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之前的文章裡，三解已經勾稽了“田租”和“力役”，算是由淺入深，討論了“輕徭薄賦”，為了方便理解，先把秦漢人觀念中，百姓對國家的義務羅列一下，包括“田租稅”、“戍役”、“徭使”和“頭會箕斂”、“訾稅”、“戶賦”等幾個大類：
1，田租稅出自田畝，卻不是單一稅種。
其中包括田租，秦朝約為十稅一、十二稅一，另包括芻槁稅，即以田畝為部門徵收的乾草、秸稈（田芻）和以戶為部門徵收的乾草、秸稈（戶芻），而在官府夠用實物之後，這些秸稈要折算成錢（不是你想怎樣，是規定如此）繳納，所以，芻槁稅的一部分也是“貨幣化稅收”。
2，戍役為無償力役的一種，包含了“更戍”和“外徭”，廣義上也屬於“徭”。上篇文章三解重點討論了“戍役”，即遠地更戍和近地屯戍等“兵役”（秦和漢初實際上並無今天“軍隊”的概念，這兩種戍和“興發”出兵一樣，都是“卒”），以及“徭使”關中鹹陽等義務勞動，其最重要的標識特點就是，役使的對象是“卒”（見湖北荊州松柏西漢墓第47號木牘《南郡卒更簿》）。
而“卒”只是一地已傅男性的稱呼，在西漢的人口資源編制中，“卒”是一個較小範圍的特指概念，如對照《南郡卒更簿》和同墓出土的第53號簡《南郡事複口算簿》的數據可知，南郡各縣的“卒”佔“使大男”的比例為20.8%—59.9%，平均為36.1%。
“卒更”的存在，恰恰對應了“更賦”，也就是30天300錢的一筆“代役錢”。
3，徭使為地方根據需要役使百姓從事的無償勞役，屬於狹義的“徭”。
“使大男”的概念範疇，應為年十五歲以上未免老的所有男性，對應的還有“大女”，年齡段與“使大男”一致，他們是地方一般“徭役”的承擔者，這部分人可以用另一個字標識，即“算”，即符合這個年齡標準的人，要繳納“算賦”，同時承擔對應強度的徭役，也稱“算事”，無論男女。
4，頭會箕斂不是秦漢稅種名稱，而是一種徵收方式，即“人頭稅”。
按照過往的通論，秦的人頭稅應即針對成年人的算賦，根據是《漢書·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條下注釋：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時間、標準、數目、用途，一清二楚，結合《漢書·惠帝紀》中談及的“軍賦”，似乎可以視為定論，進而引申至《史記·秦本紀》記載的：
（秦孝公）十四年，初為賦。（《索隱》引譙周雲：初為軍賦也。）
加上《史記·商君列傳》裡所提及的變法措施：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所以學術界也曾認為此即為西漢算賦的制度淵源，就此認為，秦製當與漢製雷同，均為一人一算120錢。
但是，我們從秦簡、漢簡的情況來看，這種似乎只是一種整齊劃一的制度想象，事實並非如此。且按下不表，下文詳述。
5，訾稅，訾通貲，就是財產稅。
過往學術界的討論中，往往認為貲稅開征自漢武帝，秦代與漢初均無此稅種。
然而，《中國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載的朱德貴、莊小霞所著《嶽麓秦簡所見“訾稅”問題新證》一文，依據《嶽麓書院藏秦簡（叁）》公布的簡牘內容，論證了秦代已然存在這一稅種。
文中指出，秦的"訾稅"徵收大略分為四個步驟：
一是確定徵收對象；
二是規定徵收範圍；
三是以戶為部門，按訾產折價之多寡計征訾稅；
四是設立專門機構，極力追繳拖欠官府的錢財。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中記錄的“識劫案”案卷，則全面展示了“匿訾”案件的審理過程及相應法律規定，而“匿訾”即我們熟悉的藏匿財產不申報，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因為秦朝法律規定家庭財產應自行申報登記。
6，戶賦，最容易理解，即以戶為部門徵收的稅種。
在史書上並沒有這個稅種出現，但是在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出現了“戶賦”之名：
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不繇、使，弗令出戶賦之謂殹。
翻譯一下，就是問，法律概念下的“匿戶”和“敖童弗傅”指什麽？回答：“匿戶”就是隱藏人戶，令其不服廣義的徭役（含徭戍、徭使兩大類），也不命繳納戶賦的人。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才收錄了一條完整的律文：
金布律曰：出戶賦者，自泰庶長以下，十月戶出芻一石十五斤；五月戶出十六錢，其欲出布者，許之。十月戶賦，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戶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守。十月戶賦不入芻而入錢者，入十六錢。 吏先為印斂，毋令典、老挾戶賦錢。
泰庶長就是二十等爵製中的“大庶長”，自其以下，每戶農歷十月份出芻（喂牲口的乾草）1石零15斤，農歷五月出16個半兩錢，有想用布頂替的，允許。
十月的戶賦，十二月初一為繳納時間底線，五月的戶賦，六月十五日為繳納底線，每年送給郡太守，十月戶賦想不出乾草的，也可以換成16個半兩錢繳納。
這些錢物，須有官吏蓋印收儲，不許裡典、裡父老保存。之所以有這條規定，應該與戶賦分為一年兩次繳納有關，其每年最終的接受地是郡守，就必然涉及到集中發運前，收儲的問題，所以禁止基層裡吏保存。
這一稅種，相比前述的負擔要幸運，在漢初的《二年律令》裡也有類似的律文記錄，展示了秦漢制度的延續性，不需要瞎猜了。
二
非常有趣的是，上文提到的第6條“戶賦”和第1條“芻槁稅”，徵收的實物相同，也是已知的秦漢律法延續性最清晰的。
而且，作為當時餵養牛馬的“戰略物資”，芻槁的繳納和收儲是與糧食同等重要的大事，在《漢書·主父偃傳》中談及蒙恬北逐匈奴，特意提到：
使天下飛芻挽粟。
在睡虎地秦簡《倉律》中則明確規定：
