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
《西方現代思想》的第20節課，劉擎開始講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他的聲音溫和穩定，有某種讓人安心的力量。那節課的題目是“怎麽才能不變成壞人”，阿倫特出生於德國一個猶太家庭，一生漂泊，二戰前流亡至美國。她研究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屠殺的根源，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反覆求索人類的“思考”和“善惡”之間的關係，然而，書還沒有寫完，她就因突發心髒病去世，留在打字機最後一張紙上的是一個孤零零的單詞，Judging（判斷）。
在劉擎看來，那個遺留的單詞是理解這位哲人的重要線索。納粹時期的德國誕生了新的法律和道德：為了種族利益，可以合法殺人。德國人陷入一個嚴苛的道德困境：遵紀守法就要作惡，行善則可能觸犯法律。阿倫特希望回答的問題是：在這樣的困境中，人應該如何做判斷？
從結果來看，大部分人選了前者，那是風險最小的選擇，因此才有了20世紀最慘烈的大屠殺。阿倫特說，“獨立判斷是艱難的選擇”，這很難，但還是有人做到了，劉擎講了一個例子，一個名叫安東·施密特的德國士兵，沒有受過太好的教育，但他盡力幫猶太人逃亡，後來被納粹逮捕，判處死刑。
審判時，律師為他辯護說，幫助猶太人是為了給國防軍保存勞動力，但施密特否認了這個理由，他坦言自己幫助猶太人就是為了拯救他們的生命。臨刑前，施密特給妻子寫信，“親愛的妻子……請原諒我，我只是作為一個人類來行事，我不想傷害別人。”
那節課的結尾，劉擎聲音低沉，講他對那個遺留的單詞的理解，“阿倫特曾經說，‘就各種特殊情況做出判斷而言，沒有什麽恆常的通行標準，也不存在什麽確定無疑的規則’。我們只能在具體的情境中，冒著風險，真誠地去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並為此承擔責任。這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格外艱巨的道德任務。”
脫不花漫無目的地走在路上，戴著耳機聽完了這節課。她反覆聽了幾遍，然後發現自己不知不覺走了很遠。那是去年冬天，疫情之下，周圍所有人的生活都陷入一種巨大的不確定性裡，大家充滿焦慮，沒人知道明天要發生什麽，但耳機裡那個哲學家冷峻地告訴她，不確定性就是人恆常的處境。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冷風呼呼地刮著，但又仿佛四野俱寂，“你感覺自己身處洪流，好像變成了一個更大的東西的一部分。”
脫不花是得到App聯合創始人兼CEO，她第一次見到劉擎是在一個熱鬧的飯局，席間都是上海灘知名的學者，她注意到，在這樣一桌最為擅長高談闊論的人當中，劉擎是那個話比較少的人。大部分時間他在專注地聽別人說話，偶爾出現幾分鐘的冷場時，他會出來講個好玩的段子。
劉擎58歲，相貌溫厚，在華東師范大學教了將近20年的書，專注於一個對大眾來說有些冷門的專業——政治哲學，是一個典型的“學院派”，身上有著和專業氣質相符的沉靜和溫和。脫不花想邀請他來“得到”開一門線上課，給聽眾講講西方現代思想。
這門課程在去年疫情期間上線，圍繞著“現代性”這個主題，劉擎一共選取了包括韋伯、伯林、尼采、薩特等19位20世紀重要思想家，講解他們對於現代性帶來的社會問題和個人精神危機，這也是劉擎自己學術研究中最關切的問題。
他最近意外收到了陳丹青的微信，對方剛聽了這門課，大為讚賞。“有些哲學家，像尼采、薩特，以前也聽木心講過，當時還不太明白，現在有點明白了。”課程的編輯裘德是一個愛染頭髮的姑娘，也是劉擎的研究生，她說：“他（劉擎）是有那種能力，就是把一個東西讓你更容易聽懂。你知道一個人要把一個東西給另外一個人講懂，他一定是自己非常懂才可以。”
結課那天晚上八點，劉擎收到裘德的微信，課程訂閱量過了兩萬。相比起那些在得到動輒幾十萬的訂閱課程，這不算是一個太耀眼的成績，但劉擎還是高興了一下。
彼時，疫情陰影下，網絡上公共討論的品質也讓人憂心，充滿了各種極端化的表達。他正好刷到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的一條朋友圈：
“極端太有誘惑力了，它的確定性以及確定帶來的自信，它的簡單以及簡單帶來的省心，它的易辨識以及因為辨識度所迅速集結的情感群體，真是太有誘惑力了。從此不用在不同的觀念之間顛沛流離，不用根據路況不斷調整方向，不用經受自我懷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經年累月地審判，這種人可能的確很幸福吧。”
