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界兩位泰鬥明爭暗鬥起來，簡直是昏天黑地

趙孟頫和董其昌都是書畫界兩位泰鬥人物，對中國畫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趙孟頫為元代人，董其昌為明代人，倆人的諡號都為“文敏”。趙孟頫和柳公權、顏真卿、歐陽詢被成為“楷書四大家”。趙孟頫的成就遠非在此，趙孟頫在繪畫方面擅長的類型很多，可謂是全才。

比如，山水、花鳥、人物等各個領域無一不擅長精通。而且在書法方面，楷書、行書、草書、小篆等都很擅長，筆法工整圓潤，被稱為“趙體”。趙孟頫一生坎坷不順，但他留下的書畫作品有極高的研習價值。

董其昌也是位書畫界的全才，在前人書法和繪畫基礎上，另辟蹊徑自成一派，董其昌的作品更添幾分秀氣飄逸之美。而後人也常常將兩位大師對比，有人說董其昌內心是服趙孟頫的。

董其昌後來也寫了《千字文》，寫完後，自己便和趙孟頫所寫的《千字文》進行對比。董其昌認為，趙孟頫勤學苦練自然比自己熟練，但是自己寫的秀美、飄逸，字形好看。

董其昌和趙孟頫在書畫方面都各有千秋，他們的作品留存於世，並且深得後人的喜愛。除此之外，兩位書畫界的大人物，也開辟了書畫技巧，為書法和中國畫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董其昌，明代著名書畫家。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卒於崇禎九年，享年82歲。

董其昌擅長書畫。在繪畫方面，有南董其昌，北米萬鍾的美稱;在書法方面，集各家之長於一身，使自身的書法有超越前人之勢，在中國的書法歷史長河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董其昌在而立之年後，進入仕途。但是仕途不順，在朝廷裡，幾進幾出。由於仕途的坎坷，讓他的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便在辭官回鄉的時間裡，提高自己的書畫技藝。在專研學習前人書畫經驗，並自發組織坊間書畫愛好者，和自己一同探討書畫方面的知識。並且大量臨摹王羲之、顏真卿等書法大家的名作，從中獲得創作靈感，開創自己的書法之美。

後人對董其昌的書畫成就評價頗高。清代年間，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特別推崇董其昌的書法，閑暇之餘進行大量的描摹。除此之外，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論成為文人畫的創作指導核心。

董其昌的書畫成就對後世的書畫發展影響頗深。在書法方面，他所著的《白居易琵琶行》、《金沙帖》等流傳於世;他所繪的《晝錦堂圖》、《疏林遠岫圖》等仍被珍藏於各博物館。董其昌去世後，後人常去董其昌墓、董其昌故居瞻仰這位書畫大師。

董其昌喜好書法，並且臨摹了大量的書法作品。通過臨摹學習王羲之、顏真卿等書法大家的作品，從中加以創新，並自成一派，受到後人的讚賞和推崇。

董其昌家境貧寒，他一心想從政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一面苦讀之時，一面臨摹各大書法家的作品。其中《臨聖教序》便是他臨摹的作品之一，董其昌在褚遂良和王羲之的基礎之上，又加入了自己書法技巧。

《臨聖教序》多添了幾分飄逸秀美之氣。除此之外，董其昌運用擅長的繪畫技巧，精心設計美觀的字形樣式。看起來卷面整潔有序、蒼勁有力，並且呈現出淡然飄逸之美。在為官後，董其昌更是收集唐宋元等書法大家的作品，進行專研學習，讓自己在書法方面的技藝逐日提升。

在隱退之時，董其昌以此為契機。和當地的文人墨客、書法愛好者一起研討書法的博大精深。有了日積月累的臨摹創作經驗，董其昌的書法日漸精湛。而《臨聖教序》歷經褚遂良和王羲之兩位大師的版本之後，董其昌書寫的這一版本，也深得後人的喜愛。康熙皇帝曾經大讚董其昌的《臨聖教序》有本色之美。

董其昌年輕時家境貧寒，他想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三十五歲的時候，終於入朝為官，但是董其昌的仕途並不平坦，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董其昌在官場三進三出。

在隱官期間，董其昌更加注重自己在藝術方面的培養，尤其表現為書法和繪畫。縱觀董其昌一生，他留下了大量的書法和繪畫作品，在藝術領域久負盛名。

董其昌去世後，後人尊稱他為“文敏”，以此諡號來紀念緬懷這位書畫界的大師。除此之外，位於蘇州胥口鎮董其昌之墓，也被當地政府所標明保護，被列為蘇州吳縣文物保護部門。董其昌的墓小且簡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被破壞。但是墓碑上的字還清晰可見，即“明董文敏公墓”，以及題款都可看見。

後人紀念董其昌的方式有多種，除了研習他的書畫作品之外。有一部分文人學者也慕名前往蘇州，來到董其昌的墓碑前，敬仰緬懷一下這這書法、繪畫大師。感謝他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為後世中國畫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董其昌是明代著名的書畫家，在書法和繪畫方面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並留下寶貴的書畫財富。除此之外，董其昌作為一名文人，也有過創作詩詞方面的經歷。

《東林寺夜宿》、《畫家霜景與煙景淆亂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仿李營丘寒山圖(有序)》、《題浯溪讀碑圖》四首詩詞便出自於董其昌的筆下。這四首詩詞都是董其昌在辭官回鄉，過著隱居生活的時候有感而發。董其昌喜好書畫，在隱居之時，還遊離在山水之間，尋找創作的靈感。

在他所作的《東林寺夜宿》一詩中，是他在東林寺中發現一古碑，觀其碑文而吐露心聲。《題浯溪讀碑圖》則是他憂國憂民發出的肺腑之言。董其昌三十五歲走上官場，但是仕途並不平坦，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國家時局的動蕩不安。董其昌身為明代子民卻不能為國效力，便寫下這一詞來抒發內心的感情。

後人說起董其昌首先會想到董其昌的書畫作品，往往忽略了他文人的身份，自然而然的，對他的詩詞也就漸漸遺忘了。值得慶幸的是，董其昌也少量的留下了詩詞作品，在品讀過程中，也能賞析出他的人格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