入禾稼、芻?，輒為廥籍，上內史。芻?各萬石一積，鹹陽二萬一積，其出入、增積及效如禾。
芻槁與糧食一樣，要造冊上內史，管理制度與糧食完全等同，所以，其繳納在秦和漢初均為軍國大事，制度更是一脈相承。
在睡虎地秦簡《田律》中有這樣的規定：
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
在《二年律令·田律》中則是這樣：
入頃芻稾，頃入芻三石，上郡地惡，頃入二石； 稾皆二石。
兩代的法條，用詞都類似，徵收額也差不多，均為每頃（百畝）繳芻三石，稾二石，只是漢代上郡田地不好，特別規定隻入二石芻。
而秦律則強調了“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翻譯過來就是，按照接受國家授田的畝數，不管你究竟是否實際開墾，都必須繳這麽多，漢律去處了這個，意味著是以實際擁有田畝數徵收。
之所以出現這個區別，一般認為以秦始皇三十一年為界線，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條下《集解》注釋：
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
翻譯一下，即在這一年，秦始皇下令天下黔首自行申報所有土地。
這是一條曾引起廣泛爭議的記錄，有人認為“自實”是自行申報，有人則認為“實”是“自由佔有”，不過隨著秦簡、漢簡的陸續出土，基本可以確認為前者，一般認為這是秦朝承認土地私有製的發端，戰國時代國家普遍授田製的終結。
但是，我們看《裡耶秦簡》中的規定，秦民的“墾草田”並不是隨意的，而是需要提交“爰書”，由田部或鄉部上報縣廷，縣廷批準後，才允許開墾並入田籍，而這份“爰書”中還要寫明所墾“草田”的方位、畝數和用途。
可見，這種“私有製”也實在太“前提”了點，當然，更重要的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洞庭郡遷陵縣，應稅總墾田數為5295畝，戶數為152戶，戶均佔有土地只有34.84畝左右，距離授田的基本門檻還挺遠。
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說是秦始皇不想“授田”，不如說是國家手裡的公田不夠授予，有的地方是開發度太低，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墾荒效率太低，而更多的六國故地，則是人多地狹，無田可授，類似的情況，在唐代均田製實施的過程中也有出現，並不奇怪。
相比千差萬別的土地佔有，戶口，反倒是最容易統計的，所以，戶賦在秦漢兩代也比較確定，上文中我們已經引用了《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記載，下面來看看《二年律令·田律》中的相關規定變化：
卿以下，五月戶出賦十六錢，十月戶出芻一石， 足其縣用，余以入頃芻律入錢。
秦漢兩代戶賦繳納時間都一樣，甚至連五月出的錢數都是16錢，只是十月出的芻，秦朝為一石十五斤，漢朝為一石，折錢也略有不同，秦朝的規定為16錢，而漢朝則規定為“以入頃芻律入錢”，這個律文也在《二年律令·田律》中：
收入芻稾，縣各度一歲用芻稾，足其縣用，其余令頃入五十五錢以當芻稾。芻一石當十五錢， 稾一石當五錢。
翻譯過來就是，縣裡收入乾草秸稈之後，計算夠使用後，多餘部分就不要實物了，改要錢了，每頃折算為55錢，芻一石頂15錢，稾一石頂5錢，還記得田芻的規定嗎，每頃三石、稾二石，正好是55錢。
秦朝的官府文書中芻、稾折錢只有上文中所引的《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金布律》規定的十月當納戶芻一石十五斤，入錢則為十六錢的記載。
萬幸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中“算數書”裡有兩道應用題提到了這一問題：
芻一石十六錢，稾一石六錢，今芻稾各一升，為錢幾可（何）？得曰：五十分錢十一，述（術）曰：芻一升百錢十六，稾一升百分錢。
稾石六錢，一升得百分錢六□，芻石十六錢，一升得百分□。
可見，秦朝的計數，芻一石值十六錢，稾一石值六錢。
咱們整理整理這些數字，假設1戶有田100畝（1頃），則在秦朝的戶賦數目為：
田芻：16*3+6*2（3石芻+2石稾）=60錢
戶芻：16+16（16錢+1石15斤芻）=32錢
另據《裡耶秦簡》，秦始皇三十五年五月、六月均見以“繭六兩”繳納戶賦的情況，即可以“繭六兩”抵五月一次的戶賦。
在漢朝的戶賦數目為：
田芻：55錢（或3石芻+2石稾）
戶芻：16+15（16錢+1石芻）=31錢
則秦朝該戶總芻槁負擔為92錢，漢朝為86錢，減少了6錢，減幅為6.52%。
秦到漢，芻槁、戶賦明顯在減負，不過更大的變化來自於徵收範圍，《二年律令》中寫得很清楚，“卿以下”需出戶賦，而秦律則為“泰庶長”以下，這兩個坎兒都是軍功爵位，漢代的卿爵包括從“左庶長”（含）至“大庶長”（含）之間的爵位，以下，則為“五大夫”。
也就是從秦到漢，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這八等爵的人都不再需要繳納戶賦了。
不僅如此，《二年律令·戶律》還規定：
卿以上所自田戶田，不租，不出頃芻槀。
我們要回憶一下《漢書·高帝紀》中收錄的《高帝五年詔》，其中說道：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翻譯下，高帝五年在劉邦軍中的所有軍吏卒，最低都授爵“大夫”，而此後的10年間，高帝十二年、惠帝元年、惠帝五年、高後元年，大漢朝4次賜爵“戶一級”，這段時間戶主沒變的情況下，劉邦軍中哪怕是普通士兵的爵位最差也已經是“五大夫”，距離卿爵一步之遙。
這也就意味著“田芻（頃芻槁）”和“戶賦”，從秦朝時候的幾乎“全民稅種”（秦的大庶長以上爵沒多少人）變成了一個“選擇性征稅的稅種”，坑的就是貧民，大漢朝的既得利益階層用不著受這個。
當然，對照鳳凰山10號墓中的稅賦账目，到了該墓斷限的漢景帝三年，基層征稅已經沒有了戶賦的名目，或許已經隨著《田租稅律》一起被漢文帝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了吧。
