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k”，曾是一代中國人的浪漫。/ 電影《鋼的琴》
文/曹徙南
會不會有那麽一天，當你看到KTV三個字母排列組合在一起時，忍不住陷入對一些往事的回憶。
直到更年輕的孩子推了推失神的你，問道：“KTV是什麽？”你才想起來，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呼朋引伴，坐進去點一首歌了。
這一天，已經不遠了。
在中國人的共同記憶裡，對一些生活事物的初次體驗，最後常常能成為標記一個時代的節點。
比如第一次套上喇叭褲，第一次在服裝店發現太陽眼鏡，第一次品嚐可樂的味道，第一次站在城市裡唯一的肯德基麥當勞店面前猶豫不定，第一次坐在網咖登錄網絡遊戲，再比如，第一次坐進KTV柔軟的沙發，一邊點一支喜歡的歌，一邊接過了麥克風。
含蓄的普通中國人歷來羞於在大庭廣眾下引吭高歌，於是，能夠提供一個歌唱空間的KTV牆外開花牆內香——中國人似乎比發明它的日本人更喜歡在昏暗的包房裡一展歌喉。
可是或許誰都說不清楚，曾經開遍大街小巷的KTV，又是在何時淡出國人的生活的。
你有多久沒去過ktv了？
2018年11月5日，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不久前發布的一份《關於停止使用部分涉訴歌曲的公告》在微博曝光並引發熱議。公告要求各VOD（影片點播）廠商和KTV經營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餘首KTV經典曲目，其中包括多首只要上KTV就少不了要吼兩嗓子的熱門金曲，陳奕迅的《十年》《K歌之王》《明年今日》、張惠妹的《聽海》、鄧紫棋的《泡沫》、信樂團的《死了都要愛》、容祖兒《揮著翅膀的女孩》等。
而一句“未經我會書面通知請勿重新使用”也意味著，我們下一次當上“K歌之王”，可能真的需要等到“十年”以後了。對於這批因版權糾紛導致的下架潮，有高讚留言稱“看來以後去KTV只能清唱了”。
實際上，等不到各位小主臨幸，對於早已門廳凋敝的中國KTV行業而言，這次下架潮只不過是白茫茫大雪上又覆了一層薄霜罷了。
去演唱會音樂節的人越來越多，網絡上走紅歌曲的更新速度也越來越快，但是走進KTV的人卻越來越少。/ upsplash
01
人民需要卡拉OK
KTV最早起源於20世紀六十年代末的日本，卡拉在日語裡是空洞、虛無的意思，OK指的是無人伴奏的樂隊。Karaoke最初形態只是供專業樂手在沒有條件帶伴奏樂隊的巡回演出中使用的伴奏磁帶。
當時的日本仍處於戰後資本主義狂飆猛進的時代，膨脹的物欲和沉悶的社會使得西方的嬉皮士生活迅速在日本年輕人中流行開來。當搖滾樂遇上Karaoke，日本的青年嬉皮士通過在樂廳跟著伴奏嘶吼的方式傳達生存的困惑和與傳統的分道揚鑣。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一個叫周英的小販在街頭擺攤賣光碟，在完成了第一輪資本原始積累後他開了一家光碟專賣店。由於單純售賣光碟難以讓顧客對貨品有直觀的感受，周英還在自己店裡設定了一個簡易包廂供免費試聽、試唱，方便客人360度環繞灌頂加持，謳歌生活。沒想到光碟沒賣出去多少，來試唱的客人反而越來越多。周老闆乾脆轉型，做起了“賣唱”生意。這是中國第一家KTV，它後來的名字叫錢櫃。
早期的卡拉ok伴唱盤。/ 維基
短短幾年，錢櫃在台灣成為擁有數十家分店的連鎖量販式KTV。而彼時的中國大陸，也有一些歌舞廳重新如野草般從時代的罅隙裡探出頭來，偶而有一兩個溫軟的音符從歌廳未關緊的門縫裡泄出來，就可以把聽厭了蔣大為和毛阿敏的小年輕熏得如癡如醉。
王朔曾在《我看大眾文化》中寫到自己第一次聽鄧麗君歌曲時的感受：“聽到鄧麗君的歌，毫不誇張地說，感到人性的一面在甦醒，一種結了殼的東西被軟化和溶解。”伴著細雨般落下的“靡靡之音”，這幫年輕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往新時代去了，腳下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搖搖晃晃的人間。
1994年，錢櫃遊過台灣海峽，選擇上海作為它的登陸點。當了近百年的煙柳繁華地，上海對於新鮮事物總是樂此不疲。錢櫃迅速以上海為根據地，鋪滿了中國大陸各大城市。
一時間，各種頂著金櫃、銀櫃的本土山寨KTV也競相出現，KTV取代歌廳、舞廳、迪廳，成為年輕人的新寵。據說那時候在錢櫃的北京朝外店，運氣好的時候能在VIP包廂碰上趙薇、王菲這種級別的明星，免費供應的冷熱飲品就多達32種。
KTV一定生長在城市，台北和香港都曾作為卡拉ok傳入內地的跳板。/ Banglu Cheng
KTV作為一種世紀之交的文化景觀，其背後是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聲張。人們從巨集大肅穆的意識形態中悄然退場，遁入幽暗喧鬧的KTV包廂。
