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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中對》:決定楚漢相爭的勝利歸屬

眾所周知,楚漢相爭的一開始,劉邦是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的。甚至相持多年後,在戰略形勢大優的情況下,劉邦在固陵依然有被項羽打到固守不出的情況——單純從戰術角度上看,劉邦遠不如項羽是不爭的事實。

正因為如此,我們回頭拜讀《漢中對》時,更應佩服韓信當年的遠見卓識。

《漢中對》是韓信拜將第一次獻策,古往今來,受到很多有識之士的推崇,認為堪比甚至超過《隆中對》。這不僅因為它的分析鞭辟入裡,更因為劉邦在接下來的戰爭中貫徹、執行了韓信的戰略思想,進而贏得了天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說《漢中對》決定了楚漢相爭的勝利歸屬也不為過。

轟轟烈烈的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朝的殘暴統治,全國範圍內出現了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其中又以西楚霸王項羽和漢王劉邦兩大集團實力最強,他們為爭奪全國統治權,實現天下統一,展開了殊死的鬥爭,揭開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的帷幕。

早在楚漢戰爭前,劉邦集團和項羽集團圍繞全國統治權的問題就進行過較量。項羽率軍北上與秦朝主力殊死搏鬥之際,劉邦乘機率先破秦入鹹陽,秦王子嬰投降。按照楚懷王當初與諸將的約定:“先入關者王之”,劉邦理應如約為關中王,而劉邦自己也已經以關中王自居,他身邊的謀士們曾一邊安定關中社會秩序,一邊為劉邦“王天下”、建立政權做著各種準備。

但項羽挾擊破秦朝主力的戰功,恥於讓劉邦鑽了空子,得到先入關中的名聲,所以決不容劉邦居於關中,反而將在關中享有民望,且最有奪天下野心的劉邦分封於巴、蜀、漢中為漢王,還將關中一分為三,讓秦朝的三個降將在關中做諸侯王,以監視、牽製劉邦的勢力。劉邦鑒於項羽強大的軍事實力,只好在“鴻門宴”上卑辭謝罪,承認項羽的天下霸主地位,被迫忍氣吞聲離開關中,前往巴、蜀。

但是,劉邦集團並不甘心於困居巴蜀,暫時的退讓是為了以屈求伸,等待時機成熟,“還定三秦”,再圖天下,而項羽集團的政策失誤和戰略上的麻痹,則給劉邦提供了東山再起的機會。因為項羽在劉邦低頭後,錯誤地認為最有實力與他爭奪天下統治權的劉邦已真心臣服,不再具有威脅,所以他在分封後即棄關中而東歸,定都於彭城。但分封政策無疑瓦解了自己的強大力量,同時,分封的不公又造成了他與其他諸侯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信適時地向劉邦進獻了千古名對——《漢中對》。

《漢中對》的邏輯起點,是漢軍大將韓信出於轉化楚漢雙方戰略優劣態勢,具體幫助劉邦擺脫被動,爭取戰爭主動權的現實需要。當時,項羽身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將廣,實力雄厚,具有壓倒性優勢。《漢中對》就是要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從不利中發現有利,從被動中尋找主動,為劉邦指明發展的方向,奠定以弱勝強,奪取天下,完成統一的基礎。

《漢中對》作為成功的戰略決策,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其高明之處。

第一,對雙方戰略條件進行綜合比較,在此基礎上正確預測了楚漢戰爭的前景。“知彼知己”,正確判斷戰爭形勢,是正確制定戰略方針的前提。《漢中對》的高明,首先是韓信對整個形勢以及發展趨勢的正確分析判斷和把握。韓信既看到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肯定項羽在諸多方面佔有絕對優勢,如驍勇善戰,地盤廣大,寬厚待下等等,同時也從項羽貌似強大表象中發現其致命的弱點:其一,他剛愎自用,不能識拔和放手任用人才,而隻憑一已之勇;其二,排斥異已,任人唯親,“以親愛王”,結果導致諸侯不平;其三,缺乏戰略遠見,自動放棄關中形勝之地;其五是不講信用,加之誅殺無度,殘暴酷虐,“所過無不殘滅”,予天下人以暴君的形象,失去了民心。所以項羽只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他表面上雖強大,但隨著時間推移,必然會由強轉弱,因而要想擊滅他並不困難。

