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高校“西學東漸”，中西部高校的無奈與衝動

“西學東漸”：

中西部高校的東部突圍

本刊記者/霍思伊

發於2020.10.5總第967期《中國新聞周刊》

2020年4月，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動工；與之一路之隔的是西北工業大學太倉校區，已經於去年8月動工，一期預計在2021年9月投用。

位於成都的電子科技大學在今年1月和7月分別簽署了共建電子科技大學長三角研究院（衢州）協議和長三角研究院（湖州）協議，其深圳高等研究院的首批研究生在今年9月開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簡稱西電）則在2020年2月底與廣州市政府舉行了簽約儀式，5月5日發布招生簡章、5月28日校區破土動工、9月就開始首批招生，比太倉還要動作迅速。

實際上，西電是西部“東進”最早動作也最頻繁的高校，先後在深圳、寧波、昆山、蕪湖和青島建立了研究院，再加上今年剛建成的廣州研究院，在東部的布點已達到6個。其中，除2000年的深圳研究院和2013年的昆山研究院以外，其他四個研究院均在近三年內建成。

一直想“東進”但屢屢受挫的蘭州大學，在2018年撤銷南通基地後，今年想要打開新局面。5月8日，蘭大發布通知，在校內公開招聘深圳和上海研究院負責人，對外釋放出明確信號。

高校異地辦學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並非新鮮事，但這一輪的異地辦學有一個鮮明特點：中西部“985高校”幾乎全部開始在東部布點，且不止一個。在西部7所“985高校”中，西北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蘭州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全部在近兩年內有明確的動作。

“西學東漸”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增長極”的溢出效應

第一輪異地辦學潮流發生於2000年之初，時代背景是1999年的大學擴招。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薑朝暉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當時，中國尚處於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從上到下都在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因此，邁入21世紀後，各地的大學城蓬勃發展，在這其中，多所985高校集體南下深圳成為最集中的體現。

從2011年起，以去青島為代表開始了第二輪異地辦學潮。截至2017年底，青島已經引進了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21所高校，還有4所中外合辦大學。

青島的“大躍進”有其經濟實力支撐，在2016年，青島GDP排名就已居山東省第一名、全國第12位，在全國12個生產總值逾兆元的城市裡，是除北京以外唯一的北方城市。

在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楊東平看來，深圳與青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兩個重要的經濟新增長點，也是對外經濟聯繫最活躍的地方。而《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現，最新一輪的中西部高校異地辦學則與此前有所不同，雖然它們辦學的地點仍以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為主，但因深圳和上海的土地已被早先進入的其他高校佔據，較難進入，只能在其周邊尋找機會，比如江蘇的蘇州和太倉、浙江省的湖州或衢州等。在這個背景下，高校和政府之間合作的邏輯也有所變化。

西北工業大學選擇太倉，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是離上海最近的城市。從太倉開車去虹橋機場，只需半小時。今年7月，太倉告別“無高鐵時代”，首次開通的滬蘇通鐵路9個車站，有三個都放在了太倉。作為一個縣級市，太倉一下子有了三個高鐵站。而西工大太倉校區和西交利物浦大學太倉校區所在的科教新城，就位於上海、昆山和太倉三城交匯的中心地帶，區位優勢非常明顯。

太倉的產業布局始終是以上海為核心，為上海的產業做支撐。最初鄉辦企業的技術就來自上海老國企，90年代浦東大開發，外資和新的技術進入上海後，再次溢出到太倉。眼下，上海給自己的定位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當地產業繼續升級，太倉也隨之提升，聚焦於智能製造、生物醫藥、新材料和物貿+總部經濟，正在培育的產業還有半導體、人工智能、航空等。

這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航空產業，太倉在這個領域有一系列布局。2018年10月，太倉市政府與中國商飛民用飛機試飛中心、西工大太倉長三角研究院簽訂政校企人才全域合作協議。同時，太倉市人才辦與上海衛星工程研究所、西工大太倉長三角研究院簽訂三方人才合作項目。2019年8月，太倉市發布《太倉市航空產業發展規劃》，同一天，西北工業大學太倉校區一期開工建設。