在這裡，他們不再需要為巨集大主題歌唱，而是為自己歌唱，為破碎的愛情、珍視的友誼、新世紀時時刻刻的不知如何是好歌唱。KTV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構成了中國社會重要的公共領域，燈紅酒綠的掩映下，一個個體化的市民社會在其中滋長。
02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太快
2014年，錢櫃上海複興公園店宣布停止營業，韓寒在微博上懷念時光一去不複回：
“朋友說複興公園的錢櫃KTV關門了，我愣了幾秒鐘。當年在陝西南路地鐵站的季風書店買完書，拿起最潮的諾基亞約上幾個朋友去錢櫃唱歌，臨走時對喜歡的姑娘說：發簡訊給我，還有，我用msn。知道一切終會變遷，沒想到這麽快與決絕。無論是冰冷的介質還是滾燙的情誼，回想起來，甚至都不記得哪一刻是最後的告別。”
卡拉ok也曾是香港人生活中的重要一環，而如今，唱k文化在香港已近消亡。/ 電影《志明與春嬌》
八九十年代生人都知道，網咖、KTV、酒吧在父母眼裡就是洪水猛獸。那些口耳相傳的，或香豔或熱血的都市傳說，更讓這些場所帶上了不可言說的神秘色彩。去KTV唱歌，儼然成為年輕人對父輩的謀逆，他們通過這種“自甘墮落”的叛逆形象宣布自己中國歷史上的登場。
但如同日本的嬉皮青年終究會像他們的父輩一樣穿上黑西裝提上公文包，面無表情地為自己在東京的地下鐵裡擠出一個容身之處，作為亞文化空間存在的KTV也難以逃脫權力和資本的雙重擠壓和收編。
2006年，新頒布實施的《娛樂場所管理條例》規定凌晨2時至上午8時，娛樂場所不得營業，且禁止未成年人進入營業性娛樂場所。這一條例的頒布，給原本野蠻生長的中國KTV市場踩了一腳急刹車。而不斷上漲的租金和歌曲版權費支出、走高的人員薪資福利成本、不低的設施保養費用、曾經團購大戰對價格的壓製均使得KTV的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
更嚴重的問題出在客源上，隨著消費主義的膨脹，娛樂方式日新月異，而個體意識的成長，也讓年輕人更喜歡獨自玩耍。消費主力軍厭倦了KTV這種略顯老土的娛樂方式。
2014年，深圳一廣場上的露天卡啦OK，兩位女青年在唱歌。/ 視覺中國
根據2016年，有媒體對青年群體“為什麽不愛去KTV”的調查，得票最高的選項是“KTV 給人的社交壓力太大了，只有會唱才有存在感，而不會唱的人會覺得索然無味”。
在物質繁盛年代成長起來的新青年，不再需要躲進昏暗吵鬧的KTV去排遣無處安放的青春，互聯網提供給他們隨時在賽博空間相聚的機會。而過於複雜的人際勾連顯然已經成為當代年輕人的累贅。
相比於在喧鬧的公共空間討論距離遙遠的公共議題，他們更願意全面退守回個人層面自說自話。
唱歌哪有手機好玩。/ Josh Felise
03
中國人還能去哪兒歌唱？
近年來，關於中老年人佔領KTV的新聞不時見諸媒體。被時代拋下的KTV遇上了同樣被遠遠拋下的中老年人。這些在激蕩年代成長起來的老人，迎面撞上了市場化浪潮，等到終於有時間享受退休生活了，才發現時代並沒有給他們留下太多位置。
於是，當忙於朋友聚會、商業洽談、談情說愛的中年人和少年人不再把KTV作為首選場所後，老年人成群結隊地走進了冬暖夏涼的包房，在KTV一首首經典老歌裡，他們才能勉強辨認那已經模糊不清的青春。
2017年，在銀川市金鳳區鳳凰公園，一位大媽正在對著掛在樹上的電子看板縱情歌唱，公園儼然成了大媽和大叔們的KTV。K歌所需要的音響、麥克風以及專門用來播放音樂的電子看板等設備一應俱全。/ 視覺中國
但是只靠“一元場K”的行銷和風力強勁的冷氣機，招攬來再多消費能力偏低的中老年人都無濟於事。那些大大小小設備老化、吊燈蒙塵的KTV，不知道還會不會想起幾年前那句傲慢的“嚴禁自帶酒水”？
當然，KTV正試圖通過尋求互聯網技術的介入來重新爭奪年輕人的娛樂時間。一排排迷你KTV出現在電影院和購物商場的門口，等待電影開場和逛街休息的間隙，收割年輕人最後一點碎片化的時間。歌唱已然失去了其異質性的啟蒙力量，而成為消費主義籠罩下的催眠曲。正如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所寫“為了掙得糊口的麵包，你應該像唱詩班的孩子，歌唱你從不相信的讚美詩篇”。
對於匆忙的當代人來說，呼朋引伴坐在KTV裡，充滿儀式感地唱上一下午，已經變成一件遙遠、奢侈又缺少趣味的事情。偶爾哼唱幾句影片軟體裡的神曲也就夠了，反正到了明天又會有新的歌走紅。
KTV引領先鋒潮流的時代一去不返，當然，把頭埋進手機的我們，也早已不再是那個握著冰涼的麥克風，興衝衝地喊著“切歌”，一直唱到嗓子嘶啞的自己了。
以後沒有KTV的時代，就像《勁歌金曲》裡的那句歌詞，眼淚還是留給天撫慰吧。
2017年，深圳，一地鐵口的K歌亭。/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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