在“知彼”的同時,韓信也能“知已”,指出劉邦勢力雖暫弱小,但卻擁有雄厚的資本,入關後約法三章,秋毫無犯,贏得了民心歸附,而未能如約王關中而被項羽趕到漢中一事,反而使劉邦獲得了廣泛的同情。這就為最終戰勝項羽提供了可靠保證。通過這樣的比較,韓信預見到劉邦由弱轉強,奪取天下的樂觀前景:“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史記》卷九十二,《淮陰候列傳》)從而為處於逆境中的劉邦樹立起必勝的信心。這充分顯示了韓信洞察大局、高屋建瓴、見微知著的戰略預見能力,同時也為他進一步正確選擇戰略主攻方向提供了可能。

第二,正確選擇主要戰略方向,奪取戰略前進基地,為贏得楚漢戰爭勝利創造充分的條件。要確保戰略進攻達到預期的目的,關鍵之一在於正確選擇主要攻擊方向,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從而達到乘隙搗虛的效果,實現戰略目標。這是指導戰爭活動的通則,更是決定戰略進攻成敗的要害。《漢中對》注意到了這一關鍵問題,因而明確提出奪取關中、還定三秦應為劉邦首要的戰略主攻方向。

應該說,這一戰略選擇是十分明智和完全正確的。因為從兵要地理形勢考察,關中地區地理條件優越,它作為四塞之地,“帶山阻河,形勢便利”,“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一面東製諸侯,……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資治通鑒》卷十一,漢高帝五年)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一旦擁有,可獲得對敵手的極大戰略主動,並為日後伺機東進、並吞天下創造積極的態勢。由此可見,在戰略方向選擇上,韓信深諳用兵之道。

第三、及時把握戰略進攻的時機,迅速開展軍事行動,使還定三秦的戰略目標盡快得以實現。只有把握進攻時機,才能出敵意外,給敵人以猝不及防的打擊,以較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所謂捕捉戰機,就是指戰爭指導者要在全面掌握敵我情況的基礎上,善於發現敵人的弱點,一旦有機可乘,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展開進攻行動。用《孫子》的話說,就是“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從而使敵人措手不及,無暇抵抗,完全喪失主動,所謂“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為此,《漢中對》指出了劉邦集團在戰略進攻時機把握上應注意的幾個關鍵環節:一是針對當時項羽後院起火,自顧不暇,無力西向的有利條件,抓住時機,揭開楚漢戰略決戰的帷幕。二是根據關中三位降王(章邯、司馬欣、董翳)眾叛親離、喪失民心的具體情況,立足於劉邦政治威望高、受關中百姓擁戴的優勢,及時把握東進的時機,展開戰略進攻。三是針對劉邦部眾“思東歸”的心理,巧妙加以利用,使壞事轉化為好事,振作士氣,鼓舞鬥志。四是利用漢軍明燒棧道造成的無意東進的假象,在項羽放鬆警惕、戒備疏懈時,把握“還定三秦”的戰略時機。這表明,《漢中對》對戰略進攻時機的把握達到了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程度。

第四,高屋建瓴、總攬全局地提出實施戰略進攻的原則性手段,以確保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在確定了戰略目標後,還要提出並執行一定的方法、手段,以循序漸進地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這是戰略決策構築過程中的必要步驟,也是整個戰略方針的有機組成部分。《漢中對》為劉邦進獻了實現戰略目標的具體手段。“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

即:一是要廣泛招攬賢能,放手使用人才,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憑借武力打擊並最終消滅項羽集團;二是利用封賞這個有力的杠杆,調動將士殺敵致勝的積極性,驅使他們為贏得戰爭勝利而效命疆場;三是掌握和利用部隊士氣,充分發揮部隊的戰鬥潛能,戰勝攻取,以弱勝強。這是韓信對戰略手段的高度歸納和概括,也是贏得統一戰爭最終勝利的重要保障。

總之,舉凡戰略條件的分析、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時機的把握、戰略手段的運用,《漢中對》都做出了全面辯證的闡述。這一分析,洞察天下形勢,比較了楚漢雙方的情況,不僅合乎當時的戰爭形勢,而且也規劃了漢王爭奪天下完成統一的戰略活動的需要,既有預見性,又具備現實性、可操作性,能滿足當時戰爭活動的需要,因此劉邦欣然采納:“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果然不出韓信所料,項羽東歸不久,田榮於山東起兵反楚,陳余於河北,彭越於梁地也起而叛楚,項羽後院起火,到處奔波滅火不暇,左支右絀、捉襟見肘,陷入了戰略上的極大被動。而劉邦則遵循著韓信《漢中對》提出的既定戰略,乘機部署軍隊暗渡陳倉,迅速平定三秦,奪取關中形勝之地,為“爭權天下”取得了戰略前進基地,並為最終在垓下之戰中戰勝項羽,使之落得四面楚歌、自刎烏江的悲慘下場,從而在血泊中完成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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