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最新頭條.有趣資訊

“70後”女作家:尋求更為清晰的前路 | 視野

自1998年《南方文壇》雜誌推出李敬澤、施戰軍、宗仁發三位評論家的《關於“七十年代人”的對話》至今,“70後”作家這一稱呼已經被人們沿用了20年。於歷史而言,20年只是一個數字,對於身為個體的作家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人生歲月,經驗、經歷、知識、知覺、體力、精力、情感、情緒……所有和寫作相關的觸感都經受了時光的打磨複又呈現出嶄新的色澤和質地,而融入他們的作品,也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成熟”。但成熟一詞並不意味著全盤勝利,更不是終點的抵達,而是更坦率地正視自己,尋求更為清晰的前路。

近日,由魯迅文學院和本報聯合舉辦的“如蓮盛開,傳統與現代——魏微、喬葉、朱文穎、魯敏、黃詠梅研討會”在京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就五位“70後”女作家的寫作軌跡、女性寫作的代際特質以及敘事與審美等問題展開討論。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邱華棟、本報副總編陸梅出席研討會,魯迅文學院教學部主任郭豔主持會議。

Q1

“可以說是批評和寫作共同塑造了這批作家”

“對於‘70後’的作家來說,前面有‘50後’‘60後’作家趕著,後面又被‘80後’作家追著,特別是當‘80後’作家崛起的時候,既是代際討論最如火如荼的時候,又因為幾位具有明星氣質作家的出現佔據了‘高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使得 ‘70後’作家在某一時期有種被冷落的感覺,但現在已經聽不到這樣的評論了。”評論家汪政的這番直觀感受,也是許多人曾經對於“70後”作家的集體印象。這種印象,在評論家何平眼裡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密不可分。在他看來,以前的寫作某種程度來講是獨處的創作,到了“70後”登場時,以城市生活為中心的寫作進入了一個交際時代,從文學雜誌展開代際討論、開辟專屬“70後”的寫作陣線,到媒體盛傳一時、頗受爭議的“美女作家”名稱,及至當下互聯網的分散傳播,各種傳播因素始終貫穿在他們的寫作過程中。“就五位女作家的寫作而言,她們寫作出場的時候是‘五四’開始的現代文學經驗已經不夠用的時代,也是媒體不斷介入的時代,可以說是批評和寫作共同塑造了這批作家。”

隨著年歲漸長和寫作經驗的成熟,“70後”作家中不少人已經交出了自己創作生涯中較為重要和代表性的作品,曾經被認為 “尷尬的一代”,如今已經逐漸成長為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寫作中,能夠逐漸感受到一種文化的自信,起碼在座這幾位女作家較早就開始了有價值、有意義、有深度的寫作,這種寫作立場的確立非常值得肯定,這也是她們區別於‘80後’乃至其後作家的所在。”汪政認為,這種自覺的立場確立和文學承擔格外重要:“若乾年以後,我們再來看當下的寫作,就會發現,只有對這個世界給出自己的回答、給出自己的判斷、亮出自己的立場,恐怕才是一個作家留給世界和文學最高、最大、最突出的一個文學的標識度。”

