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的課堂規矩是學生不滿意就可以把老師哄走

如果說托福考高分在90年代是大學生們人生更上一層樓的敲門磚，那麽俞敏洪的“新東方”就是送他們平步青雲的金字招牌。

口述： 俞敏洪；採訪、整理：楊璐

我記得第一次托福考試是在1984年左右，我們班考出來最高分是550分，滿分是673分，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特別有準備的話，即使北大英語專業學到“大四”的學生，托福也考不出那麽高的分，尤其還有聽力部分，當時中國學生普遍聽力水準比較差，因為沒有設備去練習聽力。我那次考試也就考了500分左右。

俞敏洪（張雷 攝）

我們那個年代上大學的，其實還沒開始真正的出國。從公派出國，到轉向個人自費都是從1985年之後開始的。1988年左右，我的兩個好朋友徐小平和王強都出國了。他們不是像現在的學生出去讀研究生、博士生，為了讀書的目的出去的，當時出去就是打工。王強打工一天下來能拿50美元，相當於我在北京3個月的工資。當時出國有那麽大的吸引力，很少說是為了出去搞研究的，大家都是兩個想法，一方面是把學位讀完，一方面是還能打個工，賺很多錢。

這就是我走上留學路線的時代背景。1988年，我托福考了667分，差一道題就滿分了。聯繫到美國一所州立大學，它能給我三分之二的獎學金，我只需要負擔其余的1萬美元，相當於6萬元人民幣。當時，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北大的工資一個月只有120塊錢，如果不想辦法掙錢是完全不可能支付的。為了湊學費和生活費，我開始去外面代課，又因為出去掙外快被處分，才辭職並創辦新東方。

那時候，英語培訓市場已經起來了。北大開了托福和GRE班，它和北外的培訓中心一起，吸納了60%到70%的學生。它的講課費很高，但我作為年輕老師是沒有上這種課的機會的。出去講課學校又不允許，當時規定北大老師嚴禁參加北大之外的任何活動。我被處分是因為在外面的代課被歸結到“任何活動”，還有一個原因是系裡覺得生源被我分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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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跟北大培訓中心競爭，是因為我在日常教學中已經探索出更高效率的教學方法。按照教學計劃20篇文章要教22個星期，我覺得這特別折磨人。我的方法是用三四個星期把整個學期的課程講完，剩下的時間給學生講外面的東西，包括古希臘神話、聖經故事，托福、GRE的內容。這樣做就讓我養成了與其他老師相比高強度灌輸英語知識的習慣，等到我自己開班以後，就很受學生歡迎。因為花同樣的錢和時間，學生在我這裡的收獲大於在北大和北外培訓中心的收獲。

這一套東西跟傳統講課差異很大，我曾經請幾個北大同事來上課，事先還做了簡單的培訓。我告訴他們講這種課外英語培訓的要點是什麽，但是他們改不過來，一走進教室還是按照原來那套東西講。我的課堂規矩是學生不滿意就可以把老師哄走，那幾個北大同事全軍覆沒。有了這次的經驗，後來都是我自己培訓新老師，招聘必須沒有當過老師的人。

我除了上課緊湊，內容講得非常到位之外，還在個人風格中加了兩樣東西：第一個是幽默，第二個是講勵志故事和人生感悟。因為我發現如果純粹講書本上的內容，學生很容易走神，所以必須把他們的思維拉回來。我這個暗中的觀察後來才知道契合了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成果，就是每10分鐘必須要把人的注意力拉回來一次。要做到這一點，一個是內容講得吸引人，一個是通過語音語調、肢體語言，但最有效的方法是去講學生聽了能夠開心的那種話，像說相聲的這種東西，不但能把注意力拉回來，而且人的情緒也被調動起來了，這也就是新東方課堂上那麽多段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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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這個也很自然，考高分才能拿到獎學金，那就必須得成為人中人。我是一個自我驅動力特別強大的人，從小到大就是把自己勵志長大的。當了老師之後，我發現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強大的自我驅動力，那就需要時不時地驅動他們一下，而且勵志一次不管用，必須每過一兩個星期打一次雞血。這些後來就是新東方的風格，並且受到學生們的喜歡。

1991年，美國開始向中國學生大批量地發放全額獎學金，參加出國英語考試的人數越來越多。在這種市場機遇面前，按照傳統方法講課的北大外語培訓中心關門了，而我的英語學校迅速發展，每年收入都是幾倍的增長，可能比賣鴉片都掙錢。這個時候，我面臨著人生的選擇，是遵循最初的打算，掙夠學費就出國留學，還是全力以赴地經營英語培訓。