三
說完了容易理解的，就要進入“深水區”了。
這個“深水區”其實很搞笑，恰恰是存世文獻最多的部分，即算賦，也就是人頭稅——頭會箕斂，在史書中，算賦也會寫為“軍賦”。
上文中我們已經列出了這一稅種的史書記載，在長達2000年的秦漢賦稅史研究中，這幾句話曾經是一切討論的基石。
然而，隨著眾多秦簡、漢簡的出土，原本整齊劃一的定論逐漸碎裂，完全不能自圓其說了。
一條正好可以承接上面戶賦話題與算賦問題的史料是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的一條法律名詞解釋：
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不繇、使，弗令出戶賦之謂殹。
這條法律解釋展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即，法定戶籍人口的義務，隻提及了“徭”、“使”和“出戶賦”，在史書中言之鑿鑿的每人每算120錢的算賦，並不在秦律述及之列。
結合在《漢書·惠帝紀》中有這樣的詔書記載：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甞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一個對於六百石以上官吏家庭都不予優免的基礎性“稅種”，為什麽在秦律和漢律中都沒有見到明確的徵收規定和稅額、稅率？
實際上，這個問題可以拆成兩個，即：
1，秦朝到底有沒有漢代意義上的“算賦”，哪怕不是一樣的名字，比如部分前輩學者認為的“口賦”、“口錢”、“算錢”？
2，漢代意義上的“算賦”，到底是不是一直按照每人每算120錢的稅額徵收？
解答了這兩個問題，也就解釋了上述記載的矛盾。
首先我們來討論第一個問題。
學界一般認可秦代存在漢代意義上的“算賦”的根據是兩條史料：
其一，《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複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其二，《漢書·晁錯傳》：
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複，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
“筭”字通“算”，“十妻不筭”和“一筭之複”被前輩學人視為秦行“算賦”的證據，但是，臧知非教授在《“算賦”生成與漢代徭役貨幣化》（刊於《歷史研究》雜誌2017年第4期）一文中，詳細討論了這兩條材料，指出這裡的“算”，應不特指算賦，而是秦漢行政中的一種統計行為。
如《後漢書·皇后紀》記載漢有“八月算人”之製：
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后宮，擇視可否，乃用登禦。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
這整個過程，已經深入“鄉”中，明顯是挑人，而與征稅無關，不過這還屬於孤證，所以，臧教授引述了《二年律令·戶律》中律條：
恆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籍，副臧 （藏）其廷。
翻譯過來就是每年八月，由鄉部主官嗇夫與縣吏、令史一同登記、修訂戶籍，一式兩份，一份存鄉，一份存縣。根據律文，他們修訂的戶籍包括五個子表，即：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
換言之，所謂“八月算人”，與女孩子直接相關的就是“年細籍”，即各鄉“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的“良家童女”，於該月進行年齡登記，正好一並挑選了。
事實上，秦漢文書中“算”的對象非常多，除了“算賦”之外，還有“算車船”、“算貲”、“算人”、“算緡”等等，並不是見到“算”字，就代表120錢的“算賦”。
當我們辨別了這兩條史料，並確定了認識基礎之後，就可以非常痛苦地理解，為什麽秦律中提到“匿戶”，隻提及了“徭”、“使”和“戶賦”，而完全不涉及“算賦”或“軍賦”、“口賦”。
因為在秦的法律意義上，並不存在“算賦”這一“稅種”。
不存在，自然也就找不到。
這個結論，也與《漢書·高帝紀》中所說的相吻合：
（四年）八月，初為筭賦。
初，恰恰說明是剛剛開始，之前所無。
上文中所提及的臧知非教授論文中並不這麽認為，他指出，漢高帝此時正處於與項羽決戰的前夕，應該忙著招來人口、兵源，而非著急開征“算賦”，否則只能加速民眾的逃亡，所以，並非立即開征，而是進行戶口登記、統計和核實。
三解認為，這裡面說對了一半，即算賦徵收確實與新的戶口登記、編訂有直接關係，但決不能就此認為當時就沒有徵收“算賦”，這恰恰是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舊論所困，事實上，漢政權此時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正是重新恢復秦製統治，並通過貨幣化或勞役化調動力量，對項羽最後一擊的時刻，關津、邑裡的防範機制重建後，編戶民反倒會被固定在漢政權的統治下。
一個最直接的旁證就是，“初為算賦”緊跟著的記載就是：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假設漢王國此時還未建立起有效的編戶民組織，通過“興徭”令郡縣百姓“傳送”棺木，這條命令完全就是具文，而“四方歸心”的結果也表明，這一命令被有效地執行，也就意味著漢王國至少已經恢復了故秦的郡縣管理秩序。
在這個大前提下，“民”已經沒什麽別的選擇，只能為他所“用”，被他隨意擺弄了。
四
真正與“算”的登記、統計概念相關的，其實是對“徭使”的身份和與之對應的貨幣化義務、勞役化義務的重新確認。
一定有人感到疑惑，運輸棺材難道還和徵人頭稅有什麽關係？
