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當過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的老師，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也是清流派代表人物。
翁同龢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再入軍機，成為帝黨骨乾和軍機重臣，號稱“兩朝帝師，十載樞臣”。他最為後人爭議的表現，也就是在此期間，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表現。
清流領袖翁同龢
要弄清楚翁同龢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還要回顧一下甲午戰爭的起因。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確立了“開疆拓土”的擴張方針，對於開拓遠東的利益早就摩拳擦掌，這是它想要擴張的必須一步。要想向遠東擴張，朝鮮就是它想要進入遠東必須的一塊跳板，朝鮮是清朝的藩屬國，這與中國利益直接衝突，為了爭奪亞洲霸主的位置，中日遲早必有一戰。
翁同龢和清流派，是甲午時堅決的主戰派。
從歷史上看，中國擊敗日本，阻止它向東亞大陸擴張也有先例可循，在唐朝和明朝，中國都曾派兵挫敗過日本向東亞擴張的野心。
那麽到了清朝，實力對比又如何呢。
從軍事實力來看，在開戰之前的1884年，曾經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已不複當年之強大，總噸位已經被日本聯合艦隊超過，日本軍艦都是近幾年下水的新艦，北洋水師從1894年後再也沒有下水過新的軍艦，實力此消彼長，聯合艦隊已超過了北洋水師。
海軍雖然不再領先，實力差距還不算太大，真正有差距的是陸軍。甲午時期的清朝陸軍，裝備並不差，甚至領先於日本陸軍，但在理念、制度等方面和日軍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他們本質上是手持先進武器的一支舊式軍隊，而日軍已經完成了近代化改革。
即使如此，日本對中國也沒有必勝把握，因為中國體量龐大，洋務運動也已進行了多時，至少從表面上看，清朝的力量強於日本，連西方列強們也都這麽認為。
不論主戰還是主和，似乎都有理由。在沒有正面決戰之前，清軍和日軍都沒有能擊敗對方的絕對把握，對雙方而言，這都是一場國運之戰。誰勝，則能稱霸東亞，誰敗，則將損失慘重，任人魚肉。
理論上看，翁同龢等人主戰，也不能說完全錯誤，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因為堅決主戰的清流派們，他們不了解外部局勢，也不了解內部情況。清流派擅長的是放言高論，這是傳統諫諍的方式，但在具體操作上，他們卻與實際脫節。
清流派也不是沒有想辦法，10月7日，清流乾將文廷式領銜、38名翰林聯名上了一封奏折，裡面提出了備倭建議：
“此時倭人得志，勢將不利於英；法人與其兵謀，德國亦忌。故聞英人頗有借端與樓開釁之志，兵船五十餘號盡集南洋。德人亦特厚於我，凡將牟之效力於中國者,其主皆特賞寶星，又任中國購買軍火，藉資禦敵。”
他們認為，只要給英德“大約不過二千萬金上下”的軍費，就可以“使伐倭人”。
實際上，列強都各有自己的算盤，沒有國家會願意自己去跟日本開戰，這種打算顯得荒唐可笑。
除了對國際局勢的無知，還有對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如禮部侍郎志銳、翰林院編修曾廣均等，他們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
清流派連自身實力和國際形勢都搞不清楚，哪裡來的勇氣一味主戰？
許多人認為清流領袖翁同龢要負主要責任，他是兩朝帝師，權力顯赫，又和李鴻章有宿怨，主戰是他借以打擊報復李鴻章的手段。
這種看法，是太抬高了翁同龢個人的影響，又放大了他和李鴻章的私怨。
因為，不管有沒有翁同龢，清流派也是會堅決主戰的。
清流派的對外主張
翁同龢是後清流的領袖，在他之前，前清流的領袖是李鴻藻。清流派的形成，就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禦史和翰林們為了對抗政見不合的洋務派，而擁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領，逐漸形成的一個政治派別。
他們一貫的對外政治主張，就是堅決反對妥協，一味主戰。
清流派的主戰主張，也並不全部都是錯誤的。
1879年，欽差大臣崇厚在未經朝廷批準的情況下，擅自與沙俄簽訂《裡瓦幾亞條約》，消息傳到北京，“朝野駭然”，對於這份不平等條約，也出現了兩種意見。
李鴻章的主張是批準條約，然後“徐圖補救”，認為如果推翻條約，會留下口實——“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左宗棠反對批準條約，主張提兵備戰，重新談判，“據理爭回”。清流派提出廢約、備戰、重開談判三條建議，認為“和局萬不可破，武備萬不可緩”，最後朝廷支持左宗棠和清流派的意見，派左宗棠率軍向伊犁挺近，這就有了老帥的“抬棺出征”的故事，同時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進行改約談判。
