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作品，今人都很熟悉。《烏衣巷》《竹枝詞》《陋室銘》等，至今流傳。但是，對他的一生經歷、平生交遊、脾氣性格，熟悉的並不是很多。
博學多才卻“升沉無定”
簡單來說，唐代詩人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僅以詩馳名，散文、學問談不上，如王之渙、王翰、李賀、賈島等；另一類則詩文兼擅，且皆有影響，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
然而，在散文中再加深化，各家又有差別。陸贄、羅隱等均有文名卻無文學思想，所以中國散文史會寫到他們，文論史或文學批評史上卻不會特意涉及；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皆有文學主張，故中國文論史或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都一定要寫到他們。不過，韓、柳、劉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元、白二人大體僅有文學思想而無哲學專論，故在中國古代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中是很難找到後兩人名字的。
同時，由於劉禹錫和柳宗元一起投身永貞革新，是永貞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所以《資治通鑒》裡找不到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卻能夠看到劉、柳的名字。由此可見，在唐代燦若恆星戰役的詩人隊伍中，劉禹錫算得上是博學多才的傑出人物。
唐代詩人大多憂國愛民、正直敢言，故常遭流言蜚語的誣陷和貶謫放逐的經歷，如張九齡、李白、杜甫、王昌齡、劉長卿等。其中，劉禹錫更是飽受政治磨難和貶謫之苦。
白居易因議政情辭激烈，被貶為江州司馬，兩年後即升為忠州刺史，過了兩年又奉詔回京，起用為朝廷大臣。劉禹錫因參加永貞革新，被貶往南蠻荒涼之地達23年之久。連白居易也深表同情地說：“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劉禹錫也曾沉痛地自歎，“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謫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
劉禹錫的貶謫生涯比唐代一般的詩人時間更長、磨難更多，無怪乎清人在《論詩絕句》中論及劉禹錫時感歎：“自比冬青最耐寒，升沉無定七朝官。”因劉禹錫一生經歷過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個王朝，而且政治上大起大落、曲折不平，故有“升沉無定七朝官”之句。這在唐代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恐怕只有韓、柳等少數名家有此坎坷。
高傲和自負，倔強和不屈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裡特說：“性格即命運。”劉禹錫一生的經歷和道路，與其性格有一定的關係。
劉禹錫曾寫詩：“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可見，他從少年時就有政治抱負，且不輕易趕時髦、不隨波逐流。因此，當他結識王叔文後，便隨他進入政壇，並與柳宗元一道很快成為革新骨乾，史稱永貞革新。當時，王叔文對劉禹錫非常器重，“以宰相器之，引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只可惜，這場改革雖然除掉不少弊政，卻不注意團結，結果以失敗而告終。劉禹錫、柳宗元皆被逐出朝廷，貶謫荒野之地。
大約是出身於名宦家庭的緣故，加之早年仕進順利、連登三科，高傲和自負似乎是劉禹錫性格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宋代朱翌的《猗覺寮雜記》曾說他“氣高不伏人”，《新唐書本傳》也認為其“恃才而廢”。
舉例來看，韓愈是當時無可非議的文壇盟主。劉禹錫雖然也承認其“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但又認為“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盾，卒不能困”。劉禹錫當時的文名，自然也是天下皆知，其《天論》說理透徹、筆力矯健，在唐代極為罕見。但與韓愈這位古文旗手比起來，終究是稍遜一籌的。可他毫無顧忌地認為，韓愈擅長的是“筆”，自己擅長的是“論”。用現在的話來說，一個擅長寫隨筆，一個擅長寫論文……
