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玨：科舉製造成的中國人力資本錯配與浪費

摘要：中國是一個民眾文化水準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國家。1700年左右中國具備讀寫算能力的人數比歐洲多，在19世紀的清代中國，男性人口的識字率為30％～45％，女性人口為2％～10％，這意味著每個家庭至少有一個識字的人。然而現代經濟增長並沒有誕生於中國。

正規教育不見得產生有用知識

一部分研究內生增長的經濟學家將教育投資回報上升和技能積累等人力資本增加看作技術進步的表現。構建了經濟中沒有固定要素的生產模型，其中人力資本的改善直接轉化成更高的產出。這一模型假設人力資本由父母親的時間投資來決定。父母在自身消費、孩子數量、孩子品質三種約束中尋求效用最大化。一旦父母開始在孩子教育上進行大量投資，經濟增長率就上升。當收入增長到一定階段時，生育率下降，對孩子品質的投資上升，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增加。在這一模型中，人力資本與增長是同一的，凸顯了在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型過程中人力資本的重要地位。

經濟學中人力資本是技術進步和技術追趕的關鍵，技術、人力資本依賴於正規或非正規教育。但是，在生於1700年至1850年的498位應用科學家和工程師中，329名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沒有上過大學的著名工程師的比例為71%。在1820年出生的244名發明家的樣本中，只有68人曾接受過較高水準的培訓。在19世紀以前，現代衡量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指標：入學率、識字率、受教育年限等在解釋現代東西方差異時幾乎沒有說服力。即使採用識字率、算術能力等指標，也無法說明讀寫算三種技能是否真的能對技術和創新產生影響。中國是一個民眾文化水準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國家。1700年左右中國具備讀寫算能力的人數比歐洲多，在19世紀的清代中國，男性人口的識字率為30％～45％，女性人口為2％～10％，這意味著每個家庭至少有一個識字的人。然而現代經濟增長並沒有誕生於中國。

孔子《退修琴書圖》

在傳授和培育有用知識方面，歐洲和中國的正規教育一樣無效。歐洲為民眾開辦的學校主要教授基本的語言讀寫和大量的宗教知識。對上層社會的教育內容更豐富，但也更側重於藝術、文學等。早期現代歐洲並沒有廣泛教授一些重要的學科內容，如數學、物理學和工程學等。工業革命時期的發明家們很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 很少有人上過大學，更多的人是以自學的方式，或是通過個人的社會網絡習得知識。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是在一所語法學校接受的教育，通過自學威廉·格雷夫桑德（Willem’s Gravesande, 1720）的教科書而成才。18世紀最優秀的機械技師約翰·斯梅頓（John Smeaton）也是自學成才的。發明火車機車的喬治·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在工程技術上完全是自學，他18歲時才學會了閱讀和寫作。後來由於識字能力差，不得不專門聘請秘書為他處理信件。走錠紡紗機（騾機）的發明者理查德·羅伯茨（Richard Roberts）基本上沒接受過正規教育，很早就到采石場工作，他在業餘時間學習製造各種機械的零件。

數學在古代中國的有限傳播與發展

早在11世紀的北宋時期，中國就非常重視教育，當時公立和私立學校都大幅增加。這一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極其深遠，“即使在最貧窮和最偏遠的鄉村地區，在很小的村莊裡都逐漸出現了低級別的鄉村教師……一些更高層次的文化習俗和規範也通過各種不同的地方教育方式廣泛滲透到了一般人的生活之中”。中國的正規教育與科舉製的發展緊密相連。科舉製是中國傳統的精英選拔制度。設立科舉製的目的是為了削弱皇家統治中皇親國戚們盤根錯節的勢力，是“從論出身到論才學”的轉變。能力高低，而非血統貴賤，成為能否在統治階層中獲得重用的標準。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們都通過科舉得到晉升，在統治階層發揮重要作用。這些知識分子就包括朱熹、程顥（1032～1085）和程頤（1033～1107）兄弟、11世紀的蘇氏兄弟以及16世紀朱熹思想的主要批評家王陽明。