裘德記得，劉擎跟她聊起過，這門課微不足道，但也許可以成為某種緩慢的變量，讓聽眾通過成為更清醒的人，抵抗那種讓人輕易獲得確定感、簡單、易辨識、幸福感的極端觀念。脫不花記得，這門課有答疑環節，劉擎做得很認真，最高興的時候是學員提出了一個好問題，一個50字的提問，劉擎會回答兩三千字。最後，這門課僅答疑就有十幾萬字的篇幅。
劉擎的聽眾裡還包括了主持人馬東，他聽完了課，決定邀請劉擎來參加《奇葩說》。這檔在今年初播出的節目將劉擎推到了更大範圍的公眾面前。
奇葩說辯手陳銘記得第一次見到劉擎時的樣子，那是一個安靜的背影，沒有人跟他說話，工作人員在後台給所有人戴麥克，聲音噪雜，他上去跟劉擎打招呼，對方回頭點了個頭，“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羞澀，並不是那種很容易把場子打開、很熱情的人，應該還有一點被動的感覺。”陳銘說。他很擔心這樣的人能不能適應這個娛樂的、熱鬧的、充斥著劍拔弩張的場域。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劉擎在此後成為了這檔走過七年、略顯疲態的綜藝中最受關注的人物。華師大歷史系教授許紀霖是劉擎多年的好友，在他看來，劉擎之所以“出圈”，是因為他和其他導師展現出了明顯的差異，經濟學家薛兆豐代表了一種現實主義的工具理性，蔡康永代表了貼近生活和大地的感性，而劉擎是從抽象的哲學精神世界中降下來，去俯瞰現實生活裡那些具體的問題。他補上了這個節目長期以來缺乏的理論性視野。
陳銘對一期節目印象深刻，辯題是“30年後的自己給現在的自己寫了一封信，要不要看？”劉擎的立場是不要看，他使用一個政治哲學的“主權”概念：“看了，會讓你的人生進入到雙主權時代。”“雙主權是一個非常短的表達，但是他就把那種悖論感、掙扎感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了，誰為你的人生作主呢？現在的你還是30年後的你？你在裡面來回搖擺，無所適從，就三個字，擊中所有矛盾的靶心。”陳銘說。
在陳銘印象裡，引經據典、使用陌生概念、掉書袋都是奇葩說這個場域不受歡迎的表達，會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但劉擎始終沒有留下這種印象，他覺得原因可能在於，即使掌握了那麽多思想工具，但劉擎身上始終沒有流露出知識的優越感和傲慢感。
“他知道沒有什麽是絕對正確的……所以他不會有高高在上的那種絕對壓迫性，也不會有那種要誓死捍衛某種真理的東西，他往往是淡淡的、柔柔的，我講給你聽，我也願意聽聽你相信的，他是一個包容的、尊重多元的人。”
尊重第一人稱
說理常常蘊含暴力。如果參加過大觀學術小組的研討會，會充分領略這一點。
用小組發起人、外交學院教授施展的話來說，每次開會都是一個“互毆”的過程。小組的每一位都在自己的領域裡小有所成，一位學者發完言，其他學者會從自己的學科角度指出他論證中的漏洞和盲區，“你會被懟得體無完膚，感覺沒面子嘛，你就會拚命反抗，然後接下來你再去找下一個人報仇。”施展說。
劉擎加入大觀的第一次發言就遭遇了這種“圍毆”，他後來感慨：“從沒見過以這種方式開會的。”施展記得，在被劈頭蓋臉“圍毆”時，與大多數學者不同，劉擎很少與人發生意氣之爭，“他看上去總是慢條斯理的，不急也不惱，但是頭腦思路極其清明，一層一層反駁你，把你對他的批評抽絲剝繭，說出你的問題在哪。”施展說。
華師大歷史系教授唐小兵見過很多具備權威性人格的學者，“自以為是的、唯我獨尊的，有人會自己把自己當領袖”，但劉擎在學術場合“有點像蘇格拉底一樣的，他不斷地扮演一個質疑、追問的角色，澄清自己的立場，把學術議題往深的地方去推進。”
在很長的時間裡，劉擎的辦公室裡都貼著一張英國哲學家伯林的黑白照片，他穿著西服，戴著黑框眼鏡，以手支額，垂眼看書。
伯林是20世紀傑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極富洞見地區分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提倡價值多元主義，認為應該以自由寬容的態度維護多元的價值追求。劉擎深受柏林影響，曾翻譯過《以賽亞·伯林的遺產》，寫過很多篇關於伯林的論文。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教授李筠告訴我，他和劉擎是差不多20年前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的，當時的李筠還是碩士生，劉擎在上海入職不久。他們在小賓館的房間裡抽著煙，聊伯林聊到了半夜，李筠覺得伯林寫文章有些絮叨，雲山霧罩，像是一樁樁讓人迷惑的懸案，那天晚上劉擎幫他破了好幾個“案子”，“你一聽就知道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研究和理解伯林，”李筠說。他還記得，當那些破案線索獲得認同時，劉擎的臉上神采飛揚。
