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去世後，需具備什麽資格才能宣付史館立傳？

清入關後，沿襲了中原漢文化，許多制度上和歷代王朝一脈相承。對於朝廷大臣去世後，也遵循封建禮製給予褒獎。綜合起來看，褒獎的措施包括祭葬立碑、贈銜給蔭、易名之典、入城治喪、建祠祭祀等。當然本文要講的卻是另一個重要舉措——史館立傳。

史館立傳在清初、中期是有很高門檻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規定：“一品官乃賜諡，而史館凡仕非賜諡及事者，不得為傳。”也就說，只有那些死後有朝廷賜諡號者，或是立有特殊功勳者，才享有史館立傳的榮譽。

清代後期，史館立傳的標準有所放寬。宣付史館也成為恤典中的一種，對於有勞績者、奉職勤奮者、有嘉言懿行者予以宣傳史館立傳。這一榮譽所包括的範圍很廣，不再局限於賜諡者，既可以是功績卓著的文武大臣，也可以是具有卓行異節的平民百姓。

從《清史稿·列傳》中不難發現，立傳者既有盡忠、盡職、政績、學問而宣付的男子，也有矢志殉夫的節烈女子，甚至連地位低下的義丐也有宣付史館立傳者。

當然，史館立傳最多的還是有功文武大臣，如鹹豐八年（1858年）十月，李續賓戰死後，曾國藩將生平戰績上奏給鹹豐帝。於是，“特詔嘉其有古名將風，以國藩疏宣付史館，用示褒異。”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因辦團練而被加布政使銜的趙景賢於湖州戰死，詔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憫”，加恩依巡撫例優恤，於湖州建專祠，宣付史館立特傳，予騎都尉世職，諡“忠節”。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被稱為“視國事如家事”的僧格林沁卒，除賞陀羅經被，以親王飾終典禮從優議恤，入昭忠祠，死事及出師省份建專祠外，並將生前事功宣付史館。

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協辦大學士、四川總督駱秉章追贈太子太傅，照大學士例賜恤，入祀京師賢良祠，於四川、湖北兩省建專祠，並將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

對於那些沒有戰功但政績卓著、為官清廉的地方官吏也有宣付史館的。如同治初年 ，四川學政楊秉璋上疏陳劉衡循績，並上遺書。同治帝諭旨：“劉衡歷任廣東、四川守令，所至循聲卓著。去官四十餘年，至今民間稱道弗哀。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答》等書，尤為洞悉閭閻，於興利除弊之道，籌畫詳備，洵無愧循良之吏。將歷任政績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傳》，以資觀感。”

光緒八年（1882年）八月，予故江蘇揚州府知府何金壽宣付史館立傳。光緒十八年（1892年），知府王仁堪卒於蘇州，“鎮江士民列政績，籲請大吏上聞，謂其‘視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類、培養元氣為任，卓然有古循吏風’。詔允宣付史館立傳。

以孝義為先的道德高尚者也可宣付史館。例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旌表以身殉母署四川總督岑春煊長子岑德固，並準列入國史孝友傳。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旌表秉性純孝，哀毀殞命，湖南善化縣故翰林院編修俞鴻慶，並宣付編入孝友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旌表捐軀殉祖安徽泗縣故郵傳部右侍郎胡燏棻孫，河南候補道翔林子分部郎中肇蘭，事跡宣付史館立傳。

後來，甚至連學問優異或有某方面特長者也可以宣付史館。如宣統元年（1909年）十月，詔以已故五品卿銜山西即用知縣汪宗沂經學卓越，宣付史館。十一月，予絕學專家已故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華蘅芳，與其弟故直隸州州判世芳，及已故二品封職徐壽俱宣付史館。

宣付史館立傳之所以會在清末興起，並成為一種重要的褒獎手段，則是因為自從光緒五年（1879年）規定，官吏死後三十年方準題請入祀名宦鄉賢祠。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連帶宣付史館也一起給奏準了。但不管怎麽說，清末時期的宣付史館的含金量，已經大大不如清初、中期了，有點泛濫成災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