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石上縱馬，刀下留情

真正的藝術，是一個人智慧、心力和情感貫通之後的覺悟，也是作者自我的昭示。書法、篆刻，和文學一樣，也是見情見性的藝術，如果隻談技法，不談筆意，隻論師從，不論創新，那紙面、石面上必然洋溢出一片逸氣和匠氣，寫字和刻章也必然淪為一種文化表演。——by 謝有順

石上縱馬，刀下留情

文| 謝有順

石上縱馬，刀下留情。這是賈平凹在西安題贈給鍾國康的話。當時我和詩人雷平陽在場，賈平凹說國康把小刀舞出了大刀的氣勢，在小小的石面上做出了大文章，這不簡單。我說這就好比作文，下筆萬言者不乏其人，但要寫好幾百字的短文，卻是不易。多數的中國文人，能寫長文，但寫不好短文，而很多人都知道，賈平凹的短文是文壇一絕，越短越精彩，他能發現鍾國康篆刻的妙處，也許與此相通。確實，有時我也訝異，一個下刀如此凶狠、果決，筆法力求粗獷、雄渾之人，何以能把石面上那些精微的細節也交代清楚？那頭髮絲般的細石線，或者頗有拙味的小留白，已經不是細膩的刀法能為，鍾國康完全是憑一種感覺在走刀，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在這一點上，為文和篆刻，在精神底子上實在是一致的，我想，這就是藝術境界，就是刀下留情了。

鍾國康刻章時，旁邊總是圍著一群人，叫好聲不斷，那種刀鏟印石的聲音，讓國康自己激動，也激動著旁邊的人，但這些助興者，其實並沒有多少人留意國康刀下的心力和深情——他的飛揚和節製，放與收，他的深入其中和出乎其外，他的率意與堅持，都在刀和筆的遊走中洩露出來。

國康無意隱藏自己，他愛說話，有時還廢話連篇，而這些多餘的話，往往掩飾了國康刀筆背後那份艱辛和求索。都說，藝術的深刻常蘊藏於靜默之中，所以大凡藝術家，往往不在人多的時候寫字、畫畫、刻章，他們需要一個純粹的自我空間，也需要由此來給讀者造成一種神秘的感覺。於無言中為藝術立品，這其實是一種策略，很多庸俗匠人，也借此蒙人、撈名聲。但國康完全不在意這些，他不怕把自己推到前台，不怕自己被觀賞、注視，他重視和朋友、讀者之間的每一次互動，他對藝術的理解，比一般人多了對藝術生產過程的經營和展示。

這當然也是一種自信的表現。鍾國康摹遍歷代大家後劍走偏鋒，十二年不下樓而獨創一體，窮畢生之力得藝術的開悟——這份自信並不是空穴來風。很多人津津樂道於國康不用打稿提刀就來的篆刻風格，或者驚訝於他幾天一筐石頭的速度，這不過是在表明他的熟練——殺石上萬之後，不單看字是反的，恐怕看人都是倒著走的，有此熟練技法，並不希奇。我真正希奇的是，國康治印，熟練中總能出新，敢於出格、破格，他的印章，初成之時已有一種靜謐的大氣，但國康並不願為這種傳統的秩序和美所誘惑，最後總要刀刀破邊，以求印面有古味、異味，而那些中國字，也似乎要從看起來破敗的石面上掙脫出來、挺立起來——正因為此，哪怕是再小的石頭，國康刻出的也是大字，多數一稿而成，少有雕琢味，也不懼怕放大，甚至放得越大，越能見出他的法度和創意，當然也不乏他的大膽和意想天開。他愛惜印面上的每一個漢字，並讓它們成了一個個小的、會說話的生命體，字與字之間、字與石頭之間，完全聯結在了一起，不可分割，也過目難忘。正如他的書法，單獨一字看來，常覺別扭，甚至可能是壞字，但總體觀之，自有一種磅礴和厚重，像是要從紙上、牌匾上站出來說話，這種既陌生又飽滿的感覺，常令人不得不驚歎藝術自身的高妙。