伯林曾在《關於偏見的筆記》裡寫過，英國傳統中最有價值的因素——或最有價值的因素之一，正是那種擺脫政治、種族與宗教狂熱與偏執的相對的自由：與你不同情甚至根本不理解的人妥協，這是任何一個體面的社會必不可少的……過一種雖有所不同卻完全是人性的，值得愛、尊敬或至少是好奇的生活，是可能的。
劉擎覺得伯林對他的影響在於：“我們要真正理解他人，要理解他的意願和觀點的來由，他的來由可能跟我們非常不一樣，而且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意願有什麽好處。他的看法也可能是錯的，但是這不意味著這不是他真實的意願，最終，你要尊重第一人稱視角。”
裘德記得，在“西方現代思想”的答疑環節，曾有觀點偏激的聽眾提了個不太善意的問題，另一位維護劉擎的聽眾和他吵了起來，劉擎看到了之後，認真地回復了兩人，“他講了他對這個討論的看法，還回應了最開始那個人的質疑。他沒有把他當成一個網絡噴子，反而用一個非常溫和又非常講道理的方式答覆了他。”
裘德告訴我，她原本是個有點急躁好辯的人，“不一定贏，但一定要顯得我特別正確，”但是在讀研和打磨課程期間，劉擎的一些做法還是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她，“我現在在網上和人爭論的時候，快速打字的時候就會想起來，要好好說話，無論在什麽樣的情況下，你都是可以好好說話的。”
劉擎覺得，認真對待反方立場，始終保持猶疑和不確定，也許是一個開明的學者內在的品質，“總是認為真理、真相、理論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有終極的真理也不是你一個凡人能把握的。就是我們總是保留可塑性，人是可錯的。”
在《西方現代思想》結課時，他說了一句話，如果大家從這門課上隻記住一句話，他希望那句話是，“人類因為理性而偉大，因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那不是我喜歡的生活”
在奇葩說的第二期，劉擎遇到了一個意外狀況。
那期錄製時間很長，現場進入了疲憊狀態，主持人馬東為了調節氣氛，請劉擎和薛兆豐打了一場表演賽，辯題是“學哲學，還是學經濟學更容易找對象？”並且規定讓他們都為對方學科辯護，劉擎的持方是，學經濟學更容易找對象，薛兆豐則相反。
劉擎並沒有多少準備，他以為那會是一個和薛兆豐變相誇讚對方學科的過程。但薛兆豐“心有城府”，他說：“為什麽學哲學更容易找對象？學哲學讓人看上去很博學…很容易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學哲學的可以一事無成，而且於心無愧……”
劉擎愣了幾秒鐘，反應了過來，之後迅速調整了策略，“薛老師論證的不是學哲學更容易找對象，而是學哲學更容易當騙子…為什麽學經濟學的人的更容易找對象？他們把所有的事物看成是一個大市場，裡面有成本、機會、收益，他哢哢畫曲線，比如說薛老師追求三個對象，畫三條曲線一比較，然後，嗯，got it.”現場笑聲、掌聲和口哨聲同時響起，那場對戰後來成為成為奇葩說最精彩的場面之一。
劉擎後來告訴我，在那個瞬間，他感覺自己仿佛回到了更年輕的時候，二十啷當歲，站在舞台中央，充滿激情與鬥志地演講，那個他和現在的他截然不同，那個他驕傲、強勢、自以為是、“自以為正確”，“現在看到那個“我”，會覺得有點討厭吧。”他說。
1978年，15歲的劉擎從青海考到上海華東紡織工學院，讀化學工程專業。他成績極好，父母對他的期待是成為一個工程師，為當時的社會理想-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他也對此堅信不疑。
少年心懷遠大的抱負，對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充滿信心，這種信心有時近於傲慢，他會嘲諷文科的同學：“我們學的科學技術領域，幾百年來獲得了多麽巨大的進步，簡直就是日新月異啊。你們文科生在幹什麽呢？忙了2000多年，到現在還是在引用孔子、孟子、蘇格拉底，亞裡士多德，還是在研究那些老問題，不覺得丟人嗎？”
然而，那種信心在某一個時刻出現了微小的裂縫。學校有一次請一位國外的歷史學教授來講課，劉擎現在已經不記得那位歷史學教授的名字，但依然記得對方站在台上講的內容：1900年元旦的時候，西方人很樂觀，相信現代化的力量會帶來光輝燦爛的前景。但沒過幾年，一戰爆發，接著是二戰，接著是核危機、冷戰、經濟危機、文化危機、個人的精神危機交錯纏繞，那些危機到現在都還沒有過去。
