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最新頭條.有趣資訊

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那些年,“來了就是深圳人”

這意味著,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如今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第一大城市經濟體。中國城市經濟格局出現新的變化。

深圳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經濟改革、走向開放最顯著的見證者。1979年1月,蛇口創辦中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1979年7月,蛇口響起填海建港的開山炮,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第一炮”。 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的第一批經濟特區之一。

那麽,深圳,這座年輕的移民城市在過去幾十年何以在經濟上成功?有著怎樣的城市文化?所創造的城市發展經驗,又面臨著什麽挑戰?

陸銘,上海交通大學特聘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作為客座教授(或兼職研究員)受聘於複旦大學、北京大學和日本一橋大學等多所高校。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作品《大國大城》是新京報2016年度經濟類好書。

2017年4月,書評君就此曾對話經濟學家陸銘。他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經濟學教授,長期致力於城市發展研究,在城市公共政策領域的觀點和主張,是近年來中國城市發展中頗受關注的聲音。

深圳的成功,在陸銘看來既是政策的歷史性作用,更受益於緊鄰香港的位置和經濟改革的共識。深圳的城市負擔輕,基本上是一張白紙,塑造了“來了就是深圳人”這一開放、包容的現代城市文化。

不過,包括深圳內在的大城市,在今天的發展中背負著沉重的包袱,比如本地人與外地人區隔、城鄉關係、戶籍制度等制度困境。

1988年電影《三寶鬧深圳》海報畫面。人物以大城市建築為背景,向人們傳達著一種“闖蕩”的文化。

移民文化

“來了就是深圳人”,

城市文化的核心是來這裡是否被尊重

新京報:提到深圳,這個比肩京滬的年輕大都市,給人留下過許多印象,其中之一是,沒有方言,也沒有外地人歧視。這樣一種“英雄不問出處”的包容態度,過去在深圳成長的過程中是怎樣出現的?

陸銘:從全世界範圍來看,不管是移民國家還是城市,如果起點相對來說處於平地而起的狀態,移民和本地人的衝突就較小,移民給城市帶來的發展動力就較強。深圳的起點背景是從一個漁村發展起來,基本上是一張白紙,城市負擔非常輕。

解放前的上海,跟八十年代的深圳是一樣的,基本沒有太多的原住民。但現在的上海衝突就出來了,移民規模在計劃經濟時期非常小,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起點,比如說解放前上海話是本地土話、蘇州話和寧波話的結合,如果不是計劃經濟時期向上海移民的停止,今天的上海話跟以前肯定不一樣。但由於中間幾十年移民的停止,現在原本是移民城市的上海卻形成了所謂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區隔,這是很遺憾的事。

1981年的深圳深南路。

新京報:被高密度研究的歐洲中世紀城市,其形成也是平地而起,一些工匠以及從莊園裡逃亡出來的農奴,聚集在港灣、城堡、教堂以及交通要道周圍,進行生產和交易。是否可以說所有城市都是移民城市?

陸銘:我不認為這是必然,要看城市發展的功能。一個城市成為什麽樣的城市,跟它的比較優勢有關,如果功能是服務於周圍的農業和旅遊業,甚至有可能成為人口流出地。資源型的城市,因資源逐漸消耗殆盡,有些也是收縮的。

如果不是出現特定的歷史因素,比如你剛才講的歐洲中世紀,農奴逃出來組成一個個城市。現在移民佔比高的都是大城市。城市的人口規模跟移民所佔比是正相關的,而且是高度相關,越大的城市,移民所佔比越高,越小的城市,移民所佔的比例越低。

新京報:直到現在,深圳也常被認為是一塊文化沙漠,比如沒有厚重的歷史傳統。然而,外來人也在深圳身上感受到了相對而言的自由、包容和公平,這樣的城市文化,直接關係到一個人是否被尊重的處境。

陸銘:深圳是一個新興城市,起步是低端製造業,很長一段時間內就深圳大學一家(2000年起創立了眾多海內外大學的深圳分校或研究生院),產業處在低端,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夠,至少跟北京和上海這樣的老牌城市比,這樣講就沒有文化了。