這個對石頭、紙墨、刻刀、印泥及中國字懷有深情的人，在這個書寫和手工業被輕視的時代，以自己的莊重、執著和不容冒犯的信念，以自己能讓石頭和紙墨說話的才華，守護了一種中國精神，也捍衛了毛筆和刻刀的尊嚴。很多人驚訝於鍾國康在各種媒體上製造的動靜，的確，到處都能聽見他的聲音，我每次見他，他身邊也總是圍著許多人，頻頻亮相，不甘寂寞，如陳文的《最“醜”的那個人——鍾國康另類藝術人生》一書所述，充滿喧囂、躁動，野心勃勃，似乎是一個能炒作自己的人，似乎是一個張狂自大的人，但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種表象。當真正的藝術已經需要用放大的尖叫聲才能喚起別人注意的時候，口放狂言算得了什麽，旁人的毀和譽又算得了什麽，重要的還是要看藝術家衝擊了什麽、創造了什麽，因為失去真正的藝術，遠比我們失去一個狂人要悲慘得多。

已經有太久的時間，篆刻幾已淪為沒落的文體，淪為書畫家的點綴，他們拓上自己的名章，不過是追求萬墨叢中一點紅的紙面效果，或者留下一個個人的戳記，而已，再無其他。所以，很多篆刻家花幾天時間打磨一個印章，印面精細工巧得如同繡花，仍舊無人問津，更遑論潤刀費了；而把印章治得如同電腦刻字的人，也可舉辦篆刻展，大家不去計較，照樣捧場。在這種境遇下，鍾國康一個印章標價兩萬，甚至連他的印拓本在茂德公草堂的鋪子裡也標價兩萬，可他的市場一直來不僅未見蕭條，反而有一大群人欲求其一印而不得，甚至有書畫家一用其印，自己的作品也隨即提價，放眼中國篆刻界，有此霸蠻之氣的人有幾個？我見過一些篆刻家，窮半生之力，出本印譜，不過能選取二三十幅滿意的作品出來；我還見過一些篆刻家，刻完一個章了也未曾見他真正用過一次力，他們對石頭充滿呵護之情，把篆刻變成了雕刻，如同一個技術工人，毫無對漢字的藝術理解，不敢張揚自己的個性，這樣的篆刻有何希望可言？

鍾國康治印，刀有生氣，人有霸氣，兩眼放光，刀刀見力，刻壞的作品雖然不少，但好作品也有著驚人的數量，幾天一筐石頭的速度，仍舊供不應求。我們可以指責鍾國康刻得太快了，寫得太多了，不懂節製，不知隱忍，一味求放，求進，未能領悟有時收也是一種革命，退也是一種先鋒。但我們不能無視國康的緊迫感——人老了還能寫書法，可篆刻需要的眼神和力氣，卻只限壯年，畢竟國康已經五十多歲了；我們也不能無視國康努力壯大篆刻之聲威的用心，他必須大聲說話，必須用大量出新的作品去衝擊大家固化的思維，由此才能佔據一個本應屬於篆刻的藝術領地。篆刻本已成了偏僻的藝術，可如今，經鍾國康持續多年的呐喊，至少在廣東，他的篆刻成了文人圈中的一大話題，哪怕是顯赫的名人，用其印者有之，收藏其印者也有之，大家對國康及其篆刻眾說紛紜，堪稱成了廣東文化界一景。

這是國康的功績，石頭終於說話，篆刻藝術終於不再是書畫藝術的陪襯，它開始獨立發聲，並被眾人聆聽。

很多人因為鍾國康過度的自我經營，而藐視了他的熱鬧背後曾走過一條漫長、寂寞的創新道路；很多人也因鍾國康的熟練和速度，而忽略了凝結在他一筆一刀下那數十年寒暑的苦練之功。國康用石頭說話，自己卻並非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如《最“醜”的那個人》所披露的，每一次的藝術轉型，他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沒有苦待自己、痛擊己身的堅忍之心，要想在藝術上成大事，幾無可能。陳文作此書時，看似語調輕鬆，我卻常常從中讀到一種辛酸。很多人知道如何處富貴，但不知如何處貧窮，知道如何處喧囂，但不知如何處寂寞，可在陳文筆下，正是貧窮與寂寞時的鍾國康最為動人。今日成天被人簇擁的國康，還能記起昔日的情和景麽？我想，他斷然不會忘記，因為這是他的藝術根據地，他的勇猛精神來源於此。