對於現代化的反思，是劉擎聞所未聞的問題。他甚至發覺自己並不明白現代化這個詞的確切含義，“我就像是一條生活在水裡的魚，卻從來沒有反思過我生活的這片水。”他說。
自那之後，劉擎開始對人文社科領域產生興趣。某種程度上，那是一個恰逢其會的轉向，他趕上的是熾熱的、充滿理想主義的1980年代。那幾年，他讀了很多龐雜的書，看11卷本的莎士比亞，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暑假讀完了《約翰·克里斯朵夫》，圖書館不能借出的書，就站在那裡一個下午看完。他不確定將來要做什麽，於是嘗試很多事情，寫詩、寫戲劇，演講、做文藝評論，還寫過小說（被退稿了），“在80年代我是一個很喜歡玩的人，有一種恐慌，深怕錯過什麽的恐慌，小時候就有這種害怕，他們一起去動物園怎麽沒帶我，成年之後也是，學校裡搞詩社、戲劇社，我什麽都不想錯過。”
做得最好的也許是演講。他梳著當時最流行的五五開髮型，談炙熱的戀愛，把愛情寫在詩裡，手握一卷16開的雜誌，站在舞台中心深情地朗誦。他從來不背稿子，現場發揮是他的強項，因為寫過戲劇的關係，他總是能找到更有力量、更具煽動性的語言，慢慢的，他變成了上海演講協會的“一哥”，協會的顧問之一是文學評論家、和錢鍾書齊名的王元化，時任上海宣傳部部長，老先生很喜歡他。
因為演講才能和文藝天賦，劉擎漸漸有了名氣，也有了一批“粉絲”。1983年10月，上海團市委組織“振興中華演講團”，劉擎去北京向團中央、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匯報演講。他結束演講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文匯報》的頭版發表了一篇關於他的報導和評論員文章。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感覺“生活在一種特別耀目的光環之中。”
“我在報紙上看到的好像不是自己。”劉擎說，他記得王元化先生有一次曾問過他，“你特別聰明，擅長旁征博引，但你引用的那些話，你準確理解了嗎？”
那次巡演之後，劉擎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演講漸漸生出疏離，他並不確知自己未來要走一條什麽樣的路，但卻模糊地明白，繼續走下去，“不是我喜歡的生活”。
對劉擎來說，青年時代也許是一個確定性被逐漸瓦解的過程。他篤信的、為他博得名聲的，都在某一個時刻逐漸淡出，讓他從潮流中抽離出來，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很多年後，他在《中國有多特殊》的自序裡寫道：“我們是誰？我們追求的理想生活圖景究竟是什麽？在新的地平線上，許多確定無疑“原本如此”的信念與感知，會遭遇到“為何如此”的疑問，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美國把你變成了一個鄉下人”
今年三月，在一個名為“超越挫折與幻想”的講座上，有一個女讀者問劉擎，“我們要怎麽面對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呢？”他低頭想了幾秒鐘，說：“對於我來說，如果沒有開啟學術生涯的話，我會很慌張的。”
1991年，劉擎赴美，先後在馬凱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獲得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之所以選擇這個專業，是希望能回答自己當時真實的困惑：“要走現代化，但路上又有很多挫折，要怎麽理解這一切？”
對一個聰明的“小天才”來說，在美國的求學一開始充滿了挫敗。他並不是對政治學一無所知，1980年代末，他結識了當時領風氣之先的金觀濤，後者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翻譯和引進了當時西方的新思潮，代表了中國思想界當時最前沿的思考。金觀濤希望劉擎考自己的博士，總是給劉擎推薦書，借筆記給他看，他被當作金先生的弟子。“在國內我認為我自己很強，但是到了那（美國）完全是amateur，完全是票友。”劉擎說。
先是語言。最開始上課時，他只能聽懂20%，他的好朋友張昭告訴他：“聽不懂你就猜，猜著跟下去，不然，就只能放棄。”他用錄音機錄下來反覆聽，一年之後，他終於能聽懂了大半的課程內容。