“這是一個遲到的研討會。”在評論家張檸眼裡,五位女作家寫作的意義實際在本世紀初已經開始呈現:“當‘70後’的她們拿起筆來寫生活時,之前波瀾壯闊、厚重的歷史已成為間接知識,而不是直接經驗,她們所直面的是生活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中國日常生活。”對於日常經驗的關注,也是這五位女作家寫作中最大的共性。相對於以往多倚重於“大”的書寫,她們的書寫從某個角度填補了文學史中經驗的匱乏。他認為,整個文學敘事裡,包括《家》《春》《秋》,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關注的是家族而不是家庭,家庭生活在敘事之中幾乎沒有展開。“人的日常生活是怎麽展開的這一點,在之前的中國文學中沒有一個容器承載。家庭,或者說城市生活成為她們敘事的一個基本容器,承載著對於日常經驗的描摹,這是她們寫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與1980年代的文學相比,雖然當時的文學存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但張檸認為,許多作家的小說中沒有物質世界,而更近乎於觀念世界,而在這幾位女作家的筆下,人物、故事、情節與物質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結合的。“在她們的作品中,日常生活是在物質層面展開,而不是空想的,食物、服裝、背包、擺設、魚缸、沙發……這些物質的豐盛性與張愛玲小說中大量物的呈現是能夠接上頭的。所有的一切都附著在物的表面上,使得她們的敘事非常‘實’,不再是一個大而化之的理念。”由巨集大轉入日常生活的細微描述,是否意味著巨集大主題的消解?在張檸看來,與以往相比,巨集大主題在這些“70後”作家的書寫中由“簡單粗暴地集中在某一點”分解為許多感官來承擔:“比如舌頭、眼睛、鼻子、觸摸,用各種器官承擔巨集大主題以往承載的東西,它變成了你需要全身心地感受才能感受到它的妙處,而不是簡單地閱讀。這也許是以她們為代表的一批人寫作中的某種特性。”

在對於代際問題的探討上,也曾有人提出,作家各有各的特性,也具有很高的寫作辨識度,代際探討究竟是否有意義?評論家洪治綱表示,談論任何一個個體,都有共性和個性的問題,人並非孤立於世,而是文化的存在,歷史的存在,這決定了一代人之間有許多共性特徵,這種共性特徵,在“70後”這些作家的身上就以日常生活書寫的方式展開。也許更需要探討的是,為什麽日常書寫在這一代作家身上突然復甦,而且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此,洪治綱認為,這涉及到整體當代作家對“人”的重新認識:“以往文學中的人多是大寫的人、非凡的人、歷史的人,這會造成寫作中對於日常生活、家庭敘事的剝離。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們開始建構對人的科學理解,所有生活開始合理化,成長於這期間的‘70後’作家非常清晰地接觸到日常生活的建構時代,而各種被遮蔽、錯位的東西慢慢開始呈現,並成為她們的關注點。所有歷史的浩波巨瀾都在日常生活當中,日常生活每一次的變革通過看不見的方式,最終完成了整個人類社會的變革。”

Q2

以充滿個人特質的書寫“如蓮盛開”

五位女作家的寫作,雖具有時代和社會發展所賦予的共同底色,但當切近她們的個體寫作時,正如研討會主題所指,每一位作家都以充滿個人特質的書寫“如蓮盛開”,亭亭玉立於中國當代文學長卷中。身處最早關注“70後”作家群體的文學雜誌之一,《南方文壇》主編、評論家張燕玲一直關注著這幾位女作家的創作成長:“在魏微和黃詠梅的寫作中,非常善於從平凡生活中發現縷縷真相,平和、沉靜,內斂節製,而內應著批判。魏微長於在法理臨界點去挖掘人心和人性,這種勇敢是以大沉靜為底色,散發著自內而外的從容、淡定,對於生命寬度和深度的刻畫精確而疼痛;黃詠梅的寫作充滿熱情,但熱情下卻是有大寂寞的,每個人物的堅守都是一種深刻的孤獨,她筆下具有對人性和現實的一種深度洞察。”通過筆下人物,青年評論家徐剛認為黃詠梅呈現的是這個時代的精神困境:“她的寫作有非常決絕、令人震驚的一面,又有一種非常微妙的純真和特別具有詩意的一部分。”