西工大太倉長三角研究院相關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長三角研究院利用上海航空產業集群的溢出優勢，繼續深化西工大和中國商飛等的合作，也通過這些合作，幫助當地產業升級。

事實上，圍繞上海而形成的長三角航空產業集群，已經有一定氣候，僅在江蘇省內的南京、鎮江和常州，都比太倉更早入局。與這些城市相比，太倉的起步不算早，但西工大的入駐為其提供了底氣和智力支撐。

長期觀察中西部高校發展和人才現狀的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濤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在第三輪異地辦學潮中，東北部的老牌“985”、“211高校”繼續“南下”，但中西部大學的“東進”卻開始形成趨勢，並表現出了一系列與“南下”不同的特點。

在地區分布上，不再是深圳這種超強的經濟“增長極”，而是選擇在地理或產業上和“增長極”聯結緊密的城市，比如太倉、湖州、煙台或廣州。而且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事實上，在各中西部高校的“東進”宣傳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詞，是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澳大灣區。

由於這些城市的經濟體量無法和深圳、青島相比，這就要求高校一定要仔細評估，充分考慮到當地有限的產業基礎和自己優勢學科的契合度。這一階段，一味的“圈地”已經不可能再複現前一階段異地辦學的輝煌。因這些城市吸納人才的能力不像深圳、上海那樣強勁，而是受益於“增長極”的溢出效應，所以先選“對”產業，再精準引進人才是關鍵。

同時，也因為這些地方有產業的先天限制，加之國家政策限制，近兩年內的高校如果想要異地辦學，不再辦綜合性多學科的分校，而多以建研究生院、研究院為主，學科也偏向與地方產業結合密切的幾門應用性學科。

“雙一流”壓力下的東進

江蘇域圓智能科技是一家專注虛擬現實與人工智能技術的企業，總部在上海，目前已經入駐西工大長太倉長三角研究院，在太倉建立分部。域圓科技太倉公司總經理李辰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董事長袁元就是西工大校友，當西工大來到太倉後，長三角研究院院長親自給他打電話，邀請入駐。而當時，域圓科技正好在上海的工位已經飽和，考慮到從上海開車到太倉也就半小時，往來很方便，最終決定將部分研發和銷售力量搬遷至太倉，並且開始和西工大軟體學院、網絡安全學院有一些人才、項目上的合作。

這也是中西部高校發展困境的一個縮影。中西部缺乏產業和市場基礎，在人才吸引、學生就業和科技成果轉化上，都處於弱勢。陳濤就指出，中西部高校“東進”的深層原因，在於人才。中西部在吸引人才上，給出的待遇和東部地區根本無法相提並論。比如，廣州的高校可以輕鬆開出年薪百萬、安家費再給一百萬的條件，配偶工作、子女教育也全包，相比之下，西部高校就沒有這個財力，在基礎教育、配套等軟條件上，也遠遠比不上東部。

在吸引人才上，西部學校自下而上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西南財大從2006年開始探索的終身教職製改革，對引進的海外人才采取先聘後評的引才策略，在職稱和科研等方面給予特殊支持，在全國範圍內都是領先。但即便如此，面對人才競爭白熱化，招攬人才的難度仍然很大。

“我們（西南財大）每年都會去美國經濟年會的現場招聘，這幾年，投簡歷的人才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通過面試後，還是會被廣東的一些高校‘高薪’挖走。”陳濤說。

2017年1月，國家推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這是繼“985”“211”工程之後的又一大舉措。如此設計的初衷，是為了改變資源向固定不變的幾所“985”“211”高校傾斜的局面， “雙一流建設”則有進有出，激發高校之間的良性競爭。但到當年9月“雙一流”名單公布之前，高校之間頻繁互相“挖人”，由於中西部高校的待遇等條件難以與東部高校相抗衡，這最終加劇了西部高校的人才流失。

就在首批“雙一流”名單公布三個月後，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剛評上“雙一流”的一些西部高校表現不如預期。屬於A類“一流大學”的西安交通大學，其工商管理、管理科學與工程兩門學科分別由第三輪學科評估的A+降級到了A和A-，這兩門均是“雙一流”建設學科。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一流學科”信息與通信工程也由A+降到了A。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沒有一門學科是A+或A，只有“林學”是A-，其他農業類學科全是B+。作為入選“雙一流”大學僅有的兩所農林類大學之一，卻不如南京農業大學（4個A+）和華中農業大學（3個A+），且有不小的差距。