在今天的稅收邏輯上，當然一點關係都沒有，可在2200年前的西漢初年，這倆問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常識。
比如秦朝的《徭律》規定，詳見於《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繇（徭）律曰：發繇（徭），興有爵以下到人弟子、複子，必先請屬所執法，郡各請其守，皆言所為及用積徒數，勿敢擅興，及毋敢擅使敖童、私屬、弩（奴）及不從車牛，凡免老及敖童未傅者，縣勿敢使。即載粟，乃發敖童年十五歲以上、史子未傅先學學室，令與粟事。敖童當行粟而寡子獨與老父老母，居老如免老，若獨與癃病母居者，皆勿行。
敖童，舊時學術界根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有限資訊，往往解為地位特殊的奴仆，而隨著秦簡的認識深入，這個詞匯應解為“成童”或“大童”，即17歲以下具備勞動能力的青少年，之所以不稱“大童”，是因為秦律中“大”、“小”的標準是以身高區分的。
哪怕是這個“秦人17歲傅籍成年”的說法，其實也只是以雲夢秦簡《編年記》主人喜的年齡反推得知，秦律並無漢律中明確的“傅籍”年齡規定，故學界有觀點認為秦人“傅”的標準主要看身高。
詳細標準見《秦律十八種·倉律》：
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
男官奴身高6.5尺（約1.5米）以下，女官奴6.2尺（約1.43米）以下，都算“小”，反之則為“大”，不過無論男女，只要身高達到5.2尺（約1.2米）就必須乾活。當然，由於身高、年齡標準不同，秦律規定的“作”的勞動強度也不同。
同樣的標準，也適用於平民，並將身高推而廣之到“行為能力”判定上，見《法律答問》：
案例一：甲盜牛，盜牛時高六尺，系一歲，複丈，高六尺七寸，問甲何論？當完城旦。
案例二：甲小未盈六尺，有馬一匹自牧之，今馬為人敗，食人稼一石，問當論不當？不當論及償稼。
案例一是有個“甲”偷牛，作案時身高6尺，關押1年後再量，高6.7尺，問該當何罪？答，應完為城旦。
案例二是有個“甲”身高不到6尺，有一匹自己牧養的馬，被人驚嚇逃走，吃掉了別人的一石莊稼，問該不該論罪？答，不應該論罪，且不必賠償莊稼。
從上述史料可知，秦人男性身高6.5尺就算“小”，6.7尺則為“大”，所以張金光教授推測秦人男性的“傅籍”標準應為身高滿6.6尺，可備一說。
不過無論如何，秦人的賦役身份屬於“身高”、“年齡”混合標準，則是無疑的。
具體來說，即黔首分“小”、“大”、“老”三個類別，其中，小分又小男、小女，大分大男、大女，老分睆老、免老。
“老”的標準是年齡自無疑義，在“小”的中間，又以5.2尺（約1.2米）為界限，分為“作者”和“未能作”，再往下則以年齡定為“嬰兒”。
在《秦律十八種·倉律》中對於刑徒的廩食供給，提供了細致的詮釋：
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鬥半鬥；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嬰兒之毋（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
隸臣為男奴，隸妾為女奴，城旦為男刑徒，舂為女刑徒，所以加了“小”字，即代表著“小男”、“小女”，而“未能作者”則不分男女，其實這也是秦漢律的通例，往往提到“子”，今天我們以為是男子，其實如果律文未特別強調性別，則同時包括子和女。
在這一點上，是沒什麽女權主義、性別照顧可言的。
正是由於這種統一，所以，秦朝的“大男”基本等於“已傅者”，即承擔“徭戍”，又要服興發範圍更大的“徭使”，而“大女”則主要供“徭使”，而不擔前者，這種大而化之的分工，在《漢書·嚴安傳》中追述秦朝統治時，總結得很到位：
丁男披甲，丁女轉輸。
丁男披甲的負擔，三解在《2000年的“善政”童話：漢初休養生息的真相》一文中已經做了詳盡的考證，下面就得說說從丁女轉輸到“算賦”的演變過程。
上文中所引《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的《徭律》條文顯示，秦朝絕對禁止“徭使”敖童未傅和免老，也就意味著這兩個身份中間的群體，都是“興徭”可以“使”的，具體來說，即大男、大女和睆老（臨近免老年齡者，自然包括男女，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顯示，有女性59歲仍被戶籍記錄為大女）。
但是，在特殊情況下，比如運糧食，可以發“敖童年十五歲以上、史子未傅先學學室”者，也就是說，15歲雖然未成年，但是在秦律邏輯下，也是個特殊的年齡節點，超過它，是可以“使”的。
比如《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
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當然，“長平之戰”是秦國絕對的特殊時期，不過，這也表明，除了身高之外，秦律中一樣存在年齡與“徭使”之間的對應關係，如果將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年齡標識更多，比如《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記載：
其小年未盈十四歲者，槫作事之，如隸臣妾然。
道徼中蠻夷來誘者，黥為城旦舂。其從誘者，年自十四歲以上耐為隸臣妾，奴婢黥（顏）頯，畀其主。
行書律曰：毋敢令年未盈十四歲者行縣官恆書，不從令者，貲一甲。
行書律曰：有令女子、小童行製書者，貲二甲。
這裡的年齡斷限就降到了14歲，至於其他的簡文，還有涉及其他年齡“坎兒”的，這也就說明，在秦朝，年齡斷限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而是依據不同業務的行政和司法慣例而統合而成的。
而漢高帝的“初為算賦”，恰恰完成了這一步。
五
《二年律令·金布律》規定：
