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倫勃朗逝世350周年。為此，擁有倫勃朗畫作最全收藏的荷蘭國立博物館在今年2月推出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展覽，名為“所有的倫勃朗”（All the Rembrandt），展出了館藏中這位藝術大師所有的作品。可以想見，2月到6月的阿姆斯特丹必定會迎接來自世界各地想要在倫勃朗的“宇宙”裡徜徉一番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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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立博物館總策展人Taco Dibbits和等待修複的《夜巡》
倫勃朗是荷蘭歷史上最閃亮的明星之一，他的大畫《夜巡》享譽世界，而他睥睨一切的性格和坎坷的人生更是為他本人平添了濃重的傳奇色彩。就連矜持、審慎如肯尼斯·克拉克的藝術史家在談到他的故事的時候，也不免會這麽說——
“不論看起來多麽不合情理，我還是相信天才。”
“有二十多年幾乎每個荷蘭畫家都是他的學生。”
“當歷史決定論的歷史學家在評論17世紀荷蘭的社會條件時可能會說，這是荷蘭人注定要得到的。對了——他們也得到了倫勃朗。”
然而，如果只是這樣的讚歎，恐怕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位荷蘭天才的傳奇。在走入展廳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接近倫勃朗的畫作之前，我們還要知道更多的事：
克拉克在《文明》中提到倫勃朗，關注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他以人類的經驗之光重新解釋了神聖的歷史與神話，這是在信仰基礎上揭示宗教真理時的情感反應。
西蒙·沙瑪在《藝術的力量》中提到的倫勃朗更注重畫家本身的人性，人們從他身上能看到將卑微化為高貴的天分，看到歷史題材繪畫的重生與隨之而來的重創。
隨著這兩部紀錄片中鏡頭的劃刻和不疾不徐的言說，倫勃朗的畫作像地圖一樣為我們打開。
1.
一幅畫，一場生死賭注
（西蒙·沙瑪《藝術的力量》）
試想你是一位畫家，你可能遇上的最壞的事情是什麽？被忽視，受嘲笑，還是聲名掃地？不，都不是。你可以更勇敢：比這些不幸更糟糕的是你不得不親手將自己的傑作剪得支離破碎。而這就是倫勃朗在1662年時的遭遇。
他曾經如雄雞般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頭昂首闊步，驕傲地接受整個城市不知疲倦的敬意。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超乎所有人的預期，而人們的預期根據他的新作一次又一次地調整。他也曾是一座豪宅的主人，一間學徒滿座的畫室的領袖，一位和藹可親、家資豐厚的妻子的丈夫，他收集過一屋子珍品，甚至包括曼特尼亞的圖紙和日本武士頭盔。
三十四歲那年，倫勃朗和意大利北部畫派的提香見了面，他對鏡自視（畫家對此十分享受），畫出了《三十四歲自畫像》（Self-Portrait Aged Thirty-four，1640）。仿照拉斐爾和提香的肖像，畫家倚靠在壁台邊，神情帶著幾分無憂無慮的優雅，絲質羊腿袖的下擺落在石架上, 這讓他儼然是一名威尼斯貴族——事實上，儼然是提香本人。
可那些都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1660年以後，步入天命之年的倫勃朗閑居在玫瑰運河旁一座遊樂園的對面。這裡路邊躺著醉漢，群毆和械鬥時刻在陰暗的街角滋生。嚼舌者現在看待他的眼光如同他已然從巔峰跌落了下來一樣：他的成就、產業，以及天賦般的才華之光，似乎就要黯淡下去。正如教徒們常掛在嘴邊的格言：上帝從不任憑財富堆積。因此，從某些角度來說，倫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失寵被公認為上天對他那不可一世的驕傲的警告。
但在這之後，就像是故意要跟這個所謂的公認作對似的，上天又給了這個百無一用的老家夥一次改變一切的機會。阿姆斯特丹的精英們打算在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裡為他們宏偉且嶄新的白色市政廳繪製一幅紀念性的歷史畫。霍弗特·弗林克（Govert Flinck），這份工作的第一候選人，不巧去世了。所以他們轉而想起從前的大師——倫勃朗·范·萊茵（Rembrandt van Rijn），這個在他的時代曾創造了令整個城市的心髒為之停止跳動的傑作的老東西。
倫勃朗有什麽理由不接受這個任務呢？事實上他能做得更好。
