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們被WeWork迷住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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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航通社（ID：lifeissohappy），作者 | 書航

這幾天，我很困惑，為什麽 WeWork 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遇到困難，以及被人否定。

國內的共享辦公、創客空間、孵化器、加速器等領域，比WeWork要早一年多經歷生存危機，這也是因為它們相對更混亂和缺乏競爭力。

以前，民間或有政府扶持的各種“共享辦公”在各大辦公大樓、高校及開發區紛紛掛牌。在此類創業浪潮最紅火的時候，其它一些“賣水”的生意也紛紛湧現，如辦公桌椅、綠植甚至寵物貓狗的交易。

中國的各種共享辦公類服務，基本都可以歸結為做“二房東”的，既沒有什麽核心競爭力也沒有知名度。遇到不景氣，隨著大量創業公司自身的倒閉，這些配套業務也會跟著收縮和消亡。

但WeWork總有一種能力，讓人覺得它會成為那個例外。

此前我曾經想：在共享辦公空間領域，如果別家做的不好，那可能還是它們自己的問題；如果連WeWork都不行了，那才能怪到整個行業身上。

實際情況跟我一直以來的想法完全不同。The Verge、《華爾街日報》等很多報導綜合起來，就是創始人亞當·諾伊曼一家子在努力維護一種畫皮一樣的表面光鮮。這家公司並不能用它裝修豪華的辦公室外表，和頻頻舉辦的雞尾酒派對、萬聖節之夜、內部觀影等活動，來構建國內同行一直苦苦尋求而不得的“核心競爭力”。

但問題是，我們已經經歷過Theranos——而放眼創投圈之外，更是有過讓套中人羞愧難當的麥道夫龐氏騙局。要是WeWork果真如現在的報導所說有這麽大的問題，為什麽我——以及其他很多人——卻沒有第一時間看出來呢？或者，我們可能看出來了，卻沒有堅定信念地唱衰呢？

很多報導都無法解答這個疑問，反而讓我自己看起來，越來越像個無法發現“房間裡的大象”的傻瓜。直到我開始看在IPO嘗試之前寫WeWork的文章為止。

打開2018年6月6日《連線》英國版的一篇稿子，那是一篇很標準的探營式文章，是按照“正面報導”的樣子來寫的，也是我們所有人當時看WeWork的那種感覺。

看的過程中，我既釋然——自己不是最蠢的那一個，也恍然大悟——我們現在已經淡忘了WeWork帶給過我們的感動，而正是這種感覺，讓當年的人們毫不懷疑它虛高的估值，和現在看來空無一物的承諾。

就像戀愛中若是遇人不淑，你會痛恨自己當初為什麽瞎了眼一樣。如果你投入資金或興趣到一家後來被剝得精光，露出“畫皮”之下本色的初創公司，大概也會有類似的懊悔。

對WeWork來說，現在它所經歷的“剝皮”過程，其實就是用傳統的空置率、現金流、租約期限、回款等數據來評判WeWork的地產生意。這是強迫一個藝術特長生去考文化課——把它實際上最不擅長的地方，跟別人（它招股書提到的最大對手IWG）擅長的進行對比。

你還不能說這對它不公平，誰讓它想要上市呢？一個人最醜的照片可能在ta的身份證上。一台手機最難看的樣子要去工信部網站裡找。而IPO就更是這樣一場剝去所有衣服和卸下所有妝容的“公開處刑”現場。

你無法想象一家傳統的地產企業，給辦公室做了精裝修之後就能變得跟WeWork一樣吸引人（看看地產商們出品的Soho3Q和優客工場吧）。就好像每個說要複製矽谷（包含中關村）或再造香港的城市，最後都只能做回它們自己。

事實是，只有WeWork同時存在充滿仙氣的創始人，不講究投資回報的政策，和不按套路出牌的運營法則時，再跟精裝修和國際範兒的運營結合起來，才能維持這種現實扭曲立場。在中國，WeWork的外企身份就更是婆羅門一樣金貴，其它國內創業者很難輕易企及。

也就是說，WeWork長期以來供給的並不是那些辦公桌和會議室，它賣的是氣氛、滿足感和對宏大歷史進程的參與感。

諾伊曼對《連線》表示，最初企業們來WeWork是為了短期租約，但現在它們開始為了這裡的文化而來。

WeWork的模式是將大的辦公室買下或租下以後分割成小部門，並佐以精裝修和標準化的行政服務。這意味著其剛開始的客戶來自個人或較小的企業，後續才有大公司派駐小團隊進入乃至更大規模的入駐。

但較小的企業，比那些傳統辦公室租戶（比如說很大的公司），到底應該付出更便宜還是更貴的租金才合適呢？

如果是像WeWork這種裝修的話，那肯定是希望進行單價更高的出租。但它們初期反而是針對個人或小團隊，打散了進行單獨工位的出租。這就好像現在超市販賣的小包裝一樣，雖然每部門售價更高，但包裝的量小，總價還是負擔得起的。

