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賞書”為名，被溥儀盜運的故宮古籍

1946年12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印行《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

1934年9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印行《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

“溥傑收到溥儀賞賜書籍書畫目”賞書清單

賞溥傑書籍書畫目（局部）

末代皇帝溥儀遜位後，民國政府允許年僅6歲的溥儀等清朝皇室“暫居宮禁”，並擇機“移居頤和園”。溥儀及其身後的攝政王諸大臣依舊養尊處優，揮霍無度，還仍舊殫精竭慮，密謀複辟；而民國政府因內外交困，入不敷出，又連年拖欠原來允諾供給的皇室生活經費。無論是為複辟計，還是為眼前與未來的生活計，溥儀等盜運、變賣故宮歷代寶藏的行徑開始上演，並有愈演愈烈之勢。

據考，首先從故宮珍藏的金銀器、珠寶古董、歷代字畫開始，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將這些文物交由溥傑、溥佳等皇親國戚，偷帶出宮。1924年被驅逐出宮的溥儀等不得不遷至天津“清室駐津辦事處”張園，因沒有收入來源又需巨額生活花銷，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給外國銀行、富商巨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溥儀又將偷運到長春偽皇宮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樓”裡。偽“滿洲國”垮台前夕，看守護軍群起哄搶，這批文物一時流散，世稱“東北貨”。1949年之後，“東北貨”或繳或收，尚有一批回歸國庫。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賜”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監偷盜的、被護軍私拿的……更有為“皇上委託”夾帶出宮的歷代文物則大多遺散各地，至今不可確考。

在這些不可確考的故宮流散文物中，最難取證的乃是溥儀或以賞賜名義，或以委託方式盜運出去的歷代古籍。與市面上備受各方關注，各方傾力搜求的故宮舊藏金銀器、珠寶古董、歷代字畫不同，這批流散出去的歷代古籍，在當時尚不那麽引人注目；與上述品類的文物相比，市場追捧的程度也相對較低。且古籍極易為水火、蛀蝕而自然毀損，故留存下來更為不易。

從史料記載來看，一方面無法確證溥儀當年究竟“賞”了多少古籍出去；另一方面，這批“賞書”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類若何也無從確證。所以，近百年來，這批“賞書”的命運，關注者並不多，即使有所關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談，不能得出確切數據與結論。因此，這批“賞書”的數量、版本、價值乃至去向等諸多問題，至今仍是個未解之謎。

“賞”出去的國寶珍本曾公然在民間流通

目前能夠查證到的溥儀“賞書”清單，最重要的一種，只有所謂的“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這個目錄，最早是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於民國十五年（1926）六月，輯入《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中刊布出來，方才首次為世人所知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偽滿州國成立。為警示國人，牢記國恥，故宮博物院又於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

1946年12月，抗戰勝利已整整一年過去，偽滿州國也早已覆滅，為盡最大可能避免偽滿皇宮中的故宮珍寶流散，故宮博物院又重版《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書前特別撰序，再次將溥儀以“賞賜”名義，盜運故宮古籍及歷代書畫的事實，鄭重通告全國民眾。至此，上個世紀20、30、40年代的三次公開刊布，終將溥儀盜運故宮文物之事，大白於天下了。

事實上，與溥儀被驅逐出宮同步，清室善後委員會即宣告成立，該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點清宮物品，防止清宮珍寶與文物流散。一年之後，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象徵君主法統的清宮舊藏，終為國民所共有並同享。就這樣，在政府嚴查、舉國關注的情形之下，故宮的家底開始公之於眾。

1925年7月，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養心殿時，發現的“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正是在上述清室私產盡充公的歷史背景下，被公開發布出來的。這是一份溥儀自記自備的私人清單，是日記式的账簿,從“宣統十四年”(1921)7月13日起,至9月25日止,記的是賞出宋元版本書籍；從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記的是晉唐宋元明清的名畫法書。與這個目錄同時被發現，隨即也被匯輯刊布的還有，“溥傑收到書籍書畫目”“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账”“外借浮記簿”三種。清室善後委員會在將這些清查時發現的目錄刊布時，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鄭重公告天下。

從弁言中來看，溥儀盜運出宮的這批古籍“內計宋、元、明版書籍約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畫一千余件，皆屬琳琅秘籍，縹湘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笈三編所收”，他“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那麽，這二百餘種“精華”古籍，在目錄刊布當年及之後，有沒有被政府追繳或收購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些目錄中的“精華”，既然已作為溥儀私產“賞賜”了出去，溥儀本人對其下落自然無可奉告，受賞人溥傑等也屬合法“受賜”，當時的國民政府自然無從追究。

這批溥儀“賞書”，不但沒能被政府追繳，而且還迅即在當年的北平書肆及藏書家中流通開來。面對這樣的“歷史機遇”，來自大江南北的訪書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購這些國寶珍本者，大有人在。北平藏書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張元濟的信中，為張氏訪書提供過一則重要信息，信中寫道：“宣統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來賞溥傑，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種；十六日十種；十八日四種，皆溥儀自宮內盜出出售之物也。”至於信中提及的數十種宋本書去向如何，傅氏也沒有明言，言下之意卻是勸張氏不妨求購。總之，當年這批溥儀“賞書”公然在民間流通，或正待價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並無避諱可言，就是在政府當局已然公布“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的當年（1926），也仍是如此。

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揭露國寶去向

溥儀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曾憶述過這段“賞書”軼事。他寫道：

“賞賜”的部門大多用十，最常見的是三十，偶爾也用五作部門，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點，隻讓溥傑開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單。僅僅“賞”一部書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那不是十幾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極其珍貴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傑收到宋版“資治通鑒”一部，十八套……