然而,我要講的觀點是,首先非常同意你說的,深圳有移民文化,有開放、包容的文化,有拚搏向上、向前進取的文化,這就是文化,或可說深圳的城市精神,且具有現代性。在中國的背景下,它還有平等性,深圳的口號是“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就是它的文化。

第二是深圳正處在大變革時期,傳統製造業在十幾年內向高科技產業轉型,深圳約佔有中國海外專利的50%。深圳未來對受高等教育人才的吸引力也在提高,尤其當北京和上海等老牌大城市在排斥外地人的時候,深圳的優勢就凸顯出來。

改革年代

繼承深圳的精神和思想,

但改革的路徑要再創造

新京報:深圳當年所享有的特區政策,讓“孔雀東南飛”打拚者振奮,今天的年輕一代可能體會不到那種改革共識形成時的心潮澎湃和“井噴”式的激情。之後的三十多年中,每當有設立特區或試驗區的城市發展政策,依然可以看到興奮,在人們的記憶中,特區或試驗區便意味著改變的機遇。在深圳成功的路上,政策的作用是怎樣的?

《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作者: 陸銘,版本:格致出版社 2013年3月

陸銘:我的回答可能令你意外。深圳的成功,政策雖然的確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但我一直在堅持一個觀點,深圳的成功首先是地理的成功,鄰近香港帶來的優勢非常強。我在《空間的力量》裡做過一個研究,方程式的右邊是地理區位,以及是否是經濟特區或開放城市,把這兩個變量同時放上去,政策是不顯著的,但地理是顯著的。通俗地說,當年享受特區經濟政策的,只有深圳最成功。政策當然有用,但只有放對了地方才有用。

改革需要一個試驗田,深圳的發展正好是處於中國從農業轉向工業化的節點上,如果放到世界背景下,深圳的崛起還遇到全球產業的轉移,發達國家的產業成本上升,要把產業轉出來,我們剛好有城市可以承接轉移。

《借鑒深圳》,作者:瑪麗·安·奧唐奈等,版本: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2017年2月

新京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有一本研究深圳的新書,書名是《借鑒深圳》(Learning from Shenzhen),但作者認為,深圳的成功有著許多的天時地利人和,不可複製。從你的判斷中,也看到了相同的結論。那麽,如果是這樣,改革年代的深圳特區所留下的是什麽?

陸銘:如果當年深圳只有地理,沒有政策,成功不了。反過來,有政策,如果不是放在緊鄰香港的地方也成不了。地理是天生的,制度是可以創造的,深圳的發展雖然得益於地理條件加歷史條件,但深圳經驗本身卻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標杆性作用。

中國現在的包袱太重,且有各種各樣的利益格局,缺乏推進的力量。我覺得中國需要一個地方再像深圳當年一樣,撒開手,給它充分的自治權,按理想模式設計,不受既有制度框架的製約。這就相當於制度的試驗田。本屆政府創立的多個自貿區,是想達到這樣的目的,但自貿區能夠解決的,主要是在金融、貿易、行業監管領域,跟今天城市發展問題還不太一樣。

新京報:今天的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包袱,從知識界的討論來看,往往都涉及城鄉、地域之間、包括首都在內的特大城市與其他城市關係等方面的制度挑戰。

陸銘:你的這三個關係總結得非常到位,城鄉、地域之間和首都與其他城市的關係,這些從時間、地理和背景上,都比當年深圳的包袱重。

戶籍、土地、公共服務和官員考核是核心的制度,如果能找一個試驗地方,擺脫既得的利益格局——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關係。所有人來了,只要有就業,就有平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而沒有本地和外人差別。其實,現在真正需要的是這些東西。推動制度的改革,那可是功在千秋。

新京報:在新的現實面前,怎樣理解你剛才提到的深圳特區的“制度改革的標杆性作用”?