隋朝（581～618）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在隋文帝末年進行的。仁壽三年（603年）下令各地征召賢哲，實行四科選拔人才，標誌著科舉製的誕生。隨後每年都舉行常貢，即後來唐朝常科的前身。常貢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生，根據成績優劣分三等，即甲科、乙科、第三等，授予不同階銜的官職，其中秀才甲科官階最高，其余的一般是九品。隋朝中央教育機構國子寺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和算學5門，並首創了中國的數學教育。前三門各有5位博士、5個助教授業，書學和算學的博士和助教都是2人，算學博士的官階是從九品。各科的學生人數都有定額，開皇三年（583年），國子學140人，太學、四門學360人，書學49人，算學80人。除了中央，地方郡縣上各級也有學校。隋朝國子寺中只有算學這一門自然學科被列入其中，而且學生人數也比書學多，反映了隋朝統治者對數學的重視。比起科舉製，隋朝教育對數學的推動作用要大得多，持續時間也更長。

明朝繪畫：科舉考試中的皇帝

唐代繼承和發展了隋代的科舉制度和教育制度。科舉分為常科和製舉，常科每年都舉行，分別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6科，秀才考察方略策論，難度較大，明經考儒家經典，進士主要選拔文才，明法考律令，明字考文字訓詁，明算考數學。錄取後授予的官階秀才最高，從正八品上到從八品下，明經是從八品下到從九品上，進士是從九品上到從九品下，明字、明算均為從九品下。 唐朝之後的各個朝代，科舉考試中取消明算科。

參加明算科考試的人員主要來自算學生，即教育機構專門培養的學生。唐代的教育機構分為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兩部分，此外還有私學作為補充。中央官學是指京都長安和東都洛陽設立的國子監，分六科，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人數最多的四門學，招收1300人，算學只有30人。算學應該是高宗顯慶元年（656）設立的。 國子監下屬六學對入學學生的身份是有要求的，算學招收的是“八品以下及庶人子”，在六學中地位最低。除了國子監下正式的官學外，還有一些中央部門下設了專業學校，其中司天台（太史局）下設四部，招收天文天氣、歷法、漏刻、五官禮的學生，天文招收60人，歷學招收41人。古代天文歷法的研究對數學的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朝的各代皇帝對數學重視程度不同。唐太宗時期，算學是受到重視的。“貞觀五年以後，太宗數幸國學、太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貞觀末年（約649年），六學二館學生人數達到8000多人。據數學史學家估計，當時的算學館實際人數超過3000人。天寶年（742～755）之後，國學逐漸衰微，貞元年間（800）算學館解散。後來重新設立的算學館也不複當年盛況。元和二年（807）京師算館10人，東都2人。

宋朝的科舉製承襲唐製，也有常科和製舉，但是隨著其他科目漸漸取消，以及製科名存實亡，進士科成為科舉考試的核心。考試的內容包括經義、詩賦、策論。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哲宗時期為了選拔起草文書的人才，設立了詞科，之後盛行於南宋，或許宋代文學的繁榮與此不無關係。

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狀元趙秉忠卷是中國現今唯一保存的狀元卷

雖然唐朝科舉考試中的明算科在宋代幾經波折，一直沒有正式順利恢復，但是宋代統治者對數學是很重視的。元豐七年（1084），國家出版了首批雕版印刷的線裝算書。史料記載，進呈這些算經的官員們的品階極高，比如司馬光是當時的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死後被追封溫國公，是朝廷的一等重臣，由他負責算經刊印可見朝廷對此事的重視。