重點在於，WeWork的價值觀還給了購買者一種名正言順地付更貴價錢的理由，好像我們雖然沒錢買奢侈品的包包，但買同一個牌子的口紅總買得起一樣。

是的，WeWork是科技範兒的奢侈品。一個WeWork工位跟星巴克和“共享自習室”相比，可能產品質量打平或甚至都不如（比如像咖啡館一樣吵鬧；使用公共WiFi沒有加密等等），但這是你進入奢侈品入門門檻的一隻“口紅”。

矽谷有很多這類玩意兒，像是Theranos（宣稱用一滴血檢驗什麽基因疾病），Juicero（普通鋁箔包裝的壓縮果汁，假裝必須用專用設備才能榨取），面糊一樣的代餐，喝露水、蒸餾水或是喝油。這些東西構成了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心誠則靈”的高技術信仰。

我曾經在 Apple Watch Edition 嘗試進入奢侈品手錶領域之初寫過，矽谷新貴們想要重寫遊戲規則，砸爛舊世界的奢侈品廠牌，構建起新的，標榜熱愛自然、簡樸、熱情、有好奇心（雖然實際往往並非如此）的生活方式。

WeWork先是試圖說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二房東，此後又通過重組the We Company統一品牌，將販賣生活方式的隱喻公開，並延伸到租房和辦學校。我想老老實實賣辦公室的IWG根本不知道這玩意兒怎麽玩，也不打算玩這個。

WeWork誕生的時期，不僅是2008年經濟危機後百廢待興，大型辦公室、辦公大樓出租難的時期，更是互聯網創業即將開啟大幕，導致對辦公空間的需求將從谷底回升的時期。所以，在那個時期之下它的商業模式是成立的。

而且，只有把WeWork跟普通的房地產公司放在一起比才能發現，當時新增的小需求大多來自互聯網初創公司，它們都願意往WeWork跑。

復甦時期，市場上的所有人確實都會增長，但增長幅度、受益幅度不同。在這些新增的份額當中，WeWork受益於其“生活方式”光環，而分走了更多的部分。

現在，當初新增的這些份額如海水退潮一般完全的退走了，依賴這種特定方式增長的WeWork自然首當其衝，原有的房地產企業至少可以守住原有的份額。（想象一下共享單車興起時自行車生產廠家的不同選擇。）

提出IPO之後，市場和媒體會非常嚴厲，但它們要求的其實並不是讓所有公司都回歸到樸實無華的鄉土氣質中，它們需要的只是你公司能持續盈利。

但WeWork（及其它行業中大量虧損運營的公司們）的這種超凡脫俗的境界，恰好是只有用大量燒錢才能創造的。它不合常理的快速開店也是必須的，不然它沒那麽進取，就難以拿到軟銀的融資。

甚至某種程度上講，創始人大衛需要用龍舌蘭酒和私人飛機來維持這種生活方式對外的吸引力，也都是必要的。似乎唯一值得指摘的只有過分的任人唯親，把企業布置的就像個家族企業一樣。讓投資人以更大的怒火來批評他的生活作風。

我們還必須正視媒體起到的作用。

原本，《連線》們是抱著完全朝聖或好奇的心態，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被營造出來的全部人設。電影《頭號玩家》的前幾分鐘和《毒液》的開頭都辛辣的諷刺了這種對科技創始人的盲從與崇拜。

現在，科技媒體（或財經媒體的科技報導組）開始嘗試著對一切它們曾經崇拜過的事物祛魅還原，並沉迷於這種令曾經的崇拜對象心驚肉跳的，充滿正義感的遊戲當中。但科技媒體的前輩——政治及財經媒體，早已經歷過一波從黨爭、扒糞、揭黑到建立“第四權”的跌宕起伏。現在，它們在勸告剛剛嘗到甜頭的科技媒體，在破壞的同時，要善於建設；要給出可行的方案，而不是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

WeWork 現在的情況很糟糕，它已經失去了當初勉力維持的神聖光環，無法阻止人們後續用看其它地產公司的“狹隘”眼光來衡量它。所以此時它是否裁員或是否停止擴張，都意義不大。

當初是什麽讓WeWork重新粉刷過的辦公室具備了靈性，成為眾人趨之若鶩的朝聖地，我想現在我們不應該忘記。就像所托非人的少女，必須記得當初自己為什麽會愛上這個壞家夥。否定這些也就同時否定了當初自己曾度過的時光，曾追求的目標和曾付出的真心。

那種感動和沉迷於時代進步中的感覺，在如今遭遇大環境寒冬或個人逆境的你我看來，是尤其值得回味的——人終有一死，而那可能的的確確是我們短暫一生中，極少數值得追求和銘記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