倔強與不屈，也是劉禹錫性格中比較突出的一點。當他一旦樹立理想追求和政治信念後，就不肯輕易動搖或隨意屈從於他人，很有些“威武不能屈”的味道。即使在晚年所寫的《自傳》中，劉禹錫依然對永貞革新大加追懷，非但沒有檢討自己跟隨王叔文的“罪行”，而且對王叔文的功績進行肯定。
通常情況下，劉禹錫比較沉默，話不是很多，特別不愛說重話。即使在貶謫南方期間，交遊也不多，而隻與一些和尚往來；在夔州時，只因好友韋執誼的兒子韋絢在旁求學，偶爾借著酒興，稍微多談幾句，大多時間都用在寫作上。到了晚年，銳氣大減，話也更少，只是與裴度、白居易、令狐楚等人唱和往來，過著“移興子孫間”的生活。
一生的朋友與長壽的母親
在劉禹錫生活的時代，有著許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家。除了韓、柳、元、白以外，還有張籍、孟郊、賈島、李賀等。劉禹錫與其中不少人都有交往唱和，但友誼最為深厚的當數柳宗元。
今人多知“韓柳”並稱，但從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等早期文獻記載來看，“劉柳”並稱的頻率遠多於“韓柳”。當然，韓、柳、劉都是當時的傑出文人。三人都在朝廷監察部門工作，是同事，也是好友。韓愈在給友人的詩中說道：“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這說明，韓愈對“劉柳”的賞識和友好。即使“劉柳”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被貶落難之時，身處高位的韓愈仍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互相通信、探討學問。柳宗元去世後，遺囑中有一條就是請韓愈為自己寫墓志銘。
不過，“劉柳”的關係相對更鐵。二人自同榜進士，就一見如故。“韓柳”並稱，除了在古文運動和文學思想上觀點相似之外，“韓柳”不僅在哲學思想上的觀點截然不同，而且分屬不同甚至相對立的政治勢力。
但是，“劉柳”無論在政治思想、文學見解、哲學觀點、生活道路等各個方面，都極為相似。現在有句話叫“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但“劉柳”這艘友誼的小船在時代的風雲變幻和驚濤駭浪中從未翻過。不要說翻船，二人連紅臉的事都沒有過。他們同甘共苦，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互相抬舉、互相幫助，是真正的摯友和莫逆之交。柳宗元臨終之際給劉禹錫的遺囑中，把整理遺稿、托孤諸事皆委託給對方，而劉禹錫都一一照辦。這種善始善終的深情厚誼，在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
柳宗元生前曾稱，劉禹錫是一個“明信人”。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一個講誠信、很靠譜、可信任的人。同時還指出，劉在未了解一個人的實際情況之前，一般不輕易向別人開口議論或評價；一旦議論起來，往往能很正確地說出這個人的優缺點。
此外，劉禹錫還是一個孝子。杜甫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但劉禹錫之母親活到了90歲高齡，這在當時可算一個奇跡。而且劉母晚年都隨這個獨子四處漂泊，在漂泊中相依為命。如果沒有劉禹錫的悉心照料，想來是不會有此長壽的吧？
關心民生疾苦，發展地方文化
劉禹錫除了早年在朝廷任職，一生主要在各地任地方官，朗州、連州、夔州、和州、蘇州、汝州、同州等處都留下過他的蹤跡。
在唐代，政府官員因經濟問題而遭貶謫的情況不時發生。但無論是當時的正史或野史筆記，都沒有劉禹錫的經濟問題或生活問題記載。可見，他的為官是相當清廉的。
有意思的是，劉禹錫對看不順眼的執政者常常“語涉譏刺”，愛用詩歌諷刺挖苦，卻對平民百姓熱情相待。《雲仙雜記》載，劉早年在朝廷坐鎮接待工作時，門吏每天收到各方來信達數千封之多，而劉不厭其煩，“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面一鬥為糊，以供緘封”。在他被貶在外的歲月，往往也能關心民生疾苦、發展地方文化，造福一方百姓。
例如，任連州刺史時，他就把海陽湖打造成一個秀色可餐的遊覽風景區，建立切雲亭、雲英潭、飛練瀑等景點，並寫下《海陽十詠》，對每一景點賦詩一首。清代《連州志》感歎：“連之文物媲美中州，則禹錫振起之力居多。”