還有最基本的思維和寫作方式。得益於80年代的滋養，他對一些“大問題”具有敏感性，也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修辭華麗，充滿詩意，但到了美國，老師告訴他，學術文章不是這麽寫的，“它有一套學術標準，那個標準現在看來有一點死板，但是不管你談的大問題、小問題，都要言之有據、言之有理，它的論證、證據、推論的過程特別重要。”
馬華靈是劉擎2006年的研究生，這個長頭髮的年輕人和年輕時的劉擎很像，是典型的文藝青年，曾經的理想是當個作家。讀研第二年，他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現代性危機的兩幅肖像：伯林與施特勞斯的世紀懸案》，他告訴我，在文中，他使用了大量的修辭，“炫耀性的文筆”，洋洋灑灑兩萬多字，然後發給了劉擎。幾天之後，收到了回復，密密麻麻的紅色批注，內容和它的顏色一樣尖銳：
這些文字是在說什麽？空穴來風，似是而非。完全沒有實質性的問題的梳理、展開和解釋，也沒有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有所回應，就大發議論並且抒情，這是很糟糕的蹩腳詩人的文風。由此，一個清楚的問題是，你的導言文字不合格。你需要訓練如何寫一篇論文的導言，如何introducing你的問題，你的論題。導言有各種寫法，但這樣的寫法是戒除的。
你為什麽如此沉迷於這類浮華輕佻的文字？為什麽就不能做一篇踏踏實實的論文，比如“伯林與相對主義”，明確地界定論題的來由（包括施特勞斯的批評質疑），細致地處理相關的文獻，展開充分的分析，然後給出自己的論點和論證？你是在正規大學受正規訓練並且有志於學術生涯的研究生，不是什麽“自由撰稿的二流文人”。這樣的文風will lead you to nowhere! Come on, be professional!
馬華靈記得，看到那些批注時，是人生裡一個很特別的時刻，“當頭棒喝，你被敲醒了，”他告訴我，“我一直沉迷於辭藻華麗的文字遊戲，忽略了縝密論證的邏輯力量。我以為文字優美的作品就是優秀的作品，那一刻我才知道，論證嚴密的作品才是優秀的作品。”此後五年，他再也沒有寫過任何學術論文，直到徹底摒棄那種浮誇的文風。後來他走上了學術道路，成為華師大的青年教師，依然保存著那份帶著批注的論文，偶爾會拿出來再看一下，還有沒有再犯那些錯誤。
在美國馬凱大學讀碩士時，劉擎的老師詹姆士·羅德之是一位專注而沉靜的柏拉圖學者。哲學注重說理，他告訴劉擎，說理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律師型的，雄辯、強勢，使用一切對自己有利的論據，漠視一切對自己不利的，唯一的目標就是要贏得論辯。另一種是蘇格拉底式的，審慎、細致，嚴肅面對不同立場的論據，真誠辨析令人困惑的問題所在，最終是為了尋求智慧。羅德之告誡劉擎，真正的學人要提防沾染過多的律師話語習氣。
後來他回到國內，參與學術討論時，常常有身處律師事務所的錯覺，他會反覆提醒自己不要如此。
劉擎在美國還經歷了一個重要事件：馬丁·路德·金抄襲，他見證了這個社會如何面對偶像的幻滅。開始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時，劉擎第一反應是不相信，那個民權運動領袖是英雄一般的人物，怎麽會和抄襲聯繫在一起呢？他甚至懷疑這是美國右派對民權領袖的抹黑和汙名化。
但他很快發現，抄襲本身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金的博士論文有2/3以上的篇幅來自抄襲，他的演講和布道辭也幾乎都有挪用的情況，甚至包括那篇最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最後一組極具感染力的排比句和黑人牧師阿奇博爾德·凱裡1952年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高度雷同。
讓美國人發生分裂和走向兩極的並不是抄襲本身，而是如何面對一個偉人的汙點，其中有人落井下石，也有人為用各種各樣的理論為其作虛弱的辯護。在這兩極中間，讓劉擎印象最深刻的是代表美國知識界主流《美國歷史學刊》發布的一組文章，包括了事實材料和抄襲的多角度闡釋。
主編西倫在導言中寫道：“金的抄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媒體的關切主要是放在道德評價以及抄襲在多大程度上有損於金的歷史地位和英雄形象。這種關切是正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學者的工作應當走得更遠，因為值得探索的問題還有很多：構成金抄襲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如何就此探究金的心理和文化認同？他的抄襲在其個人生涯和政治事業中起到了哪些作用？”那組文章對這些問題作出了回應和探索。