出國留學是我一直以來的人生目標，所以我做出從北大辭職的決定並不艱難，因為我本來也沒打算在北大一直工作下去。在北大一個月隻掙120元，對我在外面兼課還有限制，那樣的狀況是湊不夠出國的學費的。出來全職上課至少一個月能拿到兩三千元，眼看著離我出國的目標近了。我跟我老婆說，掙到30萬元一輩子就夠了，6萬元交學費，剩下的24萬元換成美元的話，相當於3萬美元，在我看來那絕對是大富翁了。我說如果掙到這個錢，我們不光可以留學了，還是美國當地最富有的留學生。

我放棄出國留學跟“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有點關係。在“南方談話”之前，大家覺得思想封閉，改革開放好像也有點中斷的感覺，現在突然一股春風來了，覺得在中國還是能乾事兒的，好像又開放了。國家的大環境和英語培訓市場的迅猛發展，讓我留了下來。我問自己出國的目的是什麽，一個是為了有更好的學問，第二個是賺更多的錢。現在正在賺更多的錢，更好的學問可以慢慢去追求。

新東方投資學前教育創業公司。（沐恩 攝/ 視覺中國供圖）

這個人生決定很快就從數字上證明是正確的。我一開始租的都是五六十人的教室，但學生增長速度太快了，老師不夠用。我首創了300人的班，後來擴展到500人的班，從小學教室搬到大學的階梯教室，後來又變成自己造教室。在增長的過程中，我也從承包東方大學外語培訓中心，發展到創辦了自己的品牌“新東方”。

1995年，我覺得新東方要長期做下去，不能依靠我一個人。當時的新東方只有三種人，第一種是我招聘的老師，第二種是幫我看教室、打掃衛生的失業工人，第三種是我老婆、我老婆的姐夫等親戚。這三種人是沒法把新東方做成大事業的，我想認真地把新東方做下去，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所以我就到國外去，把我的大學同學，那些我認可的人弄回來。

徐小平有文藝才華，王強有文學才華，包凡一有語言才華。我給他們講國內那幾年發生的巨大變化，講越來越開放的中國給人們帶來的機會，而且我變成了一個隨時可拿出大把美元的有錢人，這本身就很有說服力。我是1996年1月2日回到北京的，徐小平1月9日就飛回來了。我還專門買了一輛德國原裝進口的帕薩特，就是為了去機場接他，我覺得用麵包車接他實在不隆重。

徐小平回來擔任了新東方的副校長，成立了新東方出國留學、移民谘詢處，大力推行他的“人生設計”理念，給新東方開辟了新領域。王強1996年10月份也從美國回來了，從零做起推出新東方的口語聽說項目，而且都是自己編教材。他們成了新東方後一階段發展的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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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方的時代機遇也不止於90年代，真正的爆發是在2010年以後，美國的大學突然向中國開放了，也就是說中國的高中生只要考托福都可以到美國讀大學。90年代美國的本科學費和生活費一年需要5萬美元，在中國很少有家庭負擔得起。2010年以後，很多家庭的存款能達到100萬元人民幣，房子也很值錢，實在不行換個小房子，供孩子到國外讀書，已經成了常態。

新東方又開辟了一項新業務，大學生出國留學是不需要谘詢的，但是高中生選學校需要建議和指導，到現在為止，這個產業的規模依然有50億元左右。所以中國這20年的變化其實是非常大的，從留學方面就很明白了。

採訪手記

1995年底，俞敏洪跟好友王強走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東方面孔在當時的美國大學裡還是少數，迎面走來的中國學生幾乎全都把他的名字叫了出來。那是俞敏洪第一次去美國，他的新東方在國內剛有了起勢。俞敏洪估計，當時美國大學裡的中國學生有一半是從新東方學校走出來的。因為新東方以培訓高分出名，他培訓出來的學生平均分都高過其他學校，出國人群裡，他的學生就變成最多的。俞敏洪在美國被中國人頻繁認出來，也成了打動王強放棄年薪六七萬美元的工作加入新東方的一個原因。