雖然最後的《伊犁條約》也不是平等的條約，但畢竟爭回了一部分主權，稱得上是外交上的一個勝利，在這次事件裡，清流派有它的功勞。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求戰和求和兩種意見始終在交鋒，清流派還是堅決的求戰派，他們主張增兵，抗擊法國。
可惜戰爭中，後期清軍在取得優勢的情況下，還是簽訂了合約，越南從此脫離了清朝的控制。其實當時法國國內動蕩，國際上吃緊，敗相已露，很難再堅持下去，清流派的主戰立場，雖然未必經過審時度勢的縝密分析，卻並沒有錯。
清流派的傳統士大夫身份
從《伊犁條約》、中法戰爭到甲午戰爭，不難看到清流派無一例外堅決主戰，這是由他們傳統士大夫的身份決定的。
清流派是傳統儒家思想的衛道者，他們崇尚“尊王攘夷”，維護聖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裡，“道”是高於現實本身的層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傳統理念裡，講究的是尚德不尚險，講究的是修齊治平。
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現實與儒家道德有所衝突，那必定是維護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雙方實力對比如何，必須堅持儒家之道，這是典型的政治正確。
另外，從儒家理學角度來看，清流派是傳統統治思想的維護者，他們以維護綱常倫理為己任，中國是天朝上國，不可能向日本這樣的小國主動低頭，儒家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不容侵犯，否則就是不尚禮義，不圖人心。
如理學名臣、清流派的精神領袖倭仁就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這是一種唯心的理學思想。
清流派的外交主張，就是對外強硬。這一點，他們不但上疏清議，並且身體力行。如在中法戰爭裡，調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出任各地海疆會辦的吳大徵、陳寶琛、張佩綸等人都是清流派重要成員，在甲午戰爭中，吳大徵還主動上疏，帶兵請纓出戰。
“輕言戰爭”的清流派
主戰歸主戰，“輕言戰爭”則是清流派對外主張的通病，這正是儒家傳統士大夫的通病。不光是清朝，拿明朝來說，崇禎面對清朝和李自成的內外壓力，有心與皇太極議和或是南遷以避李自成鋒芒，都在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下無疾而終，錯過了機會。
清流派也是這樣，他們的主戰言論建立在唯心的儒家傳統思想上，不了解國際局勢，也不清楚自身實力，不是經過對敵我雙方實力的細致分析而得出，僅僅因為因為要尊王攘夷就輕率言戰，而不考慮戰爭的實際問題。
清流派的主張，符合道德倫理觀，愛國忠君，卻不顧現實的實際情況。
在戰事還沒有爆發之前，李鴻章所說“但令(北洋水師)遊弋北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從兩軍實力上看，更加客觀，如果能牽製日軍行動，拖延戰事爆發的時間，不給日軍以迅速開戰的機會，事後來看要更加有利。
對於清流派的主戰，左宗棠認識得很清楚，他說“惟剛柔之間最宜斟酌，過剛固慮做不到，過柔亦恐了不了。”
曾國藩也說過：“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
清流派的另一面
清流派是有它的時代局限性的，但並不能說清流派就一無可取之處。
清流派不等於保守派，在堅決捍衛儒家傳統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張就時的。他們對洋務並不排斥，這和守舊派截然不同。
守舊派的觀點是“道器皆不變”，就是從思想上到行動上都維持之前的形態，對於洋務他們非常抵觸，是洋務運動的反對派。
清流派則不同，他們守道，對器卻沒那麽堅持，認為器是可以選擇的。翁同龢本人對洋務持開放態度，他支持郭嵩燾、文祥、左宗棠、張樹生等洋務人士。張佩綸讚成官商合辦的洋務經濟，陳寶琛、張之洞讚成修築鐵路，吳大徵會辦軍務、整頓軍旅，他們都讚成向西方學習。清流派許多人都承認“中國萬不能閉關獨治”。
由於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愛國者。清流派都飽讀四書五經，講究仁孝、克己，講究匡時濟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
拿翁同龢來說，他仰慕的是范仲淹、顧炎武等人，也仰慕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在他初入仕途時，父親翁心存就教育他要“當讀書砥礪