願意擁戴曹操做皇帝。曹操說：他是想讓我在爐子上烤呀。曹操把孫權的奏章一散發下去，群臣立刻山呼萬歲。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帶頭啟奏：漢朝氣數已盡，殿下如今建立起來的大魏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所以孫權在外臣服，臣等以為殿下應該效法先賢，取代漢帝。曹操一擺手，不可說出此等沒有天子的話語。大將夏侯惇脾氣更大，只見他幾步走到台階，看了看魏王，大聲說：天下人都知道漢朝名存實亡，壽終正寢，應該有新天子湧現。自古以來，能夠帶領老百姓除掉禍患的，就是老百姓的主人。殿下帶領我們南征北戰已經三十多年了，功德巍巍。天下老百姓誰不敬仰，這樣的人做天子，老百姓自然心服口服。說著甩掉自己漢朝的印綬，叩請得到魏國的印綬。曹操清醒得很，知道皇帝是個燙手的山芋，自己不能摸。你看董卓很牛氣，不敢稱帝，廢掉一個漢少帝全國反對聲一大片；袁術剛想稱皇帝，全國就有那麽多反對他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和他曾經的部下孫策，可見皇帝的龍椅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坐的。曹操是個實權派，曹操要的是實際權力。曹操明白，孫權儘管表面上對自己很順從，其實他和劉備一樣，骨子裡都是想置自己於死地。

四個教訓

（一）戰略博弈離不開正確的時代觀。漢末四策中，在時代觀上，魯肅是高屋建瓴、最具真知灼見的戰略家和外交家。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漢室的態度上。魯肅所持“漢室不可複興”的政治見解，不但高出孫權之上，而且和七年後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相比，也實在有高出一籌的地方。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明確講過，如果像他設想的那樣，“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諸葛亮終其一生，漢室可以複興的思想一直是十分明白的，“興複漢室”是諸葛亮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如果說在建安十二年打出“興複漢室”的旗幟以作號召，自有其外交策略上的合理性的話，那末，在後主劉禪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自漢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師表》）中仍然講要“興複漢室，還於舊都”，這已明顯的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漢室不可複興”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201年）魯肅就提了出來。這一建立在正確估量當時客觀鬥爭形勢基礎上的政治見解，日後歷史的發展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二）聯盟是靠不住的。諸葛亮和魯肅極力促成了吳蜀聯盟，即使在夷陵之戰後，諸葛亮也堅持“聯孫抗曹”，主動緩和吳蜀關係。然而，除了諸葛亮、魯肅、趙雲等少數人始終不渝地維護聯盟以外，無論是東吳的孫權、周瑜、呂蒙等人，還是吳蜀的劉備、關羽、張飛等人，都乾過危害聯盟的事。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聯盟，吳蜀聯盟是最典型的，吳蜀聯盟的當家人孫權、劉備既對聯盟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真誠的努力，並取得了赤壁之戰等勝利，也基於從自身利益出發，乾過一些危害聯盟的事。這說明，國家的安全不能完全建立在聯盟的基礎之上。

（三）哥們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劉關張桃園結義，主導了蜀漢的政治走向和權力格局，事實上形成了一個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圈子，連丞相諸葛亮對此也無可奈何。劉備起兵討伐東吳為關羽報仇，支持的是張飛和關羽、張飛之子，其他文武百官基本不支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裡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這是把哥們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最典型的例子。

（四）戰略博弈不能戰線太長、兩個拳頭打人。三國之中，蜀漢地處西部，國力最弱、人口最少、地緣環境最差。蘇洵認為，諸葛亮隻以關羽守荊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據地，很難實現兩頭兼顧的目的。孔明以為有高山險隘相阻，就可以免於滅亡，而實際上西蜀之險，守不可出，出不可繼，保證安然偏於一隅都很困難，以此為根據地圖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蘇洵還形象地舉了一個例子：要成為富人，必須佔據四通五達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賺到一點小利，就藏在家裡，天天守著，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來了大盜，又怎麽知道真的不會失去呢? 毛澤東讚同蘇洵的這一觀點，並批注道：“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按照《隆中對》的部署，劉備“跨有荊、益”之後，既要守衛荊州，又要經營川蜀；“一旦天下有變”，兵分兩路，進取中原，“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劉備則“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兩路兵力很難相互呼應，協同作戰。待到後來，關羽鎮守荊州，孔明留守成都，劉備駐守白帝城，更是“三分兵力”矣。本就力量單薄而客觀條件又不允許，卻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澤東所言，“安得不敗”？（見魯家峰：《毛澤東評點：諸葛亮戰略失誤在何處？》，載2017年02月14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