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太平軍名將李秀成挾二破江南大營的余威，一鼓作氣攻入江浙地區，攻城陷地，所向披靡。江浙一帶計程車紳無不聞風喪膽，紛紛逃到上海。就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薛煥都“退守”到上海了。
李秀成在進攻上海時，遭到洋槍隊的阻擾。彼時，李秀成還不願意與洋人撕破臉，便率部退去。
1861年底，隨著安慶的陷落，為了緩解湘軍對天京的壓力，李秀成再次攻入江浙地區，兵鋒直逼上海。
這次，李秀成做好了充分準備，出動了十萬精兵強將，意欲一舉攻破上海。為此，他警告洋人：“倘不遵我王化，而轉助逆為惡，相與我師抗敵，則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這是迄今為止，李秀成向洋人發出最嚴厲的警告。
上海士紳聞訊，人人自危。就在關鍵的時候，一個小人物站了出來，主動承擔起拯救上海的艱巨責任。
這個人叫錢鼎銘。
錢鼎銘，字新之，生於1824年，江蘇太倉人。錢鼎銘出身官宦之家，他父親叫錢寶琛，官至湖北巡撫、江西巡撫，是道光年間的名臣。1843年，林則徐被道光皇帝發配到新疆，經過江西南昌時，錢寶琛冒著惹怒道光皇帝的風險，前往滕王閣碼頭迎候林則徐，一敘衷腸，依依惜別。
有其父必有其子，錢鼎銘身上也有父親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風骨。
錢鼎銘22歲考中舉人，做過正六品的戶部主事——這是明朝名臣海瑞曾經做過的官職。1859年，父親錢寶琛病逝，錢鼎銘辭去官職，丁憂回家，為父親守製。當太平軍第一次攻入江浙地區時，錢鼎銘也跟著士紳們逃到了上海。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上海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沿海小城。《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上海成為通商的五口之一，商業貿易日漸繁榮，經濟地位超過廣州，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也成為清朝財政的支柱之一。
要挽救上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向駐守安慶的曾國藩求援，請他派兵。那麽，由誰冒著生命危險，前往安慶求援呢？37歲的錢鼎銘站了出來，勇敢地接下了這個任務。與他同來的還有候補知縣厲學潮、候選訓導張瑛兩人。
《清史稿》簡略地記載了錢鼎銘前往安慶搬救兵的情況：“鼎銘奮然請行，乘洋商輪船溯江上，至安慶謁國藩，陳吳中百姓阽危……繼以痛哭，國藩遂決策濟師。”
事實上，錢鼎銘搬救兵的過程充滿艱難曲折，遠非這幾句話可以概括。
11月18日，錢鼎銘等人終於抵達安慶，見到了曾國藩。那時候，曾國藩剛剛度過50歲生日。錢鼎銘等人帶來的壞消息，讓曾國藩如墜冰窟。錢鼎銘等人痛哭流涕，一口一個“大帥”，更是讓氣氛變得悲愴無比。
曾國藩心情沉重，在當晚的日記中記載：“午刻，江蘇上海龐寶生派戶部主事錢鼎銘來請兵，攜有書函……問之，系馮桂芬敬亭手筆。錢君在坐次哭泣，真不異包胥秦庭之請矣。”
然而，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曾國藩面前。要派援軍前往上海，人數少了無異於杯水車薪，起不到任何作用；可要派遣一支大軍前往上海，他又拿不出。
所以，曾國藩不敢輕易答應錢鼎銘。錢鼎銘當然不肯善罷甘休。他利用自己父親與曾國藩是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的關係，尊稱曾國藩為年叔，每日到曾國藩大帳見他，一見就長跪不起。
曾國藩被錢鼎銘搞得一點辦法都沒有，只好在家書中訴苦：“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錢鼎銘字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錢寶琛字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即不還鄉，可感可敬。”
當然，錢鼎銘也不是一昧哭訴。他在“曉之以情”的同時，也“動之以利”。他通過李鴻章告訴曾國藩，上海是商賈雲集、財賦收入超過幾千萬兩銀子的膏腴之地。如果曾國藩願意分兵去救，上海士紳每月拿出不下10萬兩銀子來作為糧餉。
曾國藩組建湘軍以來，面臨最大的困惑就是糧餉沒有保障。朝廷不負責湘軍的糧餉，全靠地方籌措。地方兵荒馬亂，哪裡來的余糧來給湘軍？所以湘軍經常淪落到吃不起飯的地步。錢鼎銘的這筆账，讓曾國藩眼前一亮。
11月21日，曾國藩在日記裡寫道：“少荃商救援江蘇之法，因錢茗甫鼎銘來此請兵，情詞深痛，不得不思有以應之也。”
於是，就有了李鴻章組建淮軍，奔赴上海的事情。
【參考資料：《淮軍四十年》《曾國藩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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