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零號病人”的“終極三問”：這場追尋走向何方？

(抗擊新冠肺炎)圍繞“零號病人”的“終極三問”

中新社北京2月20日電 題：圍繞“零號病人”的“終極三問”

中新社記者 張素 馬海燕

圍繞新冠肺炎疫情“零號病人”眾說紛紜，中新社記者採訪相關專家回答“終極三問”：是誰？從哪裡來？要去哪裡？

“零號病人”是誰？

首先要厘清什麽是“零號病人”。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說，對應的學術用語是“原發病例”，通俗理解為在這位患者身上“某種病毒首次從動物進入了人體”。

以這次為例，研究表明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最新發現是穿山甲比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更接近人類感染的新冠病毒。無論是哪種哺乳動物，接觸了它並由此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即“零號病人”。

這裡還涉及“指示病例”概念，即傳染性疾病暴發時被公衛機構所確定發現的首位病人。大多數情況下“原發病例”早於“指示病例”出現。比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疫情的指示病例是廣東廚師黃某，但經追蹤發現，黃某出現病症以前已有其他SARS病例。

“零號病人”一詞來源有些“烏龍”。20世紀80年代，美國科學家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學規律時，將把疾病帶入美國的“原發病例”蓋爾坦·杜加用英文字母“O”進行編號，結果被誤讀為阿拉伯數字“0”。“零號病人”說法不脛而走。

需指出的是，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疫情從未明確找到嚴格意義上的“零號病人”。2016年有研究者從20世紀70年代的血液樣本中分離出HIV病毒，而公認的世界首次對艾滋病病例正式記載是在1981年；幾內亞一名2歲男童曾被視為埃博拉疫情的首個病例，但研究者直言是因為“調查在這裡停下”。

去哪尋找“零號病人”？

“尋找‘原發病例’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王立銘說，最好在疫情暴發極早期、患者人數極少時完成。他坦言，找到新冠肺炎疫情“零號病人”的可能性不大，但仍要去找，溯源工作至少有三個層面：

第一，研究病毒如何從動物進入人體；第二，研究病毒在人類世界的進化史；第三，研究病毒的傳播規律。

追尋“零號病人”需要厘清兩個關鍵信息：何時、何地。

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新發布的新冠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報告中，報告病例起始日期是2019年12月8日。這也是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此前通報新冠肺炎病例發病的最早日期。

但據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人刊發在權威醫療期刊《柳葉刀》文章顯示，第一例患者發病時間為2019年12月1日。另據該院重症監護室主任吳文娟介紹，這是一位年過七旬的男子，他沒有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記錄。有學者說，考慮到潛伏期因素，該患者應在2019年11月被病毒感染。

對於溯源地點，包括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員曹務春、中華微生物學會副理事長邵一鳴等在內的多位專家都提到“重返華南海鮮市場”。他們認為，雖然市場為防疫已進行消毒，但仍可以追蹤動物是如何被運來的。黃朝林等專家則認為，從發病情況來看華南海鮮市場不是唯一的暴露源。

“如果在華南海鮮市場出現的是‘人傳人’而不是‘動物傳人’，很值得追蹤‘零號病人’。因為由此可以追到病毒究竟從何而來。”中山大學附屬三院感染科副主任林炳亮對中新社記者說。

這場追尋走向何方？

誠然，當下有許多比尋找“零號病人”更為緊迫的工作，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可追尋。中國疾控中心已陸續派出160名病毒溯源、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等領域的專家赴湖北。

“科研、疾控、臨床、動物保護等部門要聯合起來。”曹務春此前受訪時說，找到病毒源頭可以打消疑惑，也可對未來突發傳染病疫情防控積累經驗。

王立銘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研究場景，比如在新加坡、日本等地，因為患者以輸入性為主，基本上可以找到二代病例與輸入性患者的交集，特別適合研究病毒從一位或幾位“零號病人”到大規模流行的傳播規律。而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武漢，如果盡可能采集患者體內病毒基因組樣本，比較它們的序列差異，“將幫助我們更好理解病毒進入人類世界以後的進化史”。

專家提醒，在追尋“零號病人”的過程中需要警惕隨時可能出現的“汙名化”“陰謀論”。以史為鑒，無論是被妖魔化為“艾滋哥倫布”的蓋爾坦·杜加，還是被迫隱姓埋名的黃某，他們因“身份”遭受的痛苦不亞於病毒本身。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近日鄭重聲明，2015年從該所畢業的黃姓同學不是所謂的“零號病人”。該所19日又發出一封公開信，再度聲明“某研究生是‘零號病人’”“新冠病毒源於人工合成”等是謠言，“對堅守科研一線的我所科研人員造成極大的傷害”。

好在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由虛假訊息造成的“信息疫情”極具危害。繼世界衛生組織計劃對“信息疫情”開展研究之後，來自英、德、美、澳等國的27名病毒學家在《柳葉刀》聯合發聲，他們反對陰謀論，支持奮戰在疫情一線的中國科研工作者。

或許，謠言如同“病毒”，我們也需提防出現“零號病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