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印度新冠疫情遭遇“至暗時刻”。
根據印度衛生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21年5月1日，印度已連續10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30萬例。5月1日當天的新增病例則首次超過40萬例，刷新全球單日單個國家新增病例數的紀錄。
印度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數也在激增，累計超過21萬例。單日死亡病例在4月28日首次超過3000人，這意味著，每一分鐘就有約2人死去。
在一個多月前，印度官員還宣布疫情已到“終局”，何以在短時間內失守至此？
本文作者羅瑞垚旅居印度，過去一年多裡，她親身經歷了印度從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緩慢復甦。與此同時，她也見證了印度——一個人口眾多又並不富裕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在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中艱難取捨，如何在疫情暫緩時放鬆警惕，最終在遭遇第二波疫情衝擊時措手不及。
首都新德里是印度疫情最嚴峻的城市之一，自4月19日晚開始全面封鎖，目前仍未結束。因為簽證原因，羅瑞垚“幸運”地趕在封城前夜離開了新德里，回到中國。她在隔離中寫下此文，希望以親身見聞為關注鄰邦災難的讀者提供多一份參考。
我是2021年4月15日的晚上到達印度首都新德里的。4月中旬起，新德里的新冠確診病例增長曲線開始陡然上升，日新增病例超過了一萬例，政府宣布從晚上十點開始實施宵禁。機場到酒店的路暢通無阻，幾乎看不到車，只有警察在查驗證件。
在酒店辦理入住時，前台看到我的護照，要求我提供新冠檢測證明。我跟他解釋，我不是從中國來的，過去的一年都住在南部的班加羅爾，並提供了居住證明，他才作罷。根據當時新德里政府的要求，只有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等地的人需要攜帶核酸陰性證明，相對來說，當時班加羅爾所在的卡納塔克邦疫情較為穩定。
然而，當晚有幾位新德里本地的居民辦理入住，卻無需提供核酸檢測證明。我問前台的工作人員，“你知道，現在新德里的新冠檢測陽性率已經有20%了吧？”他停頓了一下回答，“我們只是遵循政府的規定。”
這只是印度疫情失守的一個小小縮影。
過去的一年多裡，我經歷了印度從第一波疫情高峰中緩慢復甦，很多人才剛剛從停滯的生活和新冠的陰影中走出來，誰也沒料到疫情會在此時反撲。4月18日，我離開了新德里，回到中國。從那天開始，新德里醫院和火葬場不堪重負的圖片開始佔據媒體頭條，第二波疫情高峰像海嘯一樣席卷了印度，比去年來得更為猛烈。
防疫的兩難抉擇
我在新德里時，醫療擠兌已經出現苗頭。根據使館的要求，我必須要在登機前做核酸和抗體檢測，才能拿到綠碼。4月16日那天，我試圖聯繫醫院和檢測機構，打算谘詢好再過去檢測。意外的是，我打了七八個電話，幾乎每一個都是忙線，要連續撥打十幾次才能接通。
我怕檢測延遲、趕不上申請綠碼，決定直接計程車去一個私立檢測機構。一周之前，我打電話聯繫過，當時它的答覆是，排隊10-15分鐘即可檢測，結果在6-8小時內出。但我到了現場發現，前面排隊的有50多號人，我等了兩個半小時才做完檢測，因為檢測量飆升，結果也要10-12小時才能拿到。後來我看到新聞，新德里的檢測機構已經爆滿，兩天左右才能出報告。
我離開的那個周末，新德里宣布實施嚴格的宵禁，後來又延長為兩周的封城。但病例的增長仍在加速，目前仍未到達轉捩點，新德里也成了目前疫情最嚴重的城市之一，日新增病例已接近3萬，活躍病例也接近10萬。
這對任何一個印度城市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根據疾病動態、經濟和政策中心（CDDEP）2020年4月的估計，新德里的總病床數量不到4萬，ICU病床不到2000張，呼吸機的數量不到1000個。雖然在去年的高峰期，政府建設了許多臨時的新冠醫院和隔離設施，但很多都在疫情放緩後停止使用了。
因為醫療設施的短缺，印度從一開始就不是采取“萬無一失”式的嚴格隔離，而是允許無症狀和輕症的患者居家隔離和治療。當然，這也和印度人的家庭觀念有關係，生病時，他們更希望有家人在身邊照顧，強行要把所有新冠病人隔離，是幾乎不可能的，甚至可能導致有些人為了躲避隔離而不去做檢測。