只是，那些盯著鍾國康作品的眼光中，多數恐怕是在計算其價值，而全無和他分享其人生與歷史的興趣；國康自己忙亂起來，大約也無回憶自己的興趣了。於是，他的德印社一片喧囂，但他的面貌也越來越單一。我曾提醒國康，作為藝術家，在熱鬧時沒有寂寥感，在人群中沒有獨與天地共往來的孤單感，他的藝術和商業就只有一紙之隔了。雖千萬人吾往矣，不是看千萬人，而是看吾。藝術家最大的敵人終歸還是自己。但需提醒的也許還有國康的讀者和朋友，你是想認識一個單面的鍾國康，還是願意從整體上把握他的存在？而我要說的是，熱鬧、喧囂、喝彩、自我中心、偏執、固守己見、創新、叛逆、冒犯權威、想前人所未想、邪而正，等等，這些都是國康身上所有的，他的人和文，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任何單一的結論都難以概括他。

而我認為，他終歸不是一個匠人，他的藝術，通達的是他這個人。有了他那活潑潑的生命存在，他的書法和篆刻才有此氣場，有此生機。

確實，真正的藝術，是一個人智慧、心力和情感貫通之後的覺悟，也是作者自我的昭示。書法、篆刻，和文學一樣，也是見情見性的藝術，如果隻談技法，不談筆意，隻論師從，不論創新，那紙面、石面上必然洋溢出一片逸氣和匠氣，寫字和刻章也必然淪為一種文化表演。我見過不少名家寫字，也觀賞過不少場面壯觀的書畫篆刻展，常覺意興蕭索，就在於我看不到那種沛然、豐贍的生命感受，也無法由此通達作者內藏的心事和性情。

無我，就無藝術。中國的文學、藝術，自古以來不重在智，而重情和意，說的就是要在作品背後看到人。以人生為藝術，並以藝術的方式來共享人的生命世界，這才是中國藝術的特出之處，所以我們常說某文人是一儒家，一道家，或一佛家，可見在他們的作品中，能洞悉他們的人生和品格。我們讀陶淵明的詩，貌似平淡中和，但詩的背後藏著詩人剛烈的性情；我們看弘一法師的書法有天真靜遠、神清骨重之氣，但細心閱讀，也不難發現他那性情和智慧的來路。他們的藝術，實在是以他們的人生為底子的。錢穆說，蘇東坡的詩不如杜甫的詩忠懇，是因他的人生不如杜甫沉重；宋玉隻學屈原作文，卻沒學到屈原如何做人，他的文章就全無足觀了。中國的文學、藝術貴在自抒己意，以待知者自知，這實在是一種高遠的品格，值得後世傳承。

因此，陳文用《最“醜”的那個人》這一圖文書，來記述鍾國康不同於常人的藝術人生，決非一時性起，圖個口舌之快，他是在用他的方式來理解鍾國康真實而感性的一面——這一面和鍾國康的藝術追求息息相關。既然好的藝術背後站著一個人，那這種藝術就必定是可以返回到人間、返回到日常生活中來，從而照見那個活潑潑的生命的。藝術的死寂，是因為藝術被抽象成了技術或意義，而它背後那個活潑潑的人卻消失了。要知道，寫出來的墨水、動過刀的印石都是有生命的，這個生命，就是作者的藝術之心。

陳文或許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決意要讓鍾國康這個多面的人站出來說話，用一段人生、一種思考來詮釋鍾國康書法和篆刻不凡的價值。

我相信這也是鍾國康藝術人生的一個醒目段落。幾十年來，如何從谷底到一個高地，陳文用他簡約、實在的文字記錄了這個事實的發生，但似乎也把國康今後如何往前的難題帶到了他的面前。喧囂終究要過去，興奮的人群也會露出疲倦的神情，當孤獨感重新襲來，國康，你在哪裡？畢竟，人群的背後還有藝術史，而歷史比任何漂亮的言辭更永久。如今，在正與邪之間，國康還樂於在邪和偏中求證自己，所以他的墨求臭，字求新，篆刻求不破不立，但藝術的變革理應是整體的，它最終都要走回那條正大之路，因為以歷史的眼光看，任何的偏鋒都不過是雕蟲小技，藝術的常道才是大道。我和鍾國康多年為友，可以預言，當他能以常墨、常筆來實現自己心中的常道時，那他將是真正的王者歸來。我期待這一天的來臨。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