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升級農民工金融供給，促城鄉融合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程瑞

　　近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對2023年乃至今後一段時期的“三農”工作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戰略部署，明確提出對33項領域的指導意見。中央一號文件在提及縣域城鄉融合工作時，提出要做好農民工金融服務工作。“農民工金融”也成為近期金融界廣泛熱議的話題。

　　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特殊社會群體。他們具有農村戶口，但生活在城市或非農領域，在為我國城市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卻因其身份的特殊性，通常難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尤其在教育、醫療、社會養老保險、金融服務等領域。

　　農民工流動性強，收入水準整體不高，福利保障相對較低，受教育水準整體較低，但金融需求卻是客觀存在的。近年來，銀行保險機構等金融主體針對“新市民”開發了更精準的產品和服務。作為新市民的主要主體形式，農民工的金融服務“獲得感”顯著提升，但仍暴露出三大矛盾。

　　首先是農民工流動性和金融機構地域性的矛盾。農民工的行動和資金都具有顯著的流動性，呈“城鄉兩棲”狀態，使得金融服務“兩頭難靠”。尤其是“找活乾”的求職特點造成農民工的工作地點持續變動，流動軌跡更複雜。經營地域下沉的中小金融機構更容易接觸到農民工群體，但相較國有大行等大型金融機構，在能力上卻難以為農民工提供在其流動軌跡上的多點服務，金融服務質量在不同地域也存在差異性。

　　其次是農民工需求升級和精準金融服務不足的矛盾。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金融數字化的發展，農民工對支付結算、小額信貸、投資理財、人身保險等金融需求與日俱增。但由於農民工的地址、部門甚至聯繫方式較不穩定，就業、醫保、社保等信息多分散在各個部門，信息不對稱，數據獲取難度較大，導致金融機構難以對其精準“畫像”，相應難以開發更精準、更有效的產品與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和相對傳統的供給，成為農民工金融服務的發展瓶頸。

　　最後是農民工金融健康和金融供給不適配的矛盾。多數農民工屬於靈活就業人員，就業和收入受經濟周期、工作性質等因素影響更大，且金融行為具備熨平周期波動影響、抵禦外界風險的價值。但農民工對金融產品和金融常識了解不多、理解不足、易受引導，所以金融機構提供服務的“適當性”就格外重要。但當前的金融供給仍以功能性滿足為主，在金融教育、素養提升、適當性服務上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自2022年3月，《中國銀保監會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新市民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發布以來，針對新市民在創業、就業、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點領域的金融需求，金融機構主動作為，加強產品和服務創新，提升了金融服務均等性和便利度。但針對農民工這一更加聚焦的群體，金融服務體系仍有如下三大升級方向。

　　第一，完善農民工金融的體系建設。金融監管、市場主體、數據基礎部門等要統籌規劃，協同行動。首先，要實現對農民工金融服務的專項政策和監管體系，金融監管部門要加大對金融機構農民工服務的考核激勵、盡職免責等政策的傾斜力度。其次，市場主體要針對農民工特點和需求，提升戰略層面的重視程度，設置專業化的架構和團隊，在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開發適當的專屬產品與服務。最後，針對農民工的底層數據需更好打通，各地數據基礎部門應探索整合農民工大數據信息，依法合規與金融機構共享，鼓勵金融機構使用數據，提升風控能力和服務質效。

　　第二，健全農民工金融的產品與服務。農民工從農村到城鎮務工經商，從最初支持路途及落地開支的小額融資需求，到初到城鎮居住、尋求就業、技能培訓的中小額融資需求，到有工作收入後的支付匯兌、儲蓄、投資和保險需求，及進一步的技能培訓、工作遷徙、創業投資等相關的進階金融需求，直至到城市落戶安家階段的更複雜的金融需求，需求多樣化、進階化、逐步複雜化。金融機構一方面要有的放矢，針對農民工不同階段的客觀風險和需求特徵，開發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另一方面通過金融科技、數字化方式，服務長尾人群，壓降交易成本和信用風險，改善農民工的金融服務體驗。

　　第三，提升農民工金融健康水準。金融健康水準與學歷、收入、生活地域的相關性比較明顯，農民工的金融健康通常低於同地域的城鎮居民水準。但農民工群體眾多、分布廣泛、滲透到各行各業，金融健康水準已成為製約農民工金融服務水準的主要瓶頸之一。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在《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2022）》中提出，應將金融健康作為普惠金融發展的中間目標。此外，金融部門有必要與人社、教育、財政、民政、衛健等相關部門通力合作，整合連通促進農民工金融健康的社會資源，金融機構在此基礎上將客戶金融健康結果融入商業模式和客戶服務中，幫助農民工群體樹牢風險防範意識、提高風險識別能力、樹立正確消費觀念。

　　綜上，在中央一號文件的指引下，農民工金融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機遇。數字賦能，金融助力，通過全面升級農民工的金融供給與服務，城鄉融合發展前景可期。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