諸內作縣官及徒隸，大男，冬稟布袍表裡七丈、絡絮四斤，絝（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絝（袴）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稟褝，各半其丈數，而勿稟絝（袴）。夏以四月盡六月，冬以九月盡十一月稟之。布皆八稯、七稯。以裘皮絝（袴）當袍絝（袴），可。
這是在給在官府服役的徒隸發放衣物的制度標準，其中涉及了：
大男、大女、使小男、使小女、未使小男、未使小女。
分類與秦朝的類似，但是內涵卻完全不同，根據《居延漢簡》的戶籍研究結論，西漢的上述身份已經用年齡嚴格斷限，即：
大男、大女，15歲以上；
使小男、使小女，7—14歲；
未使小男、未使小女，7歲以下。
比較毀三觀的就是，7歲，已經可以“使”了！
這是一個與“傅籍”完全不同的系統，因為《二年律令·傅律》中詳細規定：
當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烏者，以為罷*（癃）。
不更以下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歲，皆傅之。
罷癃是殘疾，履行全部義務，有這麽一個身高的規定，這也是《二年律令》中唯一可見的身高規定，“傅”的標準，全部按照爵位等級進行年齡規定，最低的也是20歲“傅”。
也就是說，在《二年律令》的時代，也就是漢高帝、惠帝、呂後統治的時代，漢王朝的“徭戍”身份和“徭使”身份，走向了同一標尺下的兩套系統。
結合上文中所述及的秦製概況，可以理解為這也是秦製基礎上的發展與變化， 而其變化的原因，極有可能是“為政之道”的變化，在秦人的《為吏之道》中，“度稼得租”這種實地勘察和細節控制是被頌揚的美德。
而《史記》中西漢人司馬遷對惠帝、呂後時代的讚揚卻包含著“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漢初人賈誼對“士風”的批判，也包含了對公卿隻關心行政程式和公文規範的不滿，這都說明，漢初的政治風氣與秦朝並不相同。
漢初“重文書”自然會對年齡這種穩定的數字有偏愛，而非身高這種本身不穩定，且需反覆現場核查的數據。
而“算賦”徵收與“徭使”之間的關係，即漢簡中屢屢出現的“事算”或“算事”之間最直觀得共同點，就是年齡段。
如，上文所引如淳注釋《漢書·高帝紀》：
《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另見《漢書·昭帝紀》“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條下，如淳曰：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漢儀注》成書於東漢初年，主要來源為西漢律法制度，則我們可知，至少到西漢末年，15歲—56歲的百姓需要出120錢的“算賦”，7—14歲的百姓則要出23錢的“口賦”。
在許慎《說文》中引《漢律》稱：
民不徭，貲錢二十二（段玉裁勘誤為二十三）。
即說明，當時14歲（含）以下民不必“徭使”，這也可作為賦錢與徭使之間關係的旁證。
當然，200年後的制度記載，代表不了200年前的事實。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早在漢高帝四年，已經以15歲為斷限“算人”，卻完全可以確認他的子孫們確確實實將這個制度體系“掰”到了這個方向，即造就了制度的結果。
那麽，在有更新的、更有說服力的材料出土之前，我們完全可以合理猜測，在漢高帝四年已經施行了這個以15歲為斷限的體系，畢竟這種年齡分段的制度架構，如無太大的必要，並不需要像稅額、稅率一樣頻繁修改。
而且，這個體系無論從行政便利的角度，還是擴大人力資源範圍的角度，對於正在準備與項羽決戰的劉邦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與漢軍“運棺材”直接相關的“徭使”類目“傳送委輸”在秦漢之際的變遷，無疑更能解釋漢高帝“初為算賦”的制度邏輯。
在《二年律令·徭律》中有一條關於傳送委輸的規定：
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由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裡，空車七十裡，徒行八十裡。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繇(徭)使。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
發傳送、事委輸，就是為官府運東西，前者輕些，比如文書投遞，後者重些，比如糧食、兵甲，這段律文說的就是，從事這項義務勞動，如果官方的車輛、牛不夠，命令大夫爵以下的百姓有資產者，按照財產出車、牛，沒錢的百姓則出飼料、載具等等。
並重點說明，吏與宦皇帝者不用乾這個義務勞動。
對於“吏”，大家能理解，宦皇帝者，閻步克教授有精當的解釋，即中大夫、中郎、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禦驂乘、太子舍人等皇帝“侍臣”，這些職位漢初無“秩”，也就是編制外，後來陸續才通過“比吏食俸”增加了“比***石”的“比秩”系統。可見，這部分免役者，都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官”，但在當時確實屬於兩個法律概念，也可見漢代制度之精細。
而“事委輸”又有明確的行程要求，重車重負每天走50裡，空車走70裡，徒步行進80裡，屬於典型的“重體力活兒”，所以優免對象為，免老者（黔首66歲以上），小未傅者（有人斷句為小、未傅者，均為未成年，西漢不更以下20歲傅，隨爵位提升而延後），女子及所有國家特許免徭使人群（有除者）。
不過有個例外，就是著急運糧食，可以興發公大夫爵位以下家庭的兒子中年滿15虛歲而沒有傅籍的。
通過這條律文，我們完全可以確認的是，西漢法律規定的發徭人群，包括15歲以上的未傅人群，也就是說，在“傅”這個年齡斷限並不決定傳送委輸的參與範圍，15歲，才是徭使的一個重要節點。