在朱文穎的寫作中,評論家顧建平感受到的是搖曳生姿與生機勃勃,他借用《收獲》雜誌主編程永新的評價,認為“她的敘事風格冷靜,處變不驚,背後卻潛藏著波瀾萬丈的心事”,而在近期《春風沉醉的夜晚》等作品中,更具社會意義的主題也顯示出她對於寫作的再度思考和重新出發。在喬葉的創作中,洪治綱所見的是對於人性的凌厲呈現:“她的寫作,比如 《認罪書》,會讓你感覺到日常生活隱含著我們這個社會時代各種觀念巨大的錯位和巨大的顛覆性。”這種顛覆性,在顧建平看來是更大的書寫可能:“從非常扎實的生活展現,到充滿可能性、時常帶給人陌生感和新鮮感的創作,喬葉提升著自己的寫作難度,也正在超越自己的經驗,開始職業化的寫作。”與喬葉對於書寫疆域的持續拓展不同,魯敏近年來則更專注於精耕細作的寫作。“魯敏近年來的寫作是一種挖掘式的寫作,她持續關心著當代都市人的精神征候群,或是一種精神疾患,並對此用自己的筆進行深入剖析和診斷。”何平表示。

Q3

“進入到更廣大的、更開闊的寫作境遇裡”

在多位評論家的閱讀感受中,從經驗性、個人性的寫作,轉向更深的意味、更廣的主題創作,是這些“70後”女作家在近年來的寫作中呈現出的主要變化。“可能這一代作家都在考慮拋棄‘有我’的寫作,轉向‘無我’的寫作,進入到更廣大的、更開闊的寫作境遇裡。這可能是魏微在寫作上放緩腳步、黃詠梅向很多現實問題的進發,包括魯敏對缺席的、無意義題材的關注,以及喬葉對歷史的挺進方式等等,都是在尋求寫作上的自我生長。”評論家申霞豔表示。在將視線集中於性別意識時,她所讀出的是女性寫作在這些年來的發展和變化:“至少在20世紀上半葉持續到90年代的女性寫作中,最大的一個共同追求就是男女平等、自我獨立,但到了‘70後’的寫作中,這種意義可能降低了。”

在將“70後”女作家對比於“50後”“60後”女作家時,作家徐坤也有類似感受:“最初定義中國的女性寫作時,切入包括陳染、林白等作家的寫作中,她們的共同表示是奪回女性的話語權,以女性的身體修辭學為基礎,從女性自身的眼光來打量自己,而不是從男性的角度作為鏡子來照見自己。而這一代‘70後’作家的作品中,這種修辭學的符號不再那麽強烈,更多看到的是平視的姿態。”在申霞豔看來,這種變化也許來自成長於改革開放時代的女性所擁有的更大自信,女性在受教育、就業、包括走上寫作路線之後所感受到的是與前輩作家不一樣的氛圍,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對峙、反抗以及對於欲望的書寫不再承擔那麽大的意義,她們轉而嘗試擺脫個人經驗和個人色彩,努力去理解整個社會和時代的變化。“整體的女性寫作裡面,都呈現了旁觀者的冷靜、客觀,呈現了對歷史主題從邊緣去撬動的那種努力。”申霞豔認為,“當物質獨立已經不再成為問題時,‘70後’女作家的寫作在整體上擁有一種開放的美學原則,這其實伴隨著女性精神的獨立,以及主體性的豐滿,這是她們寫作中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

“35歲左右,我們真正的青春期就結束了,所有天賦帶來的才華、意志、品行,都已經在此前的寫作中使用完畢了。下面的過程其實憑借的是自己的學習、對這個世界的認知,甚至是對龐大的知識系統的重新梳理而走下去的。”評論家黃德海提出的疑慮,也是正值盛年的“70後”作家們所共同面對的情況。無論是向內的探索,還是向外的拓展,她們都在以不斷地寫作嘗試叩問更為明朗的前路。這在某種程度上應和了張檸的想法:對於仍在寫作路途上漫漫跋涉的她們而言,到底是否要抵達,還是永遠懸置在中途?朱文穎的回答也許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她們的心聲:“隨著我們年齡、閱歷以及閱讀和寫作的經驗逐漸增長以後,我們到達了另外一個視野的階段,如何找到另一個貼心的、清晰的、也能承載更大背景的‘我’,是我們在今後的寫作中需要考慮的。”

獲得更多的PTT最新消息
按讚加入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