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陳潔 實習研究員 劉蘊儀 實習研究員 覃藝淋
“十三五”期間，兆GDP城市大擴容，2020年已經達到23個。
但是，在經濟強勢增長的背後，一些兆GDP城市的人口增長卻出現明顯的背離。追溯“十三五”期間這些城市的人口變動情況，有利於我們看清兆GDP城市未來發展的後勁如何。
由於2020年人口數據尚未公布，“十三五”期間人口數據採用2016年到2019年期間的數據，同時為了方便比較，採用“十二五”時期2012年到2015年的數據，對比這前後兩個四年的人口變化情況。
“十三五”期間，23個兆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萬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增長192.33萬人居第二，廣州增長180.48萬人排第三，濟南、西安、杭州和重慶這4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過百萬，排在第4-7名。長沙常住人口增長接近百萬，居第8位。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和長沙在並未合並或代管其他地區的情況下，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較2012年-2015年出現翻倍式增長，從增量較低地區“逆襲”成為前幾名。
同時，“十三五”期間常住人口增長量排名靠後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兩大一線城市，北京是最後一名，上海倒數第四。倒數前五名中江蘇城市佔據3席，包括南通、無錫和蘇州，其中南通、無錫的常住人口增長量不到10萬人。
在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影響之下，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從2012年到2015年的151.9萬人，滑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6.9萬人，成為唯一一個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城市。
另一個常住人口增速滑落明顯的城市是天津，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長達到192.37萬人，但到2016年-2019年卻僅增長14.88萬人。
“十三五”期間，為什麽人口會對部分兆GDP城市“用腳投票”？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新增就業機會是關鍵因素之一。數據顯示，2016年到2019年，23座城市中的廣州、深圳、成都、西安與濟南的就業人數增量超過百萬，而這5個城市也位居常住人口增量前五位。然而，隨著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人口流動也更看重安居、落戶的難易程度。
進入“十四五”時期，隨著人口流動的“馬太效應”越發明顯，加上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跌，我國城市常住人口將呈現更為複雜的局面，對人口的競爭或進一步加劇，在兆GDP城市層面競爭將尤為激烈。
一線城市人口增量分化
“十三五”期間，在經濟發展保持較快增速的背景下，23個兆GDP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卻出現兩極分化。
其中，深圳、成都、廣州與濟南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50萬人，成為人口“膨脹”最快的4個城市。是什麽原因使得這些城市成為人口增長的“翹楚”？
21世紀經濟研究院發現，就業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以廣州和深圳為例，2015年底，廣州和深圳的就業人數分別為927.91萬、1100.80萬，這兩個數據到2019年分別上漲到1125.89萬、1283.37萬。換句話說，在2016年-2019年4年間，廣州、深圳的新增就業人口達到了197.98萬、182.57萬，位列23個兆GDP城市前兩位。
廣州、深圳吸納就業人口的能力，與兩地發達的民營經濟分不開。2020年，廣州實現民營經濟增加值10200.04億元，歷史上首次超過兆元，佔GDP的比重為40.8%，同比增長2.8%，增速比GDP增速高0.1個百分點。據海關統計，2020年，深圳市民營企業進出口1.81兆元人民幣，比2019年增長5.7%，佔全市外貿進出口的59.4%。
另一個人口受民營經濟帶動的城市是杭州。2016年到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長134.2萬。2020年杭州全年民營經濟增加值9855億元，佔GDP的61.2%，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民營企業貨物出口2589億元，增長5.8%，佔出口總額的70.1%。
此外，在行政區劃調整的背景下，“合並與代管”成為成都與濟南在“十三五”期間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期間，成都合並簡陽市，濟南合並萊蕪市，使兩地無論就業人口還是常住人口都實現較大幅度增長。
另一個受益於“代管”的還有西安。2017年，西安代管西鹹新區，當年常住人口和就業人口都出現大幅度增長。但是，西安在“十三五”期間人口快速增長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即率先放開落戶政策。
2017年，西安推行大城市“最寬鬆落戶”政策，全年落戶257419人，其中在新政頒布以來的2017年3月-12月，落戶人數244575人，同比增長188465人，增長率為335.9%。
和西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複提出，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以後長期穩定在這一水準。
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較高的落戶門檻，使北京很快步入人口負增長的階段。2012年到2015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達151.9萬，位列23個城市中的第二位，但是到2016年-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為-16.9萬，其中2018年常住人口增量為-16.5萬人。