此外，關於數學還有一件有影響的政治事件。大觀三年（1109），宋徽宗冊封疇人，由中書舍人擬定名單，為上古到五代的天文算學家封爵，共有16人得到冊封，其中包括祖衝之、王孝通、劉徽、劉焯等數學成就突出的前代數學家。這抬高了天文算學家們的地位，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宋代科舉考試沒有明算科，但在教育中仍然保有算學。元豐末年一度設立算學，到了崇寧三年（1104）正式設立算學館，生員定額為210人，是唐朝前期的7倍。同年還制定了《算學令》，對教師、教學內容、考試方法、畢業生錄用等方面做了具體規定，並於政和三年（1113）將《算學令》下發到各州縣地方。這是數學教育的一大進步，也是宋代數學興盛的重要原因。大觀四年（1110），算學從國子監歸入太史局，成為政府職能部門的專科學校，由天文官代為教授學生。除了官學，宋代還有專門講授數學的私學，當時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和楊輝都曾收徒授業解惑，李冶在封龍山隱居時也收徒教授數學。這種以愛好為紐帶形成的師徒教學，極大地促進了數學的傳播和發展。

宋朝的官、職、差遣分離，經常有“差遣罷，而官、職尚存，職落而官如故”的現象，養了一批閑人，其中有些知識分子不愁生計，專心研究，比如賈憲當時是左班殿直的低級武官。宋代的冗官冗員，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學術的發展。

南宋《數學九章》中的《表望浮屠》

元代初年一直沒有實行科舉，1237年太宗窩闊台首次試行科舉，遭到蒙古貴族們的反對，不久就廢止了，直到皇慶二年（1313）才恢復。之後幾經廢立，都沒有穩定下來得以常規化。整個元朝一共舉行了16次科舉考試，共錄取進士1139人，錄取人數比其他朝代少得多。中央官學中設定的各科沒有算學和歷法，只在司天台下設有教學機構學習天算。地方上按路、府、州、縣的行政級別設學，學校中有術數教程，注重計算能力。這與朝廷對地方官員的要求有關。元代規定上任的地方官要考核計算能力，以勝任征稅、管理日常收支账目等公務。元朝的統治者重視天文研究，在全國各路設定陰陽學，規定附近的人如果通曉陰陽學或者術數精通的，都要上報，並到大都測試，如果確實有能力就留在司天台，地方的陰陽人（陰陽人研究星相、占卜、風水、天文數學）歸屬中央的太史院管轄。

科舉製造成人力資本錯配與浪費

明初開國皇帝朱元璋試行過科舉製和薦舉製兩種人才選拔制度，到永樂年間薦舉製被廢除，科舉製成為入仕的主流途徑。與前朝不同，明代的科舉制度只剩一門進士科，考試內容限定在四書五經。進士科考試分為三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一場，考察經義，要求用八股文形式仿照聖人朱熹的想法寫作。在明朝的科舉考試中也有關於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等的試題，通常是讓考生寫作類似於“政論”和“自然研究”的文章。但是，考生回答這些問題要求符合儒家經典。因此，考生用朝代更迭來解釋歷法改革。

整個明朝期間的政策制度對數學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不僅科舉制度沒有算學，教學方面也為了適應科舉制度而極少甚至不涉及算學。明初洪武年間規定地方各級學校要學習數學，但不是正式的科目。然而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於一次言官彈劾事件觸怒了明太祖，下令將牽涉到的書算生殺了，這大大降低了算學教育的地位。之後明朝各代皇帝都不再重視算學，中央到地方的算學教學都被停止了。另一方面，與數學相關的天文歷法研究長期得不到發展。因為害怕農民利用天象造反，明代初期朝廷下令“習歷者遣戍，造歷者誅死”，並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私習天文者，杖罰一百”。明代的統治者一方面禁止民間研究歷法，另一方面多次拒絕官方天文機構為了更高的精度提出的修改歷法的要求，認為“祖製不可變”。成化十七年（1481）俞正已因建議改歷還被判入獄。直到明朝晚期西方傳教士帶來了更先進的天文歷法，朝廷才委命徐光啟等人協同改歷。