劉擎很多年後都還記得這個事件，他認為那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學人態度，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面對令人困擾的事件，並不回避事實及倫理後果，不至於簡單的道德臧否，而將事件轉換為歷史與文化以及自我反思的契機。即使存在紛爭，整個知識界也不會因為一個意外的醜聞而墮入喪失理性、是非不清的混亂，也不會陷入謾罵攻擊與惡性對立的分裂。這是一個有尊嚴的心智成熟的知識共同體的標誌……如果沒有這種清明與成熟，我們的道德判斷永遠會處在偶像崇拜與極度幻滅的分裂兩極，會在無限讚美與惡意誹謗之間反覆搖擺，但這不是對良知的考驗，而是對心智的綁架。”
明尼蘇達大學位於明尼阿波利斯，這座城市有著漫長的冬天，歷史上只有七八月份不下雪。密西西比河穿過大學的中間，這段河流的兩岸種滿了加拿大楓，秋天的時候都是燦爛的紅色。在這所大學讀博士的時候，劉擎確認了自己能夠以學術為業。
那是人生裡最寂寞也最安靜的時光。博士有很重的閱讀任務，每周要看七八百頁的書，寫二三十頁的作業，劉擎沒有任何娛樂時間，像個清教徒一樣苦修，明尼蘇達大學有一個50米的游泳池，在這所學校讀了七年的書，他從來沒有去過。
最常待的地方是圖書館，他總能在每個圖書館找到一個特別合適的位置，隱蔽而舒適，在那兒看一天書，中午跑出來啃個三明治，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會兒覺。
“時間一點一點在走，你的書一開始大概一個小時只能看六七頁，最後可以到三四十頁，然後你有心得，那個時間是很慢的，你可以看到光陰的痕跡。”劉擎說。
他讀韋伯、伯林、阿倫特……現實中有很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但那些偉大的思想幫他建了一個“小房子”，在那裡，他閱讀、思考、想問題，有一種仿佛feel at home的篤定感，“隨便什麽問題，你會發現有特別精彩的人給過富有啟發的回答，不一定有定論，但你知道所有的問題都有辦法去應對，不一定能解決，但現成的工具都在裡面。這個過程中你感到你作為一個人在生活，不是作為一個動物。”
那個年輕時的自己在這個過程中被掩埋了，他變得沉靜內向，像是換了一個人，“以前小時候我會覺得你得有一個很穩定的價值體系，這個體系裡面遇到的問題都有比較明確的回答，你才能很好的生活，現在我知道這是錯誤的方式。既不可行，也不可欲。你的生活其實是在套那個公式，但生活它是特別複雜，複雜到你沒辦法用這樣一套原理來把握的。”
2003年，劉擎回上海教書，許紀霖來接他，看他半天，開了一句玩笑，“美國把你變成了一個鄉下人。”
時代的印記
此後很長的時間裡，那個“小房子”都是劉擎的掩體，《奇葩說》將它拆掉了，讓他更充分地暴露在公共視野中。
劉擎接受了幾十個採訪，出現在更多的演講和對談的場合，談論最多的是人生意義的話題，為人們生活中極為具體的困惑答疑：要不要辭職？要不要分手？生活裡太喪怎麽辦？職場人要如何面對內卷的大潮？
“今天劉擎是以人生導師的形象出現的，並不是以一個談論宏大問題的學者形象出現的。”許紀霖說。
但對他來說，那也許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式，“從日常的生活當中生發到一些更具有公共性的話題。這就是讓人從思考自己來思考這個社會，包括公平、正義、寬容這些問題。
在許紀霖看來，無論是得到還是奇葩說，劉擎做的是一件事情：降維啟蒙，“學院裡的學者用的是一套語言，但在大眾那個場域裡面你必須用大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和語言來說話，實現降維啟蒙。”
劉擎最受關注的言論來自於在《奇葩說》討論996工作製的時候，他說，人是應該作為目的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作為發展的工具。那個觀點來自於康德，奠定了其倫理學的基礎，在許紀霖看來，那本應該是一種常識，卻被很多人視為振聾發聵的新知，“今天一些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社會的一些底線價值觀都被淡漠了，但是很好的是，劉擎借這個舞台和這個空間說出來了。