因此，在去年的第一波疫情高峰時，雖然孟買等個別城市也出現了短期的醫療擠兌，但大多數地區的情況仍然是可控的。但今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在變異病毒和大型集會的推動之下，印度的各大城市都出現了病例的激增，甚至也波及了北部的一些農村地區。更讓人擔憂的是，這一波疫情中出現了更多整個家庭一起被感染的案例，這樣一來，單純的封城對控制疫情蔓延的效果可能不像去年那樣立竿見影，局面會更為複雜。
我的朋友P就在新德里工作，他在十天前確診為新冠陽性。他告訴我，他目前在家裡隔離，自己住一個獨立的房間，檢測為陽性後，沒有任何人聯繫過他。他準備等痊愈後，找一家私立的檢測機構做檢測，這樣才能保證拿到一份陰性的報告。
另一個朋友D的家在卡納塔克邦的一個海濱小鎮，四月中旬，他全家都檢測出陽性，但政府的基層醫療人員每天隻負責上門“打卡”，確保每個人都在家，而不負責協助提供任何生活所需。被逼無奈，他還要隔幾天就去市場採購一次。
對他和家人來說，新冠還不是最大的擔憂，而是害怕被孤立的“病恥感”。在這波疫情高峰來臨前，在很多印度的農村地區，得新冠仍然是一件新鮮事。在有些地方，公立醫院也不會立馬給你做檢測，一般是開點藥讓你回去觀察幾天，還未好轉的話再去做檢測。“我們第一次去醫院時，他們甚至給了過期的藥。”他很憤怒，但也不想把事情鬧大，因為父母怕別人“像罪犯一樣”對待自己。
然而，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忙著撲滅醫療資源短缺的火，還無暇顧及居家隔離的漏洞。
這種兩難抉擇也一直貫穿在印度的整個防疫過程中。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公共健康和個人生計，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又並不富裕的發展中大國，印度只能在兩端平衡取捨。這也導致政府在疫情緩解之後放鬆了警惕，單一地寄希望於疫苗，在第二波衝擊到來時措手不及。
為什麽印度人不戴口罩？
最近印度疫情加速後，很多當地的新聞圖片和視頻也出現在了國內媒體上。很多人都注意到，即使是在醫院、市場等人群聚集的場所，大多數人也隻戴了口罩，很多是棉布口罩，戴醫用口罩和N95口罩的很少，甚至還把鼻子露在外面。就連醫院的工作人員，防護級別也比不上國內的醫院，有的人也只是戴口罩和面罩。
其實，印度國內的紡織業也很發達，除了去年的疫情暴發初期，口罩、防護服等防護用具並不短缺，甚至大街上隨處可見賣口罩的。但印度並沒有經歷過非典，民眾對呼吸道傳染病的防護意識相對欠缺。
去年下半年，印度開始逐漸解封，社會生活逐漸恢復了正常。我慢慢發現，街上很多人都沒有戴口罩，要麽掛在下巴上，要麽揣兜裡，等走進那些強製要求戴口罩的店裡時才拿出來戴上。街邊的商販、三三兩兩聊天的人群，也絕大多數都不戴口罩，仿佛疫情已經消失了。
走出班加羅爾這樣的大城市，到了小鎮之後，更是幾乎看不到任何人戴口罩，戴著口罩的我更像是異類。我二月份去加爾各答時，當地的印度華裔在參加新年慶祝活動時，也很少有人戴口罩，我問起時，有人說，“加爾各答的疫情控制挺好的。”
印度民眾對疾病和生死的觀念和我們一般的認知有一些區別。在國內，只要有一宗活躍病例，大家都很難放心地不戴口罩走出家門。但很多印度人會認為，這麽大的城市，只有幾百個人生病，傳染到我的概率非常小。所以，除非波及周圍人，他們都不會感覺到危機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我很年輕，像流感一樣熬幾天就過去了。”
就拿一位我的鄰居阿姨來說，有時候我提醒她戴口罩，她都會說，太悶了，不舒服。有一次她甚至反問我，“我看你們經常出門，不也沒事，那你為什麽覺得我會得呢？”因為這種輕視和僥幸，很多民眾在疫情放緩後就徹底放棄了防護，甚至去參加大型的聚集活動。
比如婚禮。印度人對婚禮的執著，對異文化的人來說很難理解。婚禮是每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兩家人不惜砸上所有積蓄甚至舉債也要辦一場體面的婚禮。所以，即使是在封城期間，也出現了很多在兩邦邊境甚至醫院病房穿著防護服進行的婚禮。解封之後，學校遲遲沒有開放，但大型的婚禮宴會早就熱熱鬧鬧地復活了。
但防護意識也不能完全靠民眾自發，更多的還是和媒體和政府的缺位有關。雖然在疫情早期，政府做了一些例如設置電話彩鈴等防疫宣傳，但在解封後，防疫引導幾乎形同虛設。
