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5330頁良渚申遺文本的編制，負責人是陳同濱。
這不是陳同濱第一份“戰績”，她之前做過《長城保護總體規劃》《故宮保護總體規劃》《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等9處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規劃。在今年之前，她已主持申報成功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元上都遺址、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等世界文化遺產。而且，在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的申遺過程中，也有陳同濱之功。這一記錄，在國際遺產界都是罕見的。
“良渚古城遺址”是她主持申遺谘詢成功的第四項世界文化遺產。在良渚申遺文本中，有這麽一句重要的定論：良渚古城遺址可填補《世界遺產名錄》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市考古遺址的空缺，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提供獨特的見證，具有世界突出普遍價值。
“我們在講述遺產價值的時候，不僅要說它對中國人有什麽價值和意義，而且可以見證過去人類是一種什麽樣的狀態、有什麽樣的智慧，並落腳到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有啟迪意義。”陳同濱說，“申報世界遺產，必須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去解讀。假如一座中國宮殿，你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這是中國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難入選。打動評委的，一定是對世界、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有重要意義的價值！”
【人物檔案】
陳同濱，1953年生於浙江杭州，1979年考入天津大學建築系建築學專業學習，1983年至今在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築歷史研究所工作，1996年擔任歷史所所長，2008年任“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2012年任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規劃師；兼任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中國建築學會城鄉建成遺產學術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副會長、全國文物保護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災害防範與文化線路等專業委員會委員。曾獲建設部“中聯重科杯”華夏建設科學技術獎特等獎、第四屆新加坡城市規劃獎金獎、聯合國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傑出項目獎等。
壓力重重之際
聚焦大遺址保護規劃
在西子湖畔長大的陳同濱，讀書時最怕語文課，最喜歡數學和外語。少時心中嚮往的是像居裡夫人一樣、專心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1969年，陳同濱遠赴黑龍江下鄉插隊，此後又進工廠做了7年的工人。從田間到機床車間，對大學教育和知識的渴求，一直是她心底不捨的執念。
1979年，陳同濱考上了天津大學建築學專業。天津大學的前身是創建於1895年的北洋大學，學校建築學專業與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和同濟大學的建築學專業同屬中國一流。在天大建築系那幢灰蒙蒙的八號樓裡學習了4年之後，陳同濱感慨：“從可敬可佩的老師們那裡學到的，不僅僅是建築學的基本知識，更重要的是天大的學風——求是務實。”
大學畢業，陳同濱被分配進中國建築技術發展研究中心（現名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進所不久後，一次開會，陳同濱坐在了前輩傅熹年先生的書架前，無意中發現了一冊發表於《歷史研究》雜誌的文章《王國維傳》，文章從雜誌中拆出、單獨用牛皮紙訂了一個封面。
王國維是誰？一個當時她並不熟知的人物及其人生歷程、學識與精神，深深觸動了陳同濱。此後10年間，從王國維、羅振玉到陳寅恪，從聞一多到張愛玲……一系列的人物事跡，以及當時大量出版的哲學文藝理論譯著，向她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自此，陳同濱完全沉浸在人文知識的探求中。
伴隨著《1851-1980世界建築編年史》與《新藝術運動》兩個課題的推進，陳同濱思想受到衝擊的同時，個人興趣也逐漸從異彩紛呈的建築歷史轉向與人類文明文化發展關聯更為密切的城市史，特別是受當時張光直先生《考古六講》的影響，先秦乃至史前的中國文明起源成為她的關注重點。這一狀態一直延續到1992年。
1992年，作為住建部直屬事業部門，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實施“事業部門企業化管理”，自負盈虧。