看完了漢初的規定，再《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同類的律條：
繇（徭）律曰：委輸傳送，重車負日行六十裡，空車八十裡，徒行百裡。其有□□□□而□傅於計，令徒善攻間車。食牛，牛訾（胔），將牛者不得券繇（徭）。盡興隸臣妾、司寇、居貲贖責（債），縣官□之□傳輸之，其急事，不可留殹（也）。乃為興繇（徭）。
這段律文與《裡耶秦簡》中洞庭郡傳送甲兵公文中引述的“秦令”完全一致：
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
在秦朝，傳送委輸，優先使用各類官奴、刑徒、債務奴，除非是間不容發的緊急事件，才對普通百姓興徭，如果到了這個“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興徭的對象，只有“免老”和“敖童未傅”這兩個群體是絕對禁止的，哪怕是“委輸”重車這樣的苦役，一樣會興發“大女”、“免老”，相對而言，漢初對於“委輸”重車的優免，就要多得多。
再來看秦、漢“徭使”中重要的一項，“為邑中之功”，《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的記載是：
繇（徭）律曰：補繕邑院、除田道橋、穿汲池、漸（塹）奴苑，皆縣黔首利殹（也），自不更以下及都官及諸除有為殹（也），及八更，其皖老而皆不直（值）更者，皆為之，冗宦及冗官者，勿與。除郵道、橋、鴕道，行外者，令從戶□□徒為之，勿以為繇（徭）。
《二年律令·徭律》中的記載則是：
補繕邑□，除道橋，穿波（陂）池，治溝渠，塹奴苑；自公大夫以下，勿以為繇（徭）。市垣道橋，命市人不敬者為之。
同樣的勞作對象，漢初比秦朝提升了參與的爵位標準，由不更以下拉到了公大夫以下，比較有意思的是“勿以為繇（徭）”四個字，即作為公共事務，上述勞作不屬於官府計算征發的“興徭”範圍，但是也是百姓的義務……當然也需被政府統一記錄管理。
非要評判一下哪個時代的“徭使”負擔更重，還真的很難權衡，但我們可以就此理解漢高帝為什麽要“多此一舉”進行賦役制度改造了。
歸根結底就是新興的漢王朝面臨著沒有刑徒，奴隸太少的問題，該怎麽辦才好？
各種需要人力的活兒還放在那裡，政府總需要找人來乾，要麽出人，要麽出錢，“算賦”由此應運而生。
六
在經過漫長的鋪墊之後，我們終於要回答文章最初提出的問題：
漢代意義上的“算賦”，到底是不是一直按照每人每算120錢的稅額徵收？
在1973年出土的鳳凰山10號墓中出土的漢簡，斷代為漢文帝晚期至漢景帝四年的簡牘，其中包含了墓主人作為征稅經手人保留下的系列账簿，其中的4號、5號木牘記錄了墓主人所在的西鄉所轄市陽、當利、鄭裡等三個裡的“算簿”：
市陽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卅五錢三千九百廿正偃付西鄉偃佐纏吏奉 受正□二百卌八
市陽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十錢千一百廿正偃付西鄉佐賜口錢
市陽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八錢八百九十六正偃付西鄉偃佐纏傳送
市陽三月百九筭筭九錢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市陽三月百九筭筭廿六錢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市陽三月百九筭筭八錢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市陽四月百九筭筭廿六錢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市陽四月百九筭筭八錢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市陽四月百九筭筭九錢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市陽四月百九筭筭九錢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鄉偃佐賜
四月五千六百六十八
市陽五月百九筭筭九錢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鄉佐（人名，上奮下心）
市陽五月百九筭筭廿六錢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鄉佐（人名，上奮下心）
市陽五月百九筭筭八錢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鄉佐偃（人名，上奮下心）
五月四千六百八十七
市陽六月百廿筭筭卅六錢四千三百廿付□得奴
鄭裡二月七十二筭筭卅五錢二千五百廿正偃付西鄉偃佐纏吏奉
鄭裡二月七十二筭筭八錢五百七十六正偃付西鄉佐佐纏傳送
鄭裡二月七十二筭筭十錢七百廿正偃付西鄉佐賜口錢
當利正月定筭百一十五
正月筭卌二給轉費
正月筭十四吏奉
正月筭十三吏奉
正月筭□傳送部
正月筭□□□□
當利二月定筭百
二月筭十四吏奉
二月筭十三吏奉
二月筭廿□□□繕兵
三月筭十四吏奉
三月筭十三吏奉
三月筭六傳送
簡單統計下：
市陽裡2月至6月共收錢14次，每算合計收227錢；
鄭裡2月收錢3次，每算合計收53錢；
當利裡1月至3月收錢11次，每算合計收149錢；
算錢用於“吏奉”，即“吏俸”、官吏工資，8次；“口錢”2次；“傳送”4次；“轉費”1次；“繕兵”，即製造、修理兵器，1次；用途不明12次。
這裡的“算”，可謂讓學術界傷透了腦筋，僅僅5個月的時間，就收了227錢，這個數字與“每人每算120錢”，無論如何也對不上號。
更恐怖的是，上述三個裡的收“算錢”的次數，完全沒有時間規律可循，一點都不像衛巨集、如淳等人描述的那樣整齊劃一。
所以，對這一問題的解讀，出現了全年“算賦”120錢、400錢、227錢的諸多派別觀點，可謂莫衷一是。