陸銘:精神和思想可以繼承,但是改革的方式和路徑要再創造,今天面臨的問題跟當年深圳或者說整個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可相提並論。八十年代深圳改革,所處的階段是要解決吃飽飯的問題,且當時對於改革基本上是有共識的。

今天所處的階段,需要一些創造性改革。你剛才講的幾大關係,在深圳改革的時候沒有,它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城鄉關係,而是計劃和市場之間的關係,要在深圳施行一個新的制度向計劃思維挑戰。

《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作者:陸銘,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0年1月

深圳與大城市政策

作為大國的一部分,

大城市需要為低收入者提供就業機會

新京報:我們現在回到今天的深圳。儘管深圳的移民特性有其開放和包容的心態,但近年來在社交網站、知識問答平台和城市論壇,出現了與日俱增的“缺乏歸屬感”。怎樣理解兩者的矛盾?

陸銘:實際上是三個問題糾結在一起。第一,“缺乏歸屬感”是移民城市本身必定有的特徵,人口大進大出是其基本特點。又想有活力,又想來的人全部留下,兩者不可兼得。第二,大城市生活成本會高一點,房價也比較高一點,的確在大城市,租房比重高,買房比重低。深圳的移民是比較年輕的,經濟實力相對比較弱。這是全世界範圍內普遍的現象,紐約和倫敦都這樣。

第三,還有中國自身特色的問題,目前的城市發展,不管是深圳,還是上海和北京,都碰到供給方問題。如果不充分地增加城市土地和住房供應,房價抬高了,收入跟不上,就會出現沒有歸屬感,這需要增加供給來緩解。

《清華社會學評論》(“社會轉型與新生代農民工”特輯) ,主編:沈原,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1月

新京報:如果用前些年的網絡流行語“草根”說,深圳的打工草根文化是否在走向衰落,而代之為精英文化?

陸銘:從單個城市發展的角度來講,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比如說新加坡,從獨立之初發展到現在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草根”文化也在喪失,這本身就是一對矛盾。

但是深圳跟新加坡不一樣,它還是一個大國的組成部分。這時候就要討論,深圳,包括上海和北京,要不要為整個國家的低收入者來創造就業和生存的機會?一方面,這些大城市需要有大量的低技能者提供服務,另一方面,還有大量的國民,教育水準可能就是初中,因此一個良性的政策,不管是公共政策還是住房體系,要保留一點“草根”的生存環境和發展機會。

以前深圳是做得比較好的,比如對街頭攤販的管理比較寬容,這是“草根”文化的直接體現。城中村也提供了低價的居住條件。現在,比較起上海和北京,深圳還算好的,但整體來講,一線城市在走精英化的道路,這不利於一線城市降成本和增強競爭力,從國家角度來說也未必是好事。

新京報:深圳正在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從製造業走向高新技術產業,同上世紀的面貌已大不一樣。而包括北上廣在內的大城市都走上了這條產業結構轉型的道路。“逃離北上廣”的聲音此起彼伏,但事實上,還有一個群體即外來低技能務工者被忽視。你也提到,改革年代的深圳,其精神和思想遺產是制度改革的標杆性作用。現在的問題是,產業結構轉型是否必然要導致“草根”的衰落?

陸銘:城市管理者覺得城市升級換代以後,低技能勞動者就不需要了,但城中村恰好是活力的來源,降低了他們的生存成本。現在,供給方是在減少這些東西,比如街邊商店的拆除,包括在城市前些年對電動車的限制。在整個住房體系中,廉租房制度不覆蓋外地人,城市的管理跟包容性城市發展的思想逆向而行,都在擠壓低技能勞動者的生存空間。

大家感受的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其中相當部分是供給方導致的。一線城市成本上升,競爭力降低,國家的負擔也在加重。大城市來不了,大量人口就留在小城市,小城市缺乏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規模經濟,要增加就業,就要轉移支付、補貼,最終還是一線城市和較發達地區在承擔。這都是新加坡這類城市國家不需考慮的。如果這些事情沒有想明白,兩頭都受損失,一線城市的成本高、競爭力下降,“草根”的夢想和上升空間也在惡化。

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如何定義“家”?

沒有買房,獨身一人,遠離家人,是否是“家”?每天下班後,你是說回到住的地方或出租屋,還是說大大方方地說回家?掃碼拍拍視頻參與,說出你的主張~

作者:新京報記者 羅東;

編輯:西西,走走;

校對:翟永軍。

獲得更多的PTT最新消息
按讚加入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