《技術與國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經濟》，王玨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

清朝基本承襲了明朝的科舉製，教育規模進一步擴大，考試內容和教育內容更加固化。1713年，康熙皇帝禁止在科舉考試中涉及三角函數和天文學等內容，以防民眾掌握天象預測的知識。清政府還將地圖製作視為國家機密。18世紀初，自然研究從課程中消失了，每個考生都被要求熟記四書五經。

在明清時期，科舉製的性質不斷發生改變，科舉越來越成為當權者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用來設定學術研究議程的工具，使得所考察的內容越來越狹隘。麥克洛斯基指出，如果教育過分著重於教授古老的、過時的知識，並在社會上產生了一種對創新充滿敵意的固化官僚體系，那麽教育就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反作用。她認為如果沒有適當的價值觀，教育就只是一個裝飾 。科舉製最終變成了身處統治階層的文人們手中握有的一個強大武器，用來抵禦那些文化創新者們可能給現有政權帶來的威脅，也用來保護現存的關於人力資本的價值觀不受動搖。中國的傳統教育成為準備入仕和培養朝廷官員的工具。

科舉放榜時的情景

在政府任職是傳統中國社會最榮耀的事情，進入統治階層是人們在社會中不斷向上爬的終極目標。明朝之後，官學的辦學規模常常突破最初的限制，生員名單上經常有“廩膳生員、增廣生員、附學生員”，學校規模之盛遠勝唐宋。此外，世族大家為了培養子弟費盡心思，私學、家學極其興盛。經商致富的人大都不願子孫從商，而是選擇開辦私塾，請名師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社會上普遍形成了求學的風氣，通過科舉及第做官是唯一正途，用錢財捐得功名或者依靠長輩權勢謀得官位的人會被正式錄取的人鄙視。這激勵著最優秀、最聰明的年輕人將他們有限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準備科舉考試之中。

明清考試內容集中於431286萬字的四書五經。如果以每天200字的速度背誦，背完這些著作需要6年。考生還需要閱讀有關注解，其篇幅是原典的數倍。為了增加文采，還需要研究歷史、文學等經典著作。為此，大多數考生，哪怕是天才學生也無暇顧及其他，也不願意去鑽研數學、醫學等自然學科。一旦他們通過科舉考試之後，又忙於官場應酬和事務性工作，同樣沒有時間精力也沒有動力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明清後，人口自然增長，但是政府公職人員的數量並沒有相應增加，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力資本錯配造成的浪費。科舉考試中只有進士及第才能成為政府公職人員，僅僅通過初級考試的生員相對人數從1500年的每2200人有一個增加到了1700年的每300人中就有1個。1800年，140萬個獲得功名的讀書人同時競爭不到20000個職位。中國的人力資本存量極大，浪費也極大。

相對於中國來說，歐洲的教育是一個分散並存在競爭的產業，某個政府或宗教不能將其意志貫徹到整個教育體系，乃至整個社會中。歐洲多國體系形成了教育的多樣性，國家和教會的競爭產生了教會學校和非教會學校的競爭，宗教改革產生了教會學校之間的競爭。例如，猶太教、路德宗等強製要求所有男性都必須具備讀寫能力，英國國教與其他教派除了教授的宗教學說不一樣外，也開設不同的課程，如地理、數學、化學、語言和有用技能等。雖然歐洲的正規教育和中國的正規教育一樣並沒有在有用知識的研發和傳播上做出明顯的貢獻，但是由於其競爭性的特徵，並沒有造成像中國科舉製一樣的人力資本錯配和浪費。

（本文摘選自《技術與國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經濟》，王玨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毛乃高，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絡。篇幅所限，注釋略。）

作者簡介

王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副教授。出版了《世界經濟通史》等4本專著和《劍橋美國經濟史》等多本譯著。是社科基金、馬工程等研究項目的主要參與人。在 《世界經濟》、《金融研究》 等刊物上發表了代表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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