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達通副總裁肖鋒：只有深圳這塊土地才能誕生一達通

每經記者：劉玲 每經編輯：陳俊傑

“1980年深圳被設立為經濟特區，我就是在那年第一次來到深圳探親。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整個深圳只有老街戲院那邊一個紅綠燈，那時候深圳就是一個小漁村。”一達通聯合創始人、副總裁肖鋒回憶起自己初到深圳時的情形。

從1980年第一次來深圳探親，1987年正式在深圳就業，從事外貿工作；到2007年投資一達通，再到2010年一達通正式整合進入阿里生態圈。肖鋒在深圳外貿行業工作了30余年，他見證了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到大工地，到大工廠，再到大都市的轉變。

肖鋒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深圳特區的40年，也是深圳外貿40年，深圳以外貿興市，只有在深圳這塊土地才能誕生一達通。不僅因為深圳擁有大量的外貿型企業，具備海陸空關口，市場需求大，在這裡誕生的外貿綜合服務最全最及時，還因為深圳市政府對新外貿發展過程中創新的寬容。

一達通聯合創始人、副總裁肖鋒 圖片來源：企業供圖

外貿黃金時代：嗅覺靈敏的人都做老闆了

來深圳探親的7年後，1987年，肖鋒正式來到深圳工作。雖然隻過去7年，深圳的面貌卻發生了許多改變，“之前來深圳的時候只有一個紅綠燈，87年的時候就看到深圳正在建國貿大廈，‘三天一層樓’的建設速度，蛇口那邊也在建，深圳整個是一個大工地”。

肖鋒告訴記者，那個時候已經改革開放9年了，深圳很多東西都比內地要先進一些，工資也大幅超過內地。剛來深圳的他進入了深圳市長虹通訊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虹通訊）做進出口業務，彼時內地的工資每月最多只有80多元，而他在長虹通訊一個月能拿到800多元，幾乎超過內地10倍。

因為在長虹通訊做進出口業務，肖鋒的主要工作就是採購電子元器件。據肖鋒回憶，從電子產品角度來講，當年深圳是沒有任何基礎的，就是電子產品的電阻、電容、集成電路等的市場、製造工廠全部沒有，因為毗鄰香港，所以很多都是從香港進口。

據了解，1978年“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簡稱）的企業貿易形式就在中國大陸出現，此後這類企業在深圳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成為深圳外貿的主力軍。

從1978年到上個世紀90年代都是這樣，中國的中小企業，特別深圳這邊的企業都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很多大企業都在深圳加工，慢慢地鞋子、家具、電子產品等配套材料供應商也來了，在產業鏈不斷完善之時，商機就出現了。

“一旦產業配套搞起來以後，許多人就學會了開工廠。比如說之前認識的一個70後保安員，他當時在一家做矽膠工藝品的港資廠做保安，時常會遇到前來談生意的外國人，後來那個保安就自己成立了一間工廠。”肖鋒回想道，“因為生產也不是什麽高科技，深圳產業配套很齊全了，原材料都可以找到，搞起來之後他有一兩個固定的熟人訂單，就可以維持他的工廠”。

外貿服務應運而生：創立一達通服務中小企業

不過，外貿並沒有想象中那麽好做。在2000年之前，國家對“進出口經營權”的審批非常嚴格，早期進出口經營權要由當時的外經貿部來審批，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才下放到省一級政府來審批，外貿不是誰想做就能做。

肖鋒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當時只有一些大型的外貿集團才有進出口經營權，所以工廠的發貨人需要委託這些進出口代理公司代理出口手續，並且收取貨值1%~5%的代理費。這一制度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才逐步開放，到2004年新《外貿法》才把進出口經營權改為“備案製”。

2001年，中國加入WTO，外貿的門檻大大降低，肖鋒和另一位創始人魏強意識到進出口企業外貿綜合服務的商機來了。經過對當地企業調研，他們發現外貿行業的兩個典型特徵：一是小，90%外貿公司的客戶數量都在十個以下；二是中國的外貿規則複雜繁瑣，通關手續高達上千種，這對小企業來說無疑是個頭疼的問題。

於是，2001年一達通在深圳成立。肖鋒告訴記者，成立之初，一達通就定下了為中小企業提供進出口外包服務的目標，每一個訂單收服務費1000元人民幣，而彼時其他服務企業都是按照買賣交易額抽成收費，遠高於1000元。不僅如此，在2001年一達通獨立開發成功了國內第一個進出口管理系統。

就這樣一直投入，一達通從成立到2007年都處於虧損境地。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海外買家受經濟形式影響訂單變小，國內賣家訂單小而多，外貿越來越難做時，企業開始在物流等服務環節進行“節流”，愈來愈多的企業把原先自己經手的外貿業務交給一達通服務。2008年，一達通一舉扭虧為盈，商家數等於前7年的總和。2010年，一達通正式整合進入阿里生態圈，以一達通為基礎，阿里巴巴國際站構建了全鏈路一站式的跨境供應鏈服務體系，涵蓋全球支付結算金融、數字化關務財稅、數智化物流三大服務體系。

肖鋒感慨，深圳特區40年，也是深圳外貿40年，深圳以外貿興市，只有在深圳這塊土地才能誕生一達通。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