市政大廳的系列繪畫將會是對荷蘭的古老祖先——巴達維亞部族歷史的敘述。這一輪脈絡清晰的歷史提醒每一個阿姆斯特丹公民（處於榮耀頂端的阿姆斯特丹人或許會對這些陳詞濫調感到厭煩），儘管現在他們是自己王國的主人，但他們的歷史源於人民對羅馬帝國狼子野心的英勇起義。
繪畫描述巴達維亞領袖克勞迪烏斯·西威利斯（Claudius Civilis）與各部首腦歃血為盟，誓死捍衛土地和自由的場面。沒有比這個題材更好的美差了，何況倫勃朗的職能舉足輕重。因為如果繪畫順利完成，它將改變繪畫史上克勞迪烏斯粗野的形象。畫作《克勞迪烏斯·西威利斯率領巴達維亞人謀反》（The Conspiracy of the Batavians under Claudius Civilis）將會成為倫勃朗筆下《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和《雅典學園》（School of Athens），足以讓畫家流芳千古。當然，它也能讓倫勃朗淨賺1000個響當當的荷蘭盾。
倫勃朗使出渾身解數，將畢生學到的一切繪製敘事畫的技巧——深度空間的凹陷，精挑細選的光線效果，富有情感表現力的色彩使用，通通都運用到這幅宏大的巨作裡。然而沒有人事先能預料到結果：極具攻擊性的畫面，顏料在畫布上攪拌、凝漿，然後層層塗抹，任由畫布表面坑坑窪窪，最後索性挖掉。當然，至少它是一幅通過光影來表現內容的畫作，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它與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那種沐浴在明麗純淨光線裡如水晶般澄澈視感的技法完全相反。泛著蠟黃色光暈的畫面渲染了一種神秘與危機感，好似所有人都不得不逃離畫面中灼熱的火光，否則全身將會被燒焦。
對於已經窮困潦倒的畫家來說，此舉不啻一場生死賭注。每個人都悉曉倫勃朗大膽妄為的性格，他對人情世故和繁文縟節有著令人遺憾的無動於衷。因為預訂在先，市政長官們一定毫無心理準備，他們不得不從他手裡收下這份近乎恐怖的禮物，但牆面上有點東西畢竟比空空如也要好。畫作懸掛在市政廳幾個月的日子裡，長官們一刻不停地為它費神：與周圍布景格格不入的野蠻粗糙感讓所有人都吃不消。最後他們遺憾地做出決定：這幅畫不再被需要——非常遺憾，僅此而已。於是巨幅被卷起，連冤罪殺機一同被畫家背負回家。倫勃朗的辛苦沒有得到一分錢回報。
一位平庸的畫家，約裡安·歐文（Juriaan Ovens），受命填補這個空白的畫壁。他用快得近乎不可思議的速度繪成了替代品，結果新作品成了可能是整個荷蘭公共展出的畫作中最糟糕的一幅。然而沒有人對此有絲毫抱怨。
面對已經成為廢紙的龐然大物，倫勃朗要怎麽辦？這幅畫是為市政廳寬闊宏大的拱形空間量身定製的，就連阿姆斯特丹濱河豪宅中最大的私人宴客廳也容不下它的全身。如果倫勃朗想要為這幅畫找到買家，用來挽回一些損失的話，那他就不得不將這幅畫裁成適合私宅裝飾的小片。刀鋒劃過之處，畫面四分五裂。
事實上，比起當代同行，十七世紀的藝術家不排斥對畫幅進行物理加工。為了適應空間大小而把畫作割碎的做法並不罕見。在一定程度上，對《夜巡》（The Night Watch, 1642）與《亞裡士多德凝視荷馬半身像》（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 1653）的畫面剪裁削弱了最初的構思和戲劇性視覺效果，儘管這種做法不算致命，但給人的感覺就像外行人把畫家的作品修改過一樣。
《克勞迪烏斯》所面臨的災難遠遠超過對這種類型的修飾。出於貧困無奈，倫勃朗不得不犧牲這幅畫的五分之四，同時也不可逆轉地改變了觀眾對作品的理解方式。令人驚奇的是，經過外科手術式的大幅度裁剪後，倫勃朗的大部分靈感仍然保留在殘跡裡。
《亞裡士多德凝視荷馬半身像》，1653，布面油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
《克勞迪烏斯·西威利斯率領巴達維亞人謀反》是一座前無古人的藝術里程碑。如果你是一位荷蘭父母，你想告訴自己的孩子有關荷蘭歷史的與眾不同之處，有關荷蘭人民如何通過戰爭和困難的考驗，最終選擇了自己的信仰和自由，而且如果你希望從這幅畫作開始（儘管它已經被損毀）為孩子們講述故事，那麽你應該帶他們去斯德哥爾摩。
1734年，也是倫勃朗去世的65年後，有人從一個荷蘭——瑞典混血家庭以60荷蘭盾的價格購得無人問津的畫布殘片，這在當時接近一張花式床的價格。這幅比十七世紀任何繪畫都要凸顯熱愛家園主題的作品，這幅見證了荷蘭部落文明走向自我認同過程的傑作，如今卻被永久放逐到了故土以北600英裡（大約966公里）的異國他鄉。它本該是阿姆斯特丹至高無上的榮耀，每個參觀市政廳（現為荷蘭王宮）的遊客都應該滿懷期待地穿過無數冰冷的大廳來瞻仰它的真容。但是它永遠地離開了荷蘭。這塊瑰寶在人類的藝術史長河中無可替代。
另一幅《克勞迪烏斯》再也不會在荷蘭的土地上誕生，也不會在其他國度裡出現。
2.