總之，被我們偷竊出去的這些無價可估的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就是這樣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目的是為了在將來如果離開了北京就可以依靠出賣這些東西過活；並可靠它充做赴帝國主義國家留學的費用。

至於那些人民寶貴遺產的最後命運是，在天津的時候，我曾從其中拿出約幾十件將它變賣。其余的全部，則是當我在偽滿時，有一天擔任監視和支配我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忽然對我講：“務希把那一大批書畫文物從天津運到新京（長春）的"宮內府"來。否則將會有人這樣想："滿洲國皇帝為什麽要把他的東西不存放在滿洲國內，而偏偏要放在滿洲國土之外的天津？"這很可能使人懷疑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聽了他這篇語中帶刺的說法，只得托他設法把這些東西從天津運到長春來。後來在日寇將要垮台時，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帶到通化大栗子溝，這些東西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按照溥儀的憶述，這批故宮舊藏善本，在天津變賣了幾十件之後，曾經運至長春。後來，這剩餘部分中的一部分又被他帶到了通化。不過，再到後來，他也不知道最後這一丁點剩餘的善本確切下落了。顛沛流離的傀儡皇帝，他手中變賣出去的故宮珍寶何止千萬，哪裡還有心思去掛念這些殘紙零篇，這批古籍從他記憶中消逝而去，原本亦不足為奇。

據1946年12月印製的《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序言稱，據統計，被溥儀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元明書籍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書畫一千余件。抗戰勝利後，除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收拾殘余，得書籍九十二種，分裝十三箱，自長春運往沈陽暫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間。當局為了回購這批散落民間的文物，特意將“溥儀賞溥傑書籍書畫目錄”一種抽印小冊，廣為傳布。對外宣稱，凡持有此項已佚書籍書畫者，希逕送或函知故宮博物院，從事審定議價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說法確切，那麽，溥儀“賞書”在當時 ，至少還有一百餘種散落民間。至於故宮博物院方面回購了多少，則無從可知了。實際上，《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後，國民黨當局即潰逃到台灣，回購溥儀“賞書”之事，恐怕亦早無下文了。已經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飄洋過海被轉運至台灣，才是當時最為迫切需要定奪之事了罷。

“賞書”終遷往台灣書目曾現“冰山一角”

殊不知，除了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收拾殘余的92種、13箱故宮古籍，曾暫存沈陽之外，溥儀還曾在抗戰勝利後，於沈陽一家銀行，秘密存有4箱古籍，應當皆是當年以“賞書”名義運出宮外者。後來，這4箱古籍由沈陽博物院接收，與故宮博物院交換了一批宋元明之織物。但這批古籍並非全部留在了現在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後來遷往了台灣故宮博物院。

原來，在1948年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遷往台灣，是抗戰勝利後遷往台灣文物數量最多的一次。這其中包括故宮168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486箱、中央圖書館462箱、中研院史語所856箱、北平圖書館18箱。其中故宮運出的文物尤為重要，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暫存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等重要古籍。在這批精中選精的遷台文物頂級精品中，當年由沈陽博物院接收而來的溥儀“賞書”序列中，也被挑選了一部分出來。當時由國學大師羅振玉之子、著名文物鑒賞家羅福頤先生拍攝存照，他將這批“賞書”的首頁全部精準拍攝，並統一編號，以作存檔備考。

這批挑選遷台的溥儀“賞書”究竟有多少種，至今尚未見相關資料公布出來。幸運的是，筆者曾有幸獲見一批北京大學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舊藏照片，對探研溥儀“賞書”曾有多少被遷往台灣這一問題有了更為形象直觀的線索。

這批照片共計57張，附卡片一枚。卡片上為俞偉超鋼筆題記：“一九七八年閻文儒持贈。抗戰勝利後，溥儀有四箱書籍存於沈陽之銀行。由沈陽博物院接收，後與故宮交換了一批宋元明之織物。當時，由羅福頤攝其首頁之景。此即羅之攝影照片。”

這批照片背後均寫有編號，現存最高編號為91，可能有缺失。經核查，這批照片實際拍攝的古籍冊數為52冊。需要說明的是，照片所攝古籍冊數的確定，也並不意味著古籍種類也據此確定下來。因為，有的照片拍攝的是同一種書、同一部書的不同冊、不同卷的首頁。如《儀禮》就拍了“卷第一”“卷第八”“卷第十五”的首頁，從照片上的書冊影像來判斷，這是分屬同一部書不同冊的首頁。換句話說，像《儀禮》這部書的照片，即使有三張之多，也只能算一種。經過這樣辨析統計下來，這批照片雖有57張之多，古籍種類卻只有47種（52冊）。

值得注意的是，從“溥儀賞溥傑書畫書籍目”中所著錄的古籍來考察，溥儀當年賞書，均是成套整部的賞出，鮮見有殘本、零散的種類。而這批照片中的古籍顯然已經過長時期的流散，大部分已殘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冊數較多的古籍，均已無法湊齊卷冊，無法完整成套了。即便如此，從這些照片上的圖像來看，大部分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新，讓人驚歎不已。這些珍罕古籍的皇室舊藏身份，也從首頁鄭重鈐有的橢圓形“乾隆禦覽之寶”、正方形“天祿繼鑒”的皇室印鑒上得以印證，毋庸置疑。

遺憾的是，因並不確知這批照片究竟原有多少張，所以仍無法確證當年挑選遷台的溥儀“賞書”究竟有多少種出自這批曾秘藏於沈陽銀行的古籍，同時也不能因之確定，最終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賞書”，又有多少種源出於此了。看來，要徹底解開這一謎團，還得留待更多的相關文獻“浮出水面”，歷史的真相方才會露出“冰山一角”罷。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