但在此之外，劉擎始終縈繞著一種悲涼感。有一次錄完《奇葩說》，他晚上回去看一個博士生的論文，內容是某位思想家面臨的論爭。他一讀就知道作者花費了很多心血，內容很吸引他，但在某個瞬間，劉擎突然產生一種懷疑，“我現在發現這個社會主要關懷的事情不是這些，學界裡面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他們很難引起公眾的關注，或者真正對社會造成影響。”
他對我解釋政治哲學基本的研究思路，思想家們研究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為一個好的社會建立規範性原則，然後以此來構建社會制度，推動公共政策，“但公共政策從來不是這麽制定的，它從來沒有這樣影響過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沒有影響到所謂的文化趨勢，你就會有個what a waste的感覺。”
他感覺自己處在某種懸而未決的困惑狀態，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我疑惑這個（政治哲學和現實的）相關性哪裡，除了我們對自己訓練自己的思維、做一個智力體操。”他想起很多年前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生前來中國訪問，說過一句話：“哲學有一種日益增長的無關緊要性，increasing irrelevance。”當時的劉擎並不太明白這句話，直至此刻。
他一直想寫一本“扔在桌上砸一個坑”的專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教授周濂記得，他們前些年在香港一起吃完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半山腰散步，劉擎用手拍著一棵熱帶樹的樹乾，興奮地說：“我要出一本專著。”他設想著打通從身體政治到國際政治的理論框架，給這個思路命名為“廣義政治學”。
很多年後，那本專著還沒有寫出來。他有時候想：“寫出來又能怎麽樣呢？”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件徒勞的事情。
有時候會有慚愧的感覺，曾有很多傑出人物幫助過他、啟迪過他，但他不知道現在的自己有沒有辜負那些命運的眷顧，“要怎麽才算不辜負呢？”我問，他看著桌子上的杯子，緩慢地說，“最現實的是你做出一個很好的研究，寫出一本很好的專著。再遠一些，你如果可以改變一些公共討論的一些方式，做出更顯著的貢獻來推動社會發展，但這是完全可遇不可求的。我相信我現在做的事情也在往這個方向走，但是太微不足道了，太trivial，太間接了。”
許紀霖記得，在劉擎赴美讀書之前，大家曾有過一個聚會，爭論知識分子應該走米蘭·昆德拉還是哈維爾的道路，這兩位都是捷克的知識分子，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不同的是，前者更強調人生的荒謬和虛無，提倡一種置身事外的超脫態度，後者則更注重人在社會中的責任，呼籲知識分子勇敢介入現實。
許紀霖記得，當時劉擎更加讚同昆德拉的選擇。今年4月，我和他在再次聊起這個話題。他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說做昆德拉是更容易的，而後者選擇了更艱難、更了不起的道路，“昆德拉在理論上看上去很fancy,讓他自己變得又抽離、又安全、又漂亮。但是他其實是避重就輕的。”
劉擎清楚媒體對自己的熱衷並非因為其學者的身份：“我只是做了一點點公眾教育，作為學者，我還沒有作出第一流的工作，有真正優秀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在那裡，但很少有人去關心。而一個人可能走了更容易的路、甚至避重就輕的人，卻被放大了。”
他坐在我對面，看著眼前的桌子，說：“我接受了現在這種名望、帶來的好處，但是你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是會想到這一點。這是這個時代特有的印記。你如果忘記這個或者假裝沒看見它，就是一個冤罪殺機的印記，但是你記住這個印記，它可能就不再是冤罪殺機，很多年後，當你回顧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時候，在2020年代的時候，是有人想過、問過這種問題的。”
回到“小房子”
這學期給碩士研究生開的第三節課，劉擎繼續講漢娜·阿倫特。
教室裡有些昏暗，厚厚的窗簾遮住了窗外的大樹，一張長桌前圍坐著十幾個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的研究生。長桌旁邊的幾張小圓桌也坐滿了人，那是來蹭課的學生。
