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錢穆先生在抗戰前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同時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兼課，七七事變後隨三校西遷，成為西南聯大教師。錢穆先生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歷史系講授的是“中國通史”，他蟄居昆明東郊宜良山中“岩泉寺”，撰寫《國史大綱》，出版後引起爭相閱讀，多為學界稱道。
其實，錢穆與西南聯大的關係並沒有持續整個全面抗戰八年，在抗戰勝利之後，錢穆沒有隨校複員回歸北平，而是結束了他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履歷，走了一條淡出和疏離學術重鎮的路線。
這裡就《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相關記載，結合錢穆《師友雜憶》，看看聯大時期的錢穆。
請假
鄭天挺日記中，提及錢穆的地方有38年8次，39年4次，40年2次，43年1次，45年一次，共16處。除了38年作為同事間教學與讀書交往的記載外，有四次涉及比較實際性事件的，就是請假與續聘之事。
1939年9月6日、11日，兩處提到當年錢穆南歸蘇州度暑假後，開學時欲請假一年，留在南方。6日，鄭天挺記到：“昨晚得賓四書，欲請假一年。”“急作書，勸其即來。”而且，“今日孟真亦有信往”應該也是勸錢先生來校。11日，“詣雷伯倫，告以賓四下年請假事。”估計是請雷海宗安排或代上通史課。
1940年12月，提到湯用彤建議以祝賀胡適五十壽辰為名，“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設專任導師，凡不願任課之學者，如寅恪、賓四、覺明諸公，皆延主指導。”
從這件事情上看，錢穆的請假，給聯大歷史系的教學是帶來一時緊急的。而當時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和文科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也是誠意邀請和挽留他的。
及至一年後的1940年秋季開學，事實上，錢穆也沒有回西南聯大。而在1940年的12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在考慮導師時，還在請陳寅恪、錢穆、向達等不願在聯大任課的幾位老師為“主指導”。
日記記事簡略，那麽，錢穆為什麽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要向聯大請假呢？又為何不願再在聯大任課呢？
錢穆《師友雜憶》記載的情況是：
1、1939年暑假，《國史大綱》完稿，到香港商務印書館王雲五處交稿，此時商務由上海遷到香港，但印刷仍在上海。聯繫出版付印事宜，因為重慶政府的審查制度，耽擱半年之久，才印出。
2、1937年冬，隨北大南遷經長沙及蒙自、昆明等地，家人則仍住北平。兩年後，也即1939年暑假，妻兒才離開北平南下，回到蘇州，租住耦園，並接無錫老家的婆婆來蘇州同住。錢穆此時才得以與家人團聚於蘇州。
3、1939年暑假，錢穆回蘇州前，顧頡剛來訪，談到顧商得哈佛燕京學社款項，新設立流亡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所長，邀錢穆同往共事。錢穆說：正好原北大歷史系來聯大的同學，已經全部畢業。便答應了顧頡剛之請，當時說好，秋天以後即去成都。
所以說，即使不出於書稿與家事，錢穆於1939年秋後也是計劃去成都而不是回昆明的。由於書稿與家事，他在蘇州停留了一年，此時，算是向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請假，有薪水，在家編《齊魯學報》，往上海接洽出版。自己一年間完成《史記地名考》，以作為對新成立的國學研究所的學術貢獻。
可見，不願聯大講課，而安靜讀寫，應該是他的內心追求。對於這兩年的安靜讀寫，他有一段話如下，稱是自己“人生最難獲得之兩年”：
“余先一年完成《國史大綱》，此一年又完成此書（指《史記地名考》），兩年內得成兩書，皆得擇地之助。可以終年閉門，絕不與外界人士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勝，增我情趣，又可樂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蘇州有園林之勝，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樂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餘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師友雜憶》）
學者的追求
1937年至1945年，進入全民抗戰時期，錢穆在聯大，對於抗戰與為學持什麽態度呢？這裡舉一兩個例子來看看。
一個例子是：
《師友雜憶》記載，1938年在長沙臨時大學南嶽文學院時，有兩個學生中斷學業赴延安，大家集會歡送。學生邀請馮友蘭與錢穆到歡送會演講。“芝生先發言，對兩學生倍加讚許。余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須安心讀書。……謂青年為國家棟梁，乃指此後言，非指當前言。”錢穆認為青年為國家棟梁，是未來式，而不是當前讀書時。當前應以自己努力讀書、能求上進，以專業成才，日後為國家建設有所貢獻才是。歡送會散去，馮至錢宿舍，二教授仍為之爭辯。