除北京之外，上海也受到嚴格人口控制和落戶政策的影響，2016年到2019年的常住人口增量為12.87萬，較2012-2015年的67.81萬大幅下跌。2021年3月，上海提出在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5個新城制定差異化的人口導入和人才引進政策，完善居住證積分和落戶政策，加大新城對緊缺急需人才和優秀青年人才的引進力度。
另外，北京、上海的學歷“擠出”效應明顯，2019年，北京在6歲及6歲以上人口中，擁有大專學歷的佔比已經超過50%，上海超過30%，不僅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準，也較2015年有明顯提升，這也使得更多高校畢業生“另擇它途”。
馬太效應和加劇競爭
曾經往北京、上海“奔”的人口，究竟去了哪些地方？
除了同為一線城市、落戶政策相對寬鬆的廣州、深圳之外，大幅放寬落戶門檻的杭州、寧波，以及落戶政策較為寬鬆、房價偏低的長沙、佛山等地，成為人口選擇的新方向。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和2012-2015年這4年相比，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已經形成，人口馬太效應越發明顯。
2012年到2015年，在兆GDP城市中，除北京和天津之外，其余21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超過百萬人，但到了2016年到2019年，儘管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在減少，但是常住人口增量超過百萬的城市已經有7個。
哪裡的平均收入更高，哪裡就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因此，不少長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以及中部的長沙等城市，吸引了更多人口流入。
以長沙為例，2020年，長沙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60元，同比增長5.7%。這一收入明顯高出同為中部大城市的武漢，加上較低的房價，長沙的人口增長在“十三五”期間有一個大的飛躍，2016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長96.27萬，較2012年到2015年的34.11萬增長接近2倍。
但是，離北京較近的天津，卻由於近年來經濟增速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從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幅接近200萬（23個城市中排名第一），大幅下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4.88萬。常住人口增量較低的城市還有南通、無錫、蘇州等地，2016年到2019年增量均不超過15萬人。
不過，也有例外。2020年，重慶人均可支配收入30824元，在23個城市中排名偏低。但重慶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為107.77萬，較2012年-2015年的97.55萬有一定增長。在這背後，是重慶受益於城鎮化、工業化的推進，一方面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速度較快，另一方面不少外出打工人員隨著當地工業的發展回流，促進了當地常住人口增長。
不過，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使得重慶仍然是人口流出大市。根據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看，在23個城市中，重慶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超過109%（即戶籍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09倍），南通超過103%，均表現出明顯人口流出的特徵。此外，合肥、西安、福州、成都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也超過九成。
與之相反的是深圳，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四成。此外佛山、上海、廣州、北京的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比例也在五至七成之間，這一方面顯示出這些地區外來人口較多，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如果進一步放寬落戶，這些城市有望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在“十三五”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處於高速增長階段，人口對於不同城市選擇的“風險偏好”也較高，更高的工資、更好的發展機會是人們最為看重的因素。
但在“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加上房價的上升等多重因素影響，人們的追求趨向平衡，擁有良好的就業機會、寬鬆的落戶政策、易居的城市，成為吸納人口的“明星城市”。
在“十四五”時期，我國人口的局面將更為複雜。首先，從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來看，由於老齡化的程度較高，上海、南通等城市已經跌入負增長的局面，2019年蘇州、無錫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已經不足3‰。因此，這些城市更為依賴外來人口流入，否則將逐步跌入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局面。
其次，戶籍人口自然增長較快的城市中，也只有深圳、泉州和佛山在2019年超過10‰。這意味著，未來大城市對於人口的競爭將更為激烈。
21世紀經濟研究院認為，一方面，放開落戶或成為幾乎所有城市的必然選擇，差別只是在於速度不同；另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競爭也引發對於人才的競爭，城市或將對高端人才開出更高“價碼”。此外，為了吸引並留住人，控制房價、提升公共服務水準，也成為城市人才競爭中的重要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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