以戴口罩為例，很多印度民眾根本不知道戴口罩、取口罩的正確步驟，口罩隨便取下來放在桌上，如果是在被汙染的環境裡，就很可能感染上病毒。在公共場合裡，雖然提醒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的標語很多，但不遵守也沒有任何後果。去年疫情放緩後，疫情的相關話題也幾乎從印度媒體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社會話題，比如選舉。
從去年到今年4月，印度共有五個邦舉行了地方選舉。上萬人的聚集，無疑是推動第二波疫情高峰發關鍵因素。如果你看看政客的選舉路演視頻，你會發現，台上演講的政客也沒人戴口罩。去年封城期間，莫迪多次電視講話，也隻戴面巾，幾乎從未戴著醫用口罩出現在媒體面前。
這是為什麽呢？我問過一個印度記者這個問題。“因為如果他戴口罩，就會給民眾傳遞一種信號：疫情還非常嚴重。”他說。顯然，在過去的半年裡，印度政府希望對外傳遞的是另一種信號：印度已經成功打敗了新冠，且有余力對外援助。從一月開始，印度已經對外出口了6400萬劑疫苗，直到國內出現疫苗緊缺才緊急叫停。
夾縫中的在印華人
這一波疫情高峰中，在印華人的處境也很受國內媒體的關注，畢竟在過去的一年多裡，中印關係也出現了波折。
雖然我們和印度是鄰居，但相對來說，兩國民間的交往一直比較少。即使在最鼎盛的時候，在印華人的數量也只有幾萬人，還比不上有些歐美國家一個城市的華人。2015年開始，因為看好印度互聯網騰飛的機會，很多國內的互聯網巨頭都開始在印度建立業務，也吸引了很多初創團隊去印度創業。印度的旅遊業也開始逐漸進入國人的視線，在2019年，一共有34萬人次中國遊客到訪印度。
但這一切在去年疫情暴發後戛然而止。印度是最早與中國斷航的國家之一，國內疫情暴發後，很多回國過春節的華人再也沒能回到印度。但很快，新冠疫情也波及了印度，春節期間滯留在印度的短期出差、旅遊的華人，有一半左右乘坐使館包機回到了國內。到了六月，印度政府幾乎一網打盡地封禁了所有中國公司的互聯網業務，很多人也沒有了再去印度的理由。
2020年10月，印度宣布對中國開放簽證申請，但就實際情況來看，簽證申請很嚴格，一般只有大公司或在印度的實體行業投資的人才能拿到，所以赴印的華人屈指可數，倒是陸續有人通過轉機回到國內。
一般來說，大多數印度的華人群體和當地的交往並不深入，疫情之後，絕大多數華人更是慎之又慎，盡量不會出門與人接觸。但即便如此，這波疫情中也有數位華人感染了新冠，在中資企業中，也出現了不少印度雇員不幸病逝的情況。
此外，疫情時代，印度民間對中國的不滿情緒也有所增長。有一次住酒店，我偶爾瞥到電視新聞裡在講中國，主持人情緒激動、言辭凌厲地指責中國，讓我非常驚訝。雖然沒遇到過直接的危險，但我也遇到過兩次讓我不太舒服的情境：一次是在商店裡，兩個人看到我走進來，聊天中突然說了“新冠”這個詞；還有一次我走在街上，兩個男生騎著摩托從我身邊走過，喊了一聲，“嗨，中國人！”
我與一位還在印度的華人聊起這件事，他說，“其實他們並不一定有惡意，可能只是好奇，也不知道怎麽用語言去表達。”是的，其實大多數的印度人對中國人並沒有惡意，我在印度的兩年半裡，遇到過太多熱情和可愛的印度人，這些不愉快其實不值一提。但讓我擔心的是，政府和媒體的誤導會否在民眾的心裡種下無意識的種子。
其實，在夾縫中掙扎的也不僅僅有華人，還有不少與中國有深入聯繫的印度人。疫情之前，大概有2.3萬名印度留學生在中國留學，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醫學生。疫情之後，他們一直在等待著回到中國，甚至實習也要在網上進行。
同樣，還有成千上萬的中印家庭受到波及。他們中，有少數的幸運者被困在一地，雖然一年多難以見到另一個國家的親人，但至少，一家人還得以聚在一起。有更多的中印夫妻，因為兩國間簽證和班機的關係，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面，甚至有小孩出生後快滿一歲了，還沒有見過爸爸。
這次印度的疫情發生後，有不少曾經在印度或者現在還在印度的華人，組織起來向印度出口急需的呼吸機、製氧機等設備。人類休戚與共，我們希望印度的這一波疫情盡快平息。
（作者羅瑞垚為自由撰稿人，2018年起旅居於印度班加羅爾）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羅瑞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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