其實，有個聲音並不大的觀點，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最合理的解釋，那就是：
漢初算賦無定額。
這個說法看似無厘頭，卻有《史記·平準書》的文獻佐證：
孝惠、高後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量和度，都說明了預算支出的概念，以賦於民，則代表著此時的漢朝公共財政采取的是“量出為入”的財政理念。
那麽，上述三裡的“算錢”交付“吏奉”8次，也就可以解釋了，這種方式在《居延漢簡》中也有體現，當然，這也與西漢制度成熟後，算賦的基本用途相合，見《太平禦覽》卷六二七引桓譚《新論》：
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余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
賦斂即算賦、口賦（漢武帝之後），一年收入40億，其中一半用於吏俸。
除此之外，上述三裡的“算錢”的用途包括“口錢”，且為每“算”所出，說明與向“小男、女”徵收的口賦並非同一稅種。
因為該墓中出土的《鄭裡廩簿》還記錄了“鄭裡”（名為鄭的裡）內百姓戶口、田畝與貸糧的情況，其基本格式為：
戶人擊牛，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畝，貸一石二鬥。
另有一份與服役相關的簡牘：
鄧得二任甲二宋則二野人四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野人女惠
寄三□一□一張母三夏幸一 遣一男一女 男毋邛女□□
□□一姚□三□□三□三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孝女掾
晨一說一不害二□□三□三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女辯
?□四倀伯三翁□一楊□二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慶女□
□期三黑一婢一宋上一 二除二 凡十算遣一男一女 男□期女方
□涓二□多一毋寇三壯□四 凡十算 遣一男一女 男□女□
……二□則一 遣一男一女 男……
基本格式很清晰，就是“凡十算遣一男一女”，對照《鄭裡廩簿》可知，“一算”即等於“一能田”，顧名思義也就是能夠種地的人，或即為漢律中所說的“使大男”、“大女”。
也就是說，“算”實際上是一個賦、徭的身份概念，而不是等於120錢，更不可能包含不夠服役的“使小男”、“使小女”，而他們才是繳納口賦的角色。
那麽，口錢就是一個獨立的概念，並應於“算賦”相關，那麽，符合條件的，要麽是“戶賦”，要麽就是“頭會箕斂”，兩者都曾出現在文獻之中，而前者我們已經根據簡牘律令考證過額度和繳納方式，完全不同。
則只剩下“頭會箕斂”了，其記載有二。
《淮南子·泛論訓》：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
《史記·張耳陳余列傳》：
頭會箕斂，以供軍費。
一個東西，兩個去處，不正是上面“算錢”的寫照嗎？
細分一下，傳送、轉費、繕兵，前兩個都屬於“徭使”的內容，後一個則是“治庫兵車馬”的內容，但是歸結起來，全部都是“軍費”。
而在《漢儀注》的記錄中，“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這段記載是可以拆解的。
口賦錢中的20錢“以食天子”，武帝另加3錢補車騎馬，也就意味著漢武帝之前已有口賦錢，但在鳳凰山漢墓斷限的漢景帝三年，明顯三裡沒有對“使小男”、“使小女”征賦，那麽，是不是口賦錢的名字早已存在，但實際所指與《漢儀注》的時代並不相同呢？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董仲舒譴責秦朝說：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此處口賦當然不可能是“民七歲到十四歲”出的，秦朝還沒這麽細分稅源人口，再結合上文中《淮南子》的說法，“輸於少府”，就是進入天子私庫，正好與“以食天子”相合，可見，口錢才是淵遠流長，自秦至漢，只是到了漢武帝之後，被敲定了徵收群體。
七
結合上文中的“十算遣一男一女”，與“算錢”的種種“徭使”用途，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徭使”派發，已經不可能是秦律中規定的“以次發”，也就是編名冊排隊了，而應該是以小部分勞力+大部分貨幣化的方式來解決頻繁而來的“興徭”。
正是由於漢初刑徒、官奴婢的減少，乃至於漢文帝初年徹底放免官奴婢，造成了縣道常規“徭使”的“平民化”。
在《二年律令》編訂的時代，“算事”的出現，是為了彌補秦律系統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刑徒、官奴婢勞動的缺失，不得不對勞動力進行更細致的身份劃分，以備國家使用。
然而，“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的隨意性實在太大，在有刑徒、奴隸國有經濟保底的情況下，秦朝尚且面臨百姓怨聲載道的反對，漢朝初年平攤到平民百姓頭上絕不輕鬆。
《漢書·賈捐之傳》中寫道：
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此處的民賦40錢，對照上面三裡的“算錢”，實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議，或許是文帝朝特別節製，而剛剛進入景帝朝，即開始“多事”？這些問題，現在很難解答，只能留待更多的資料出土了。
只看《鄭裡廩簿》中為我們展示的漢景帝初年的王朝底層民眾生活，就已經令人齒冷了。
該簿中涉及民戶共25戶，田數相加為617畝，每戶平均田畝數為24.68畝，還不到《二年律令·戶律》中規定的司寇、隱官授田數的一半。