馮友蘭此後，仍然以新寫成的《新理學》初稿，向錢穆征求意見。錢穆也確實認真讀稿，給予意見：1、在中國，理學家論理氣與心性並行，你的書隻論理氣，不及心性，應該增加論心性。2、中國沒有宗教，但關於“鬼神”之論很多，朱熹論鬼神頗有新創，應該增加一章“論鬼神”。3、第一章應改為緒論。後來，馮友蘭告訴錢穆說：接受意見，增加了論鬼神，改第一章為緒論，而心性論則沒有增加。再後來，馮友蘭在一次中國哲學演講中，說到：鬼者歸也，屬於過去；神者申也，屬於未來。錢先生治史，鬼學也；我治哲學，神學也。錢穆回憶錄感歎說：“芝生雖從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對余余憾猶在，故當面揶揄如此。”
另一個例子是：
西南聯大文學院1938年3月由長沙南嶽遷至雲南蒙自（距離昆明260公里），不久之後的1938年暑假，就遷到昆明聯大本部。錢先生嫌昆明交接頻繁，不能得暇落筆撰寫正在進行中的《國史大綱》。經友人推薦，覓得宜良山水佳境岩泉下寺中，正好有一處縣長的別墅空置著，就將之租下來，開始了獨自一人蟄居宜良山中的生活。
一周七天，他三天在聯大上課，四天蟄伏埋首著述。他記錄到：每周四上午出發，先從山寺中到宜良火車站，在咖啡店小坐，中午十二點上火車，經數十個山洞，下午五點到昆明，課在晚上七點，下火車後直接坐人力車往教室，途中買蛋糕，在人力車上充饑。課程聽者踴躍，至九點，學生相伴到城裡進餐。餐後返回聯大宿舍，已經深夜。周五周六再上課，仍然是晚上上課，白天則補讀在山中看不到的一周的報紙，或與同學昆明附近遊山。周日返回宜良。接下來四天，就在山中閉門寫書，有“四天半不出一語者”往往是常態。當時租定這個宜良別墅時，湯用彤、賀麟一起去看，住了一夜，說：此處真僻靜，遊人所不到，明天我們兩個去後，你一人獨居，能耐此寂寞否？賓四說：“正好一心寫書，寂寞不耐亦得耐，願盡一年，寫成此書，無他慮。”果然實現。
從這裡，看到賓四先生性格堅毅卓絕如此，追求學術，能坐、愛坐、主動要坐冷板凳的選擇。
不意形成對比的是，《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38年3月30日：
“自移居校中，終日棲棲遑遑，未讀一書，未辦一事。翻檢涉獵，不足稱讀書也。工匠市儈之周旋，起居飲食之籌計，不足稱辦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氣消沉之人矣。”（45頁）
雖是鄭先生自謙自勵之語，也確實反映了聯大百事待舉，鄭先生為之艱難忙碌的情形。及至1945-1946年，抗戰是勝利了，而從這一年多日記中看到，作為聯大總務長且教育部平津區教育複員輔導委員會委員的鄭天挺先生，更是忙碌，幾乎每日都是從“入校治事”開始，人事變動、校址確定等等大小一切事務，都需要鄭先生為之萬分忙碌。鄭先生的克己奉公，捨己奉獻，於此可見。
1938年，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合影，前排左起鄭天挺、姚從吾、錢穆。
續聘
1940年暑假，錢賓四先生結束蘇州休假後，就先後在成都齊魯大學、華西大學、雲南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授課或兼職。期間，錢穆在聯大是否任教、任導師或研究員，不是十分清楚。這在《鄭天挺日記》有一條記載：1943年6月25日：“對於賓四，謂能回，自甚好，而不能不先準備通史人才。”
到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北大複校，對於原來老北大的教授，即使沒有在昆明的，也考慮發聘書，使其恢復北大教職。而錢穆沒有接到北大的聘書。鄭天挺日記相關記載有：
1945年8月27日：談複校計劃，決分系開具，並提出幾點意見：一、不稱職教授不必仍請還北平；二、教授薪額不必按年資；三、教授聘請應有委員會審查。
1945年8月31日，應該是已經確定不聘錢穆，為此，有一些教授，包括總務長鄭天挺應該都是表示遺憾而想挽回的。日記中留有一封書信，是姚從吾（時為北大歷史系主任）寫給鄭天挺的。開頭即書：
“關於賓四兄事，錫予先生曾有以下意見：賓四與北大關係甚深。他的意見我們並不完全讚同，但賓四先生究為好學深思的學者，我們自應請他回來。弟的意見：孟真兄是我們系的領袖，應當把一切話都向他說明白，期更圓滿。……”（1090頁）
從這兩則日記看，錢穆的未被聘用，應該是不符合第三點——委員會審查出了問題，而傅斯年正是需要說服而未能說服的人。當然，最終還是未達到鄭天挺、湯用彤、姚從吾等人所期待的“圓滿”，錢穆沒有回北大。
對於未被續聘，錢賓四先生自己的記載，是這樣的：
“抗戰勝利，昆明盛呼北大複校，……國事蜩螗，方興未艾。余昔年在北平，日常杜門，除講堂外，師生甚少接觸。除西安事變一次以外，凡屬時局國事之種種集會與講演，余皆謝不往。每念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但自抗戰軍興，余對是舉國是亦屢有評論，刊載於報章雜誌。學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視余。幸余離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糾紛。倘再返北平。遇國共雙方有爭議，學校師生有風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則必盡日陷於人事中。於時局國事固絲毫無補，而於一己志業則虧損實大。因此自戒，此下暫時絕不赴京滬平津四處各學校，而擇一僻遠地，猶得閉門埋首，溫其素習，以靜待國事之漸定。”（《師友雜憶》）
這是一個自覺與主動疏離中心的選擇。1946年秋，錢賓四先生受聘私立昆明五華書院。一年後，回到故鄉，在私立無錫江南大學任教，直至1949年離開內地去香港。
文末，感謝鄭先生家屬應允，感謝南開大學與中華書局聯合整理，使《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得以出版面世，這真是嘉惠學林、啟迪學術的大好事。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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