“我那個《新藝術運動》的課題就差最後一章，但是一個月也坐不住了，生計沒有著落，既不能、也不可能讓別人養著做課題呀，得馬上去找活、乾活！”陳同濱說，那時，對於從事歷史研究或行業基礎研究的人而言，壓力無處不在。
所幸，歷史所在1993年受理了寧波市規劃局委託的一個項目《月湖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第二年，天一閣的負責人也發來邀約。這是陳同濱受理的第一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部門規劃與工程項目。很快，寧波地區的河姆渡遺址也來委託他們規劃博物館二期工程。
1996年，在河姆渡遺址現場勘查，陳同濱站在回填探坑的土壟上，下定決心說：“今後就走這條路。”這是一條服務考古遺址保護、同時得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理想之路。
“當時，對方的要求是在河姆渡遺址上蓋一個大展廳、揭露考古現場用於展示，我們以為就是個蓋房子的事。”陳同濱回憶說，實地勘察後才發現，遺址現場位於當地地下水位的4米之下，設想壓根沒有可行性。雙方商議，改為在地表原址模擬考古現場，同時在保護範圍之外就近設計局部聚落展示場景，呈現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生活起居。
為了“複原”7000年前的聚落場景，特別是乾欄式建築，陳同濱依據《雲南民居》策劃了雲南邊境的“大房子”考察：“我們對全國範圍內的民居摸底調查過，只有雲南才有乾欄式的大房子建築。”做史前考古，需要從出土遺址遺跡來推斷早期社會的形態，比如，一群人是住一所大房子裡，還是分開住幾個小房子？過去的人是怎麽選址的，房屋又是如何建造的？火塘在哪個位置，瓶瓶罐罐尺寸幾何、意味著什麽？在室內外分布的情況怎樣……太多的細節和問題，需要在遺址遺物裡探索。也只有立足考古現場的實物與發掘情況，結合民族考古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知識，才能對史前乾欄式建築進行推斷性設計。
這個項目在1998年的國家文物局評審之際，獲得考古學界徐蘋芳、嚴文明等老先生的一致讚賞。自此，湖南城頭山古文化遺址、甘肅大地灣遺址、遼寧薑女石遺址、遼寧牛河梁遺址等一系列考古遺址的保護規劃與展示工程，成了歷史所僅存六七人的全部“生產任務”，也開啟了我國大遺址保護規劃技術在20世紀末的早期探索。
絲綢之路的遺存
我國為何要分5類？
“我們從老一輩學者身上學到的是堅持、初心不改。部門改製，我們面臨的是生計問題，歷史所要麽活、要麽死，一直都沒有選擇離開的人，肯定都是真心熱愛這份事業的。”陳同濱說，當然，僅僅憑借堅持也不能解決生存問題，還要創新。“杭州西湖文化景觀、故宮古建築群、敦煌石窟……文化遺產分布環境的差異很大，有的在江南水鄉、有的在西北戈壁，遺產本身的類型也有很大差異，有古建築群、考古遺址、石窟石刻，還有新興的文化線路、文化景觀等。每一個項目都是新的挑戰，我喜歡有挑戰的項目。”
2000年，歷史所受理《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與旅遊發展總體規劃》項目。項目的時間很緊，規模也大，陳同濱拉回來一平板車資料的同時，也發愁，“當時的科技手段非今天可比，我們做7萬平方公里的地區規劃，連50000:1的地形圖都沒有！因為那裡，還是無圖區。”
陳同濱想辦法找了一套250000:1的地形圖，沒法用。7萬平方公里的吐魯番，分布著208個各級文保部門，自治區級文保部門就有二三十家。不得已，她主動找到了國土資源部遙感中心出圖，訂了一份6萬元的合約，買7萬平方公里的衛片影像圖，“性價比很高，但顏色與實際情況比是相反的。戈壁灘的顏色像生牛肉，血紅血紅的，不是自然色……我們和遙感中心的同志一起調試，成功後再掛到牆上，6幅圖掛了足足6面牆！”
圖紙解決了，接著是保護規劃技術的挑戰。吐魯番盆地是世界第二低地，因巨大的地勢高差引發常年大風，盆地東側有百裡風區、西側是30裡風區，風力最大時能把火車掀翻！因此，吐魯番地區的文物保護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風蝕，以及因戈壁沙漠、山地溝壑、鹽鹼盆地等不同的地貌對文物保存造成的環境壓力。
如何防治風蝕，陳同濱最後從國外資料裡找到了答案。“保護規劃必須考慮吐魯番地區的地理氣候特徵——極乾旱，水資源緊張是最根本的問題，種植防風林的規模要取決於水資源的供應可能，遊客量的增長也要取決於水資源的供應可能。所以，規劃必須以當地生態本底格局為基礎，整合考慮文物、生態、旅遊等各類資源保護利用。”她說，考古工作成果不屬於文物保護的措施，文物保護措施也不能解決社會協調發展問題，文物保護規劃必須以保護為前提，集合眾多學科知識，統籌協調、因地製宜。
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申遺成功之前，國際上對絲綢之路的遺存分類給出三大類型：第一類是生產類，如直接生產陶瓷的窯址；第二類是交通類，如驛站、旅館等與直接維系交通有關的遺存；第三類是產物類，凡是因交流交通而產生的集市城鎮，包括宗教和文化藝術科技等。
陳同濱解釋道：“這個分類方式是一種自上而下、依據文化線路的定義設定的。一旦應用到中國境內，問題馬上就出來了：中國的漢長安城，不是絲路開通之後才有的，顯然不屬於第三類，更沒法歸入其它兩類。所以，我們就自主創新，立足中哈吉三國的33處申報點自身的歷史功能，歸納出五種類型：中心城鎮、商貿城市、交通設施、宗教遺跡、關聯遺跡（張騫墓）等。當然，這是一個開放的類型模式，還可依據後補的遺產點增加生產基地之類。這套分類法與國際專題研究報告的方式完全不同，但滿足遺產描述的邏輯要求。最後，這個超大型文化線路的系列遺產分類理論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託審理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的充分肯定，為絲路申遺奠定基礎理論。”
良渚保護規劃或將修編