學科評估在高校的排名和定級中是關鍵指標。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也被視為“雙一流”第二次評選的核心參考之一。這次結果出來後，對中西部高校造成了不小的壓力，為應戰“雙一流”評選，中西部高校采取的一個新策略，就是更加積極地“東進”辦學。

對此，楊東平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一輪中西部高校東部突圍的努力，是在“雙一流建設”這種評價指標的刺激下，異地辦學以後，可以利用東部的資源優勢匯聚人才、研究院可以發表更多論文，出更多科研成果。“這是（異地辦學）的一個主要動機。”他說。

多位專家指出，中西部高校去東部是“被逼無奈”。一位不願具名的教育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西部政府一直在強調高等教育很重要，但由於自身財力有限等各種原因，都是說在嘴上，只是文件上的支持，沒有落實在行動上。”

從“雙一流建設”經費的省際差異就可以看出區別。根據各省公布的“雙一流”建設經費情況，廣東省最“財大氣粗”，決定在首輪五年周期內專門為此投資300億，平均每年投入達60億；北京為高校的“高精尖”學科建設投資了100億，上海在第一階段（2017~2019）投入36億元。而中西部省份，如河南平均每年投入僅3億，寧夏每年投入2億，貴州年均只有1億。各省在“雙一流”建設經費的投入上，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準呈明顯正相關。

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高校去東部地區發展，當地政府往往能免費提供土地、建好校園後，讓西部高校“拎包入住”，在建設中也通常成為當地政府的主抓項目，因此，實際的推動速度非常快。

政策收緊下是否會降溫？

事實上，教育部近幾年對異地辦學呈持續收緊的態勢。

今年5月，武漢大學深圳校區被叫停。深圳市教育局稱，教育部專門要求停止武漢大學深圳校區建設。

2017年時，教育部在《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基本建設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審慎決策建設新校區，原則上不支持、不鼓勵跨城市、跨省建設新校區，特別是具有本科教學功能的新校區。等到了2019年，教育部的態度繼續收緊，當年2月，根據教育部網站公布的《關於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第4101號提案答覆的函》，在表述上進一步強化，指出教育部對高校異地校區辦學“一直持不鼓勵、不支持的基本政策”。

教育部還表示，已有的高校異地分校或校區存在一定問題，包括部分高校對各校區統籌定位不夠，異地校區辦學成本較高，異地辦學大多缺乏高水準穩定師資隊伍。

薑朝暉指出，到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了51.6％，高等教育已經實現了普及化，由此更加注重內涵式發展和辦學質量提升，規範異地辦學成了應有之義。在當下，有必要反思前一階段的異地辦學潮，警惕和預防規模擴張可能造成的發展泡沫。倘若不加乾預，則極有可能“砸了學校的招牌”，也會造成地方上的資源浪費。

多位專家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異地辦學在管理機制上一直沒有理順，在本部和分校（或研究院）關係的處理上，存在一些難點。

2016年9月，西南交通大學、青島市科技局與高新區管委共同創辦西南交通大學青島軌道交通研究院，因為青島被定為“國家高速列車技術創新中心”，還有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中車車輛研究所有限公司等，是中國最重要的軌道交通公司之一。因此，布局青島，與西南交大的特色軌道交通專業非常契合。

但一位接近青島研究院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校規定，研究院承擔的科研項目不被納入校本部科研管理體制，也就不算作績效，因此研究院雖有三分之一的師資來自本部，但這些老師缺乏激勵。“青島研究院現在很尷尬，只能通過非軌道交通的板塊，努力實現自我造血。” 他說。

陳濤認為，教育部的文件表明態度後，未來幾年內，異地辦學的勢頭可能會有所減弱，但東進有自己的邏輯，不能一竿子打死，因此在三五年內很難降溫。只有當國家經濟社會整體發展上去後，東西部的經濟鴻溝慢慢彌合，中西部高校的這種衝動才可能慢慢消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