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在“特快列車”上重新認識科學

十餘年前，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江曉原就開始撰寫“科學外史”專欄，每月一篇，至今未曾中斷。如今，這些文章集結出版為《科學外史》三部曲，與讀者見面。

在科學飛速發展、新技術層出不窮的今天，人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新科技，又該如何理解它們與自身的關係？今日人們所熟知的重大發現與成就，背後又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對於這些疑問，這套由“內行人”所寫的“外史”，或將提供一部分解答。

江曉原，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

「一味地歌功頌德？新時代呼喚“科普”新理念」

《科學外史》，江曉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書房：這3冊《科學外史》收錄了您13年來為法國科學雜誌《新發現》中文版所撰寫的129篇文章，內容涉及天文、地理、前沿科技、科幻作品、科學家逸事等諸多方面，被許多人視作非常適合大眾閱讀的科普讀物。但您本人對“科普”這個詞似乎有不同看法？

江曉原：我得過很多科普的獎項，但我平時都否認自己是一個“科普工作者”，原因是我認為我們傳統的“科普”理念需要拓展。

傳統的“科普”以歌頌科學為主，目的是喚起人們對科學的熱愛、了解更多科學成就。這種“科普”理念是科學主義的，它對科學技術是仰視和崇拜的，天然排斥著一切對科學的質疑，認為反思科學發展和新技術應用不是“科普”的義務。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家發現傳統“科普”的路越走越窄了。在公眾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當下，最基礎的科學教育在學校就已經完成，我們需要拓展原有的“科普”理念，使之成為含義更廣、層次更高的新理念。為了避免和原來的說法混淆，現在我們可以稱之為科學人文或者科學傳播。

這種被時代呼喚的新理念，不再仰視科學，而是力圖正確地看待科學。它幫助公眾了解科學技術，也讓公眾了解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關係，同時對科學技術本身及對其被濫用的可能性都保持恰如其分的戒心。不是每一種科技創新都是正面的。“創新”原本也是個中性詞，但現在人們一看到這個詞就認為是值得讚賞的。而我認為，應該更加謹慎地使用“創新”這個詞，謹慎地看待科學技術在未來的前景。

上書房：在《科學外史》中，很多篇幅重點關注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等因素的關聯及互動，並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唯科學主義的弊端和謬誤。有人因此評價這套書“頗具戰鬥性”，您同意嗎？

江曉原：我想，要幫助公眾更好地認識科學，就不能隻報喜不報憂。例如談到核電，傳統“科普”總是強調核電的“高效”和“清潔”，以及現代核電站是如何“安全”。但對核電站可能的危害幾乎絕口不提。也沒有一種冷靜的聲音去思考：為什麽我們總是不斷地、毫無節製地增加對電力的需求？這列名叫“現代化”的欲望特快列車一路飛馳下去，是否還停得下來？未來又會把人們帶向何方？

又如，在看到諸如2013年荷蘭一家公司公布的“火星殖民計劃”之後，媒體蜂擁而上報導其“海選宇航員”活動，為這種“美好的願景和未來”背書，而忽視了該計劃的可行性和真實性。事實上，有點天文學常識的人都能發現這個火星移民計劃有多不靠譜，與人類現有的航天能力多不匹配。後來大家才知道上當受騙了。

科學的原初目的是增進人類的福祉。但到了今天，科學技術已經不是“單純的美好”了。特別是當科學技術與商業利益緊密結合之後，它開始越來越多地扮演著資本的幫凶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坐在這趟特快列車上的我們，不應該再迷失在對科學技術一味歌功頌德的狀態中。而科學人文理應肩負起對科學技術進行監督、警示乃至批判的重任，指出弊端，澄清謬誤。

「抽絲剝繭、揭開畫皮，也是科學傳播的重要部分」

上書房：在第三冊《剝開影響因子的畫皮》這一章節中，您聚焦影響因子，用整整9篇文章向讀者講述了這個“當今學術江湖中還遠遠不為人所知的隱秘故事”。為何花這麽大力氣向影響因子“開炮”？這組頗有武俠小說氣韻的文章意欲幫助讀者建立怎樣的認知？

江曉原：國內許多科學家和公眾對影響因子的權威性深信不疑。在中國當下的期刊評價體系中，特別是在科技期刊評價中，影響因子已被推崇到荒謬的高度。非常奇怪的是，國內學界對期刊影響因子的歷史形成過程，幾乎沒人關注，更沒人注意到它的商業性質。人們普遍從一開始就“跪倒”在影響因子面前，將其認作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公器”。

但事實上，影響因子是一家美國私人商業公司用來掙錢的產品。發起“影響因子遊戲”的西方人和少數西方雜誌，已經在這個風靡全球的遊戲中大獲其利，他們甚至可以通過“合法”手段操弄影響因子。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和媒體對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理解都是錯誤的，如果學術界還要跟著玩這個遊戲而喪失獨立的判斷，那麽結果可能是駭人的。