“他們信任中的表情有一種精神的閃光”
（肯尼斯·克拉克《文明》）
在研究文明的歷史時，人們肯定會試圖在個人的天才與社會的道德或精神條件之間保持一種平衡。不論看起來多麽不合情理，我還是相信天才。我相信在世界上發生的幾乎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要歸功於個人。然而，人們必定會感覺到歷史上的超級偉人但丁、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牛頓、歌德在某種程度上一定是他們時代的總和。他們太偉大了，太包羅萬象了，他們不可能孤立地發展。
倫勃朗是這個歷史之謎的重要例子。對歷史學家來說，想象沒有倫勃朗的荷蘭藝術是非常容易的——甚至更方便；在荷蘭也完全沒有其他人可以和他相比——不像在莎士比亞之前和與他同時有一群詩人和戲劇家。
倫勃朗是那樣迅速地、不可抗拒地獲得了成功，而且一直獲得成功他的銅版畫和素描總是獨領風騷，有二十多年幾乎每個荷蘭畫家都是他的學生，這說明荷蘭的精神生活需要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創造了他。
倫勃朗是一位需要真實和訴諸經驗的偉大詩人，這種對真理的需要和對經驗的呼籲始於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產生了第一部《聖經》的譯本，但需要等待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
倫勃朗與荷蘭知識生活之間最明顯的聯繫是他從萊頓移居到阿姆斯特丹時接受的第一次委託。作品描繪了著名的解剖教授杜爾普醫生（Dr Tulp）的一堂解剖示範課。在他周圍的人當然不是學生，甚至不是醫生，他們是外科醫生同業協會的成員。第一個偉大的近代解剖學家，凡·韋塞爾（Van Wessel），通常稱他為維薩裡（Vesalius），就是荷蘭人，蒂爾普教授顯得自滿意得，很願意被稱為再生的維薩裡。
我懷疑他是一個庸醫。他建議他的病人一天喝五十杯茶。他很成功——他的兒子成了一位英國男爵。
無論如何，倫勃朗不是以這種表面的、半官方的方式，而是通過對《聖經》的圖解使自己和當時的知識生活相聯繫。權威的形式之一是傳統圖像的權威，這種權威的形式不得不被對經驗的訴求所顛覆。倫勃朗雖然實際上是一個功底深厚的古典傳統的學生，但他想把每一個題材都看作似乎以前從未被人畫過，並試圖在其自身經驗中找到對應物。
他的精神沉浸在《聖經》中——他熟知《聖經》的每一個故事，直到最細微的細節，就像先前的翻譯家感到他們必須學習希伯來文，這樣就沒有任何真理的片段被他們忽略，為此倫勃朗還和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交了朋友，常去猶太教堂，以便他能學到更清楚地表現猶太人民早期歷史的知識。但最終他用來解釋《聖經》的證據是他在自己身邊看到的生活。在他的素描中，人們不知道他是在記錄觀察還是為經文插圖，這兩種經驗在他的精神中已融為一體。
有時他用基督教的語言來解釋人的生活，這使他去描繪《聖經》中不存在的題材，但他很自信地感到存在著這種題材。
一個例子是銅版畫《基督宣講對罪人的寬恕》。這是一個經典的構圖實際上以倫勃朗完全吸收了的拉斐爾的兩幅名畫為基礎。但這個小型的聖會與拉斐爾筆下理想的人體範本還是有很大的區別。聚集在這兒的人各不相同，有的在思考，有的三心二意，有的只想更暖和一點，有的在打瞌睡。前景的孩子全神貫注地玩著地上的灰土，他對赦罪的說教毫無興趣。如果像我想的那樣，同情人類的各種狀況和容忍人類多樣性是文明生活的一種屬性，那麽倫勃朗是文明的偉大預言家之一。
在倫勃朗繪畫中表現的心理真實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藝術家。當然它們也是完美的繪畫製作的傑作。在《拔士巴》中，他採用自然和古代的浮雕中的研究成果，實現了一種完美均衡的設計。我們認為可以把它作為純繪畫來欣賞，但最終還是回到人物的頭部。當拔士巴看到大衛的信時，她的思想和感情是以一種細膩的人情來表現的，這是任何一位偉大的作家在多少書頁中都無法做到的。
我們曾經被告知，繪畫不應該與文學相爭。可能在它的初級階段不是這樣。或者說，文學因素在采取正確的形式之前不應該突出它自己。但當形式與內容是一體時，這種人類的啟示應是一種多麽神聖的意外收獲。
在我看來，這種品質的最重要的例子是名為《猶太新娘》的繪畫作品。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它的標題應該是什麽可能它的意圖是描繪《舊約》中兩個人物，如以撒和利百加。然而其真正的題材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幅關於成年人愛情的畫，這是富有、溫柔和信任的奇妙融合，富有是通過對袖子的實際描繪來象徵的，手象徵了溫柔，面部的表情則代表了信任，在他們信任中的表情有一種精神的閃光，這是在古典理想影響之下的畫家從未達到的。
倫勃朗以人類的經驗之光重新解釋了神聖的歷史與神話。但這是在信仰基礎上揭示宗教真理時的情感反應。與他同時代的最偉大的人都在尋找一種不同的真理——一種由理智而非感情手段建立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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