按照《漢書·食貨志》中晁錯所說的“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的說法，則當時畝產約為1畝1石左右，另見楊際平教授計算，西漢東海郡畝產約1漢石。
則，上述鄭裡總畝產為617石，每戶平均收獲24.68石，扣除借貸種子1畝1鬥，則為22.212石。
《史記·律書》中記載文帝時，“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
假設為1石10余錢，哪怕是19，具體到戶人擊牛家，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畝，比平均佔有量還少，卻有2算的義務。
12畝*1石=（12石-1.2石）*19錢=205.2錢，鄭裡2月份每算交53錢*2算=106錢。
205.2-106=99.2錢。
看著還有點口糧是吧？但是账不能這麽算，還要扣除三十稅一的田租，再扣掉芻槁稅，即田芻，再扣除戶芻，再扣掉1個丁男的更賦（三年一事，即300錢/3，每年需預留100錢）。
這麽算完，擊牛家確實已經不用吃飯了，因為已經全餓死了。
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上述三個裡的“算數”是一個資金池，而非分別徵收，在“量出為入”的同時還有“衡量貧富”的思路，所以隻徵收了鄭裡每算53錢的賦斂，從而給鄭裡居民一條活路，即整個財政年度，只有2月份的“算錢”一次，那麽，鄭裡的居民還有可能苟延殘喘，否則，這部分居民絕無生理。
而這，還是“文景之治”的仁政之下，試問，類似這樣的貧窮自耕農，若在更加苛酷的環境下，又該如何存活？
與窮人完全相反，在漢初的幾十年間，富人的生活很閑適，唯一一項明確與財產相關的特別稅收，就是“訾稅”，而這一稅種雖然在秦朝即已存在，並要求百姓“自佔”財產，也就是自行申報財產，並對“匿貲”有比較重的懲罰，但是具體的稅額，我們並不清楚。
《漢書·景帝紀》中“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條下引服虔注釋：
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
也就是說，每10000錢的資產繳127錢的訾稅，稅率為1.27%，比漢武帝算緡時所定的財產稅率低一些，整體來說，負擔極輕，不過既然漢初以“訾算得官”，訾稅自然不會免除，不過富戶只要滿足基本條件就好，其余的財產當然是能藏則藏，能匿則匿。
而漢文帝廢除“連坐之法”的舉措，也讓漢初的這些富戶們的藏匿有了雙保險，直到算緡令下，“告緡”的複古邪招重出江湖，才讓天下的富戶們領教了“雄才大略”的威力，只是此時醒悟已經晚了。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當我們聚焦漢朝初年，就會發現，上述的一切“賦斂”、“徭使”和“賦稅”，在漢初從未“主動減輕”哪怕一點半點，即便是在“文景之治”當中，簡牘中的資訊仍然讓人心涼。
當然，有人說，那是因為面臨七國之亂的突發情況，但是，隨意性、突發性的賦斂、徭使本身對於貧困的自耕農而言，本身就是毀滅性的打擊，如果貧民百姓需要祈禱“不出事兒”才能活下去，那麽這樣的“某某之治”、“某某盛世”實在是不要也罷！
八
在文章的最後，還是為文帝的“仁德”找找亮點吧。
據《漢書·高帝紀》：
（漢高帝十一年）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即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這個“獻費”並不包含在“算賦”中，只是徵收方式類似，都是計口徵收，每人每年繳納63錢，分別由諸侯王、列侯、漢郡徵收之後，獻給皇帝。
《漢書·文帝紀》則記載：
（漢文帝元年）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
自此之後，再無獻費之名，等於漢文帝廢除了自漢興以來的獻費負擔，一登基就施行了善政。
這個“善政”絕非小手筆，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這是說分封的列侯封君，每年每戶出錢200奉養之，而漢高帝十一年定“獻費”數，以口數計，若用鄭裡擊牛家的情況來算，4口人就是252錢，比交給封君的租稅還多，一戶人的總負擔達到了452錢，25畝地的收成全用來交稅都不夠。
咱們知道，秦朝是沒有“獻費”這個名目的，也就是說，這個1口人收的錢比1戶戶賦還多的稅種，是漢高帝劉邦的創造，還是“普惠”於天下各漢郡縣、諸侯王、列侯的地盤的，也就是普天之下的百姓都得交……
這要是算“薄賦”，真就見了鬼了！
而漢文帝的“善舉”，讓漢郡確實去除了這個負擔，諸侯王和列侯，卻在文帝朝背上了另一個包袱——酎金。
《後漢書·禮儀志》“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條下，注釋：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
漢律《金布令》曰：皇帝宅宿，親率群臣承祠宗廟，群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
換句話說，在文帝之前沒有酎金的名目，屬於新增項目，針對的則是“諸侯、列侯”，並明確規定了1000口奉金四兩，並交給少府，也就是皇帝私庫。
那麽，四兩黃金相當於多少錢？是比之前的獻費高還是低？
《漢書·食貨志》記載：
黃金重一斤，直錢萬。
一斤為十六兩，則四兩黃金為2500錢，1口需交2.5錢，遠比獻費的1口63錢來得低，但是，這是專屬於諸侯王和列侯的負擔，先廢一製，再立一製，也是一重約束，最重要的是，“獻費”因其為普遍負擔，歸民怨於皇帝，而酎金並非定製，又有“孝心”的名義在，自然歸民怨於領主。
當然，估計漢文帝也沒想到，日後在自己孫子漢武帝的手裡，成群的列侯竟因酎金成色、重量有問題的罪名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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