他喜歡給學生上課，每次上課都可以再重新讀書。沒有PPT，也沒有固定教材，他拿著一支麥克風，開始剖析阿倫特的名著《人的境況》，“大家知道自然世界是無生無死的，但人必須面對死亡……為什麽人終有一死會成為一個問題呢？因為你會想，我死了，大自然依然存在，太陽照樣升起，死亡對我個體而言是一個如此重大的決定性的事件，但大自然竟然不為所動，這裡有一種很深刻的荒謬感、一種虛無感，就是我是無關緊要的存在，一種徒勞無益的存在，那‘我’的意義在哪裡？”
讀阿倫特原文的時候，劉擎得坐著，戴上老花鏡看電腦，但講到關鍵處，他會摘掉眼鏡站起來，“在阿倫特看來，人能超越這種荒謬感的方式是行動，人只有在行動中才是自由的，行動就是言語、思考激發出來的展現自己的東西。人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才能不斷地彰顯唯獨屬於人的那些品質，唯其如此，我們這些終有一死的人才可能具有存在意義上的不朽。”
在那堂課的末尾，他提到阿倫特的傳記《愛這個世界》，摩挲著手裡的麥克風，緩緩地說：“大家想想，如此渺小的人，在神之下，我們那麽像動物，但是我們就有超越動物的一面，然後會有這麽多生機勃勃的、精彩的事情被人類造就出來了，我們有苦難、有災難，這個世界仍然是值得愛的，這是阿倫特她特別內心的情懷的一面。”
那些偉大的思想總能給予安慰。劉擎的白天變得愈發忙碌，只有晚上才有一點安靜的看書和寫作時間。2003年開始，劉擎每年都寫《西方思想年度述評》，已經寫了17年，每年盤點當年西方思想界的熱點話題，堪稱國內學界和媒體圈的“大餐”。但劉擎把這個工作稱作“學術民工”，是個力氣活兒，閱讀大量的文獻，然後從中進行篩選。最近密集的採訪和活動讓他的心髒感覺很不舒服，他有心血管阻塞，他想，也許這個“學術民工”也當不了幾年了，再堅持個一兩年，也許就得把這個工作交給更年輕的學人。
2020年是極其難下筆的一年，往年看二三百篇文章，今年看了四百多篇，裘德記得，劉擎跟她說：“我去了《奇葩說》，就更要把這個寫好，不然人家就會說你看劉擎不務正業吧，去上電視了就不好好寫文章了。”
去年國內的一個熱點話題是美國大選及之後的動蕩騷亂，劉擎想表達的是，美國的民主從來就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麽好，如今遭遇了政治危機，但也沒有走向崩潰。從結果來看，它守住了一個很低的底線，“所有的爭論沒有破壞對法治程序本身的尊重，即使是川普的支持者他們挑戰的是選舉的結果，他沒有挑戰選舉程序本身。”
但這個觀點要怎麽表達，他卡了很久，希望傳達一個有力的、具有智識深度的觀點。
在三月的一個晚上，他突然想起了林肯早年的一個演講，他相信美國政治制度的危險“必定發端於我們內部”，對於應當如何防禦危險，林肯的回答是“捍衛憲法和法律”，他呼籲讓法律成為這個民族的政治宗教，從這處展開邏輯，劉擎開始闡釋自己的觀點。
他平時寫作和看書的地點在陽台上，一張窄長的桌子，對著窗外兩棵不知名的樹。那天他對著那兩棵樹寫到了凌晨四點，然後懷著某種幸福感睡覺了。
回到“小房子”，是件讓人感到踏實和幸福的事情，“你長期的探索一個問題，有的時候經過特別絕望黑暗的時刻，最後你走通了，寫出一個東西，那種幸福感是無與倫比的。它不僅是喜悅，它帶給你意義感。這是一個好的事情，是高貴的事情，是值得尊重的事情。”
媒體人李宗陶和劉擎認識多年，她曾經想問劉擎，以他的智識能力，為什麽要做這個看似“笨笨的”工作。但她後來沒問，“其實每一部年度述評的分量跟撰寫者所下的笨功夫相當，而且這分量在今天越來越重。”
她記得，劉擎跟她說過，其實很想要做回學生。他告訴我，老師、學者、學生，那麽多重身份中，他做得最好、最快樂的，還是學生。哲學家陳嘉映這學期在在華師大開了一門哲學課，講解“感知與理知”，前一天晚上寫《西方思想述評》寫到凌晨，劉擎第二天還是背著黑色雙肩包去了陳嘉映的課上，他坐在第二排，戴上老花鏡，做筆記，下課前陳嘉映問學生們有沒有想問的，劉擎摘下眼鏡，舉了手。
◦ 感謝童世駿老師、吳冠軍老師、光磊老師、孫奕丹同學、張筱琦同學對本文提供的幫助，實習生王雅淇對本文亦有貢獻。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
撰文丨張月 編輯丨糖槭 出品丨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出品人 | 楊瑞春 編輯總監 | 趙涵漠 責編 | 金赫 運營 | 林雙 閆冰玨
版權聲明：騰訊新聞出品內容，未經授權，不得複製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