我知道這組文章和很多人現有的認知是衝突的，但大家凡事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一貫認為，帶著讀者抽絲剝繭、揭開畫皮也是科學傳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我們全面認識科學是有好處的。

上書房：這些年來，您對互聯網與文化的關係也一直非常關注，但您態度鮮明地稱自己並不是完全“擁抱”互聯網的人。為什麽？

江曉原：我是很早以前就開始使用互聯網的“老網民”。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工作，當時，“上網”可不是一件等閑之事。在“機要部門”計算機房與國際互聯網連接之後，給遠在美國或者北京的同行發一封“電子郵件”，還是種很刺激的體驗。

但是，高度普及的互聯網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也對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按照美國人安德魯·基恩的說法，互聯網上的“業餘狂歡”正在扼殺我們的傳統文化，互聯網所提供的“無限選項”正在讓人們喪失分辨高下與美醜的能力。

當然，也有人辯解：“無限選項”有什麽不好？高雅的精英文化也仍然存在著，人們還是可以去親近的。但現實真的是這樣嗎？曾經我們長期生活在信息短缺的時代，因而產生了“信息越多越好”的想法。但當信息多到一定程度後，就不再是越多越好了。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被媒體和商家瘋狂爭奪的“眼球”也是有限的，若是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訓練來幫助他選擇，人是很容易在娛樂心態和感官刺激的引誘下，去選擇那些低俗選項的。

進入移動網絡時代後，我對互聯網的判斷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堅定了。儘管一個人在手機裡下載了康德的書，但很有可能在他打開電子書之前，注意力就被層出不窮的短視頻給吸引走了。歸根結底，如果找不到合適的過濾、選擇機制，網絡狂歡最終將導致文化的低俗化。

「直面當下的科學爭議，科幻作品重在思想性」

上書房：2015年出版的《江曉原科幻電影指南》，被認為是國內第一本學者對科幻影片的深度解讀，曾獲得第八屆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在《科學外史》中，您也對不少科幻小說及其改編的電影進行了探討。為何對科幻作品情有獨鍾？

江曉原：我最看重的是科幻作品中的思想性。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境中，有很多問題是不會被人們思考的，或者說，是無法展開思考的。如果硬要去思考，可能顯得不太正常。但科幻作品能夠在它構造的語境中對科學提出新的問題，展現新的思想，甚至直面當下的科學爭議。

比如，寫出了《侏羅紀公園》的邁克爾·克萊頓，其晚年作品《喀邁拉的世界》圍繞“嵌合體”展開故事，涉及基因重組、克隆技術等當下最前沿的技術，是一部“生命基因倫理小說”。又如《銀翼殺手》的原作者菲利普·迪克，其對人類與仿生人的人性所進行的叩問在人們心中久久回蕩。

在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創作者對技術濫用的深切擔憂，對未來世界的悲觀預測。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對科學技術的一種人文關懷，亦是科學文化傳播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上書房：您也對一些票房成績不錯，但實則只是披著“科幻皮”的作品表示了不滿。

江曉原：對。如果大家了解影片《火星救援》的拍攝過程和上映時間就會發現，這部影片其實是美國航空航天局配合大導演完成的宣傳片，本身並不具有思想深度。

《火星救援》其實引發了我對“科幻電影中展現的科學技術細節”產生了思考。在本片最吸引人的“種土豆”這一情節中，有許多經不起推敲的細節，比如火星上的陽光夠不夠地球上的土豆品種生長之需、“塑料大棚”裡的空氣如何能長期供應等。有些觀眾面對這些問題，就採用“幻想電影不必嚴格符合科學技術原理”來辯護，但在對待其他科幻電影時，又拿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比如今年《流浪地球》上映後，一時間冒出了許多從科學角度批評的文章，一些專家甚至在用放大鏡挑“科學硬傷”，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上書房：近年來，以劉慈欣為代表的中國科幻作家在國際上逐漸嶄露頭角，斬獲了不少獎項。對於當代中國科幻作品創作，您有怎樣的觀察？

江曉原：19世紀末，當西方的科幻創作由威爾斯開啟持續至今的反思科學傳統，中國晚清的第一代科幻作家卻在全力模仿儒勒·凡爾納的科學頌歌，想象著一個個高科技的未來盛世，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科幻創作迅速完成了與國際的接軌。今天的中國科幻作家，在整體上已經毫無疑問地匯入了國際潮流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劉慈欣在其作品《三體》第二部《黑暗森林》中，對科學界有關外星文明爭論已久的“費米佯謬”作出了較為精致的解答。在此之前，西方學者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對於“費米佯謬”至少已經提出了50種解釋，而中國人始終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插過一句嘴。這部作品除了“文學價值”之外，還對於人們理解外星文明這樣極度高端的科學問題作出了學術貢獻。這足以證明中國科幻創作的高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