聯想到廣袤的國土和龐大的人口，用今時今日的眼光看，俞敏洪作為一個英語培訓老師有這樣的經歷可謂傳奇。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突破60萬，去歐美留學成為中產階層家庭孩子的常態。可在俞敏洪成名的90年代早中期，只有出類拔萃的學生才有走出國門的可能性。他們必須要得到全額獎學金才能負擔國外的學習和生活，托福考高分就成了這些大學生人生更上一層樓的敲門磚。俞敏洪的新東方是送學生們平步青雲的金字招牌。

我們的採訪約在了俞敏洪一個重要會議之前，除了那個時間段，他直到國慶節的行程都排滿了。他的另一項事業“洪泰資本”的副總裁跟我嚴謹地對時間，跟他的司機確認方位，確保我們約定的採訪時間和他接下來的重要會議都能圓滿。跟90年代初那個英語課講得很好的俞老師相比，他的人生已經走得太遠，他現在是知名企業家和投資人，視野也已經跳出了教育。在互聯網創業的領域裡，經常可以看見他的消息，他發表各種演講，還是年輕人的創業導師。

俞敏洪背著雙肩包、穿著運動鞋而來，這是中關村街上常見的男士裝扮。他喊出的“在絕望中尋找希望”曾經擊中過千千萬學生和家長的心，讓他們繼續在學習之路上吃苦耐勞，奮發圖強，可他本人講話卻幾乎沒有空泛的道理，他像一個精準計算的人生投資人，每一個重要的人生節點都把成本收益擺得清清楚楚，然後反問我：“這還需要考慮嗎？”沒有糾結輾轉的內心戲，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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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方的成功首先是時勢造就的水漲船高。“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不但讓俞敏洪暫緩了去美國留學的計劃，覺得留在中國還是能乾事兒的，而且那一年根據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國家頒布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俞敏洪拿到新東方辦學許可的1993年，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12字的留學方針被正式定為出國留學的方針，國家教委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進一步放寬自費出國留學的政策，改進公費出國留學的選派工作，動員更多的留學人員回國工作。

用現在的話講，俞敏洪站在了出國英語培訓需求爆發的風口上。他在接受採訪時回憶，拿到辦學許可之時，北京已經開了二三十家英語培訓機構，其中有幾家已經規模挺大。只有俞敏洪走得最遠，十年之後新東方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教育機構。“那些機構現在一家都沒有了。”俞敏洪說。能成為這個市場的佼佼者，因為俞敏洪開創的是“一套全新的產品”。它使得學生考高分的訣竅是，突破英語教學精讀泛讀的傳統教學節奏，高強度、高效率地給學生灌輸英語知識，並且教給學生一種能考高分的英語學習方法。

新東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枝獨秀，同一般培訓機構作為“考高分的工具”相比，它多了溫情和精神力量。風趣幽默和勵志文化最初是俞敏洪用來處理學生課堂走神兒，提升講課效果的，他把這作為教學模板，訓練新東方的老師，複製進每一個新東方的課堂，現在它成了新東方的基因。活躍在互聯網上的羅永浩和李笑來以擅長風趣幽默、鼓勵粉絲自我提升而出名，他們都曾經是新東方學校的老師。

這也是俞敏洪的成長經驗，他說自己就是一路自我激勵長大的。俞敏洪是80年代初那一代人奮鬥的典型例子，出生在農村，參加三次高考才考上北大。從村裡的插秧能手融入精英薈萃的頂級高校，轉變深刻又痛苦。他國語講得不好，開學第一天被說成是講日語，於是整個一年時間，他每天拿著收音機在樹林裡模仿播音員。跟同學相比，農村長大的他讀書少，休學養病的一年就讀了600本書，用填鴨的方式，先放在腦子裡，日後慢慢消化，補齊文化素養。這些少年時期的細節幾十年後被他寫在自傳裡，成為他宣講勵志的素材。

英語考得好在很長時間裡是中國學生向上流動的敲門磚，因為出國留學意味著最好的人生機會向你敞開大門。它背後是處於經濟快速發展時代，自律、勤奮、力爭上遊的價值觀。即便脫離了英語培訓，俞敏洪依舊願意跟年輕人分享自己的“自我驅動力”，在他最新的散文集《行走的人生》裡，他說，自己的智商非常一般，就是比別人勤奮，現在平均每天工作16到18個小時。他鼓勵年輕人要做有精神支撐的靈魂存在，去闖，去奮鬥，不怕失敗和艱苦，做最想做的事，成為最想成為的人。這本書賣了20萬冊。

英語的時代作用跟俞敏洪自身的特質結合在一起，成就了新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