遺址可能調整兩個邊界
上世紀80年代以前，各地文化面貌的辨識、文化譜系的建立是中國考古的主要任務。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隨葬玉器大墓的發現，才開始文明探源。而良渚遺址的發現，證明中國在距今5000年左右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形態。這就改變了以往國際考古學界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認知。
如今，人們知道良渚文明出現的時期，也正是古埃及、蘇美爾、哈拉帕文明開始出現或正在發展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這一重要時期。良渚古城遺址憑借大量的遺址遺跡，包括高大宮殿台基、完整的城牆遺址、古老而龐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數以千計、象徵權力與信仰的精美玉器，足以讓人相信，5000年前，良渚王國社會發展程度，完全可與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這便是良渚對世界文明和人類發展的普遍價值。
時針回撥到2000年，陳同濱第一次來到良渚遺址，身份是《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的主持人。當時，有130多個遺址點，反山、瑤山和莫角山等遺址較為清晰，其它遺址點清晰程度不一，其中大多只是找到一些紅燒土、陶片。怎麽把這些遺址點串起來、確定古城邊界？浙江省文物局組織了3代考古人一起座談，眾說紛紜之後，依然畫不出個大體輪廓。
於是，在那年盛夏酷暑中，陳同濱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一起“打卡”135個遺址點。三伏天裡，偶爾遇上一個過路農人，他問：“這麽熱的天，我們都不乾農活了。你們在幹什麽？”說完，大家一陣無言地苦笑。
“夏練三伏、冬練三九”是基本功，40℃得去實地，零下二三十度一樣得去。陳同濱笑著說，吉林高句麗項目是冬天勘察現場，“凍得整個人都麻木了”。
2002年，良渚遺址規劃初稿完成，2003年通過國家文物局專家評審。2012年，陳同濱向時任杭州市余杭區區委書記徐立毅匯報情況。“當時，我沒有講規劃，直接講良渚遺址的價值。講完後，徐書記說了一段話，我覺得特別到位。他說，從這個價值來看，我們余杭區無論工業、農業，做任何產品，也不及這個文化項目對全國的意義大。所以，他建議這個項目要立即啟動，決策後的第一件事是公布實施文物保護專項規劃《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第二件事是立馬從整個余杭區的轄區範圍裡劃出一塊土地，拍賣款項部分反哺遺址保護，這個措施起了決定性的推進作用。”
陳同濱表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的持續推進，良渚遺址管委會的用心保護，以及規劃編制組“十幾年如一日”的跟蹤調研都值得肯定，是大家戮力同心促成了今天的成果。
申遺成功後，杭州市政府明確提出，要把良渚古城遺址公園作為一個聖地，控制每天3000人的訪客量。“這一認識使得良渚遺址避免了普通旅遊觀光景點的遊客量超載問題，這是對良渚遺址最好的定位，是保護工作的後續保障！”陳同濱欣喜地說。
明年，陳同濱及其團隊還將針對良渚古城遺址新發現進行總體規劃的修編。“我們會對《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進行修編，並調整兩個邊界，進一步提升世界遺產的價值闡釋、協調好遺產和遺產所在地的和諧發展關係。”
記者手記
初心不改，創新不止
採訪陳同濱，不是在北京她的辦公室，而是在杭州老家。她身著灰色正裝，娓娓道來，言語間透著江南女子的溫婉可親，又自帶“理工科”嚴謹堅毅的氣場。
從1983年入行，她在建築遺產研究與保護領域幹了36年。這期間，歷史所不僅“沒有成為歷史”，還經由不斷地創新，承擔了一系列的重大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所有的項目都很難，一言難盡，但有一些精神是貫徹始終的：忠誠、堅持、創新”，陳同濱總結說，“如果再要概括就是一條：不忘初心、振興中華”。
有人稱陳同濱為“點金聖手”，因為她所參與的國家申遺計劃項目都成功了。可對於這個稱呼，陳同濱說，她絕不敢苟同。她認為，世界遺產的申報過程是一場“國際遊戲”，主要規則是別人定的，申報項目的成與不成，不是一廂情願的事。但在任何一個申報項目的推進過程中，我們都能體驗到一個遺產價值被不斷挖掘、甚至重塑的提升過程，特別是從世界的角度、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和評價我們中華文明與民族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特徵，“這是一件值得做、有意義的事”。
她還坦言： “於我個人而言，每一個項目都是獨一無二的探索與實踐。我既然接手了這個項目，起碼要負責任，或者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學無止境。盡己所能在國際語境中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遺產的價值，看到並理解中華民族的祖先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我的責任和使命。”
作者：付鑫鑫
編輯：趙征南
責任編輯：葉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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