又如，當他以花甲之年到蘇州任刺史時，正遇上特大水災。他不顧年老體弱深入民間，察訪災情和百姓之需，同時積極向朝廷反映災情，得以從倉庫調撥12萬石大米分發給災民，又宣布免除賦稅徭役，使當地人民安然度過災年。朝廷認為，劉禹錫為政清廉、除災有功，以“政最”之名賜其紫金魚袋。這是地方官的最高獎，一年只有一名。所以，白居易還特意寫詩向他致賀。宋人《中吳紀聞》稱讚：“姑蘇自白、劉、韋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
正因為劉禹錫為官清廉、政擢賢良、關心民生，所以後人建造不少祠堂來紀念他。在連州，有“四賢祠”、“五賢祠”；在蘇州，有“思賢堂”、“三賢堂”、“二劉公祠”。據明人《蜀中名勝記》載，劉禹錫在夔州任官所住的故址，當時還保存著。現在，相關城市的中心地帶還立有劉禹錫的雕像，或者建有劉禹錫紀念館。這充分說明，為民造福、澤被一方的廉吏，百姓是不會忘記的。
投身民歌翻新與歌詞創新
劉禹錫還是一位精通音律、喜歡音樂的詩人。當時，許多歌唱家和音樂演奏家，如何戡、米嘉榮、秦娘、穆氏等，都因其詩作而流行一時。
劉禹錫不僅熟悉宮中音樂，而且關注民間音樂。每到一地，就會自覺采風，搜集民歌民調。不僅從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詩歌創作，而且會對民歌加以改良，使其得以更廣泛傳播，讓更多人聆聽其中的美妙。
《竹枝》本是在唐代巴蜀、湘西南一代流傳的民歌，杜甫、顧況都曾關注過，也曾寫過《竹枝歌》加以推廣，但影響都不大。自劉禹錫寫下《竹枝詞》九首，後又寫了兩首，包括“楊柳青青江水準”等，其生動活潑的風格和清新明快的節奏終於受到世人的喜愛，開始在大街小巷傳播開來。
除了《竹枝詞》，劉禹錫還注意到一些其他民歌種類，如《浪淘沙詞》《瀟湘神詞》《紇那曲詞》《拋球樂詞》等，並嘗試寫過一些仿民歌之作。一般來說，民歌通常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如果沒有文人的扶持和加工，很可能會自然消失。從這一點來看，《竹枝詞》是幸運的，劉禹錫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到了晚年，劉禹錫依然投身民歌的翻新與歌詞的創新。唐開元時已入教坊的《楊柳枝詞》，來自前人的《折楊柳》或《折楊枝》，到中唐時幾乎已被唱爛了。於是，劉禹錫、白居易對其加以翻新、研製新詞，謂之“洛下新聲”。劉禹錫更是開宗明義地宣布：“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清代之後，被推為“中唐第一”
自而立之年從政，劉禹錫一直是天下盡知的有名人物。雖然長期被貶在外，但影響力和名聲猶存。這個名聲，既是他的從政之名，也包括他的詩文創作之名。
雖然白居易也有過貶謫經歷，但仕途大體順利，晚年官越做越大，直至刑部尚書。而劉禹錫仕途坎坷、歷盡磨難，詩變得越發老成。故劉、白晚年唱和，四海齊名，劉往往勝白一籌。唐文宗欲設立詩學士，請大臣舉薦；宰相楊嗣複上奏：“今之能詩者，沒有一個比得上劉禹錫。”
如果說劉、白在詩名上還算旗鼓相當，那在文名和哲學上，白就要遜色很多。李翱是唐代的散文家，又是古文運動的大將。他曾說：“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這裡，李翱隻提劉、柳而不提元、白，肯定是有道理的。在李翱看來，只有柳宗元和劉禹錫才能與韓愈相頡頏。《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史臣在評說劉、柳時，基本上都認為二人學識宏富，誠為一代精英和偉才。如果不是“誤入歧途”，應與韓愈並駕齊驅，都是經天緯地的巨擘。
不過，唐代每個詩人的成就和地位，在後世都有一個升降起落且引發爭議的過程。李、杜都不能幸免，劉禹錫自然也不例外。儘管他的詩名生前極高，但到宋代明顯下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著王叔文搞革新。明代前後提倡“詩必盛唐”，劉和韓、柳、元、白這批中晚唐詩人明顯吃虧。
直到清代，局面才有改觀。當時，對盛唐詩人李、杜、王、孟等幾乎都有定論，但對中唐詩人的首把交椅尚爭論不休。就拿七律來說，王士禎推劉長卿為中唐第一，毛奇齡推白居易為中唐第一，王夫之推楊巨源為中唐第一，沈德潛則推劉禹錫為中唐第一。
沈德潛是繼王士禎之後的詩壇領袖，極有影響力，加之“劉賓客無體不備，蔚為大家”，自此世人才對劉詩有了重新認識。總的來看，劉禹錫是中唐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在律詩、絕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超過韓愈、白居易，幾乎已成定論。
◎本文原載於《解放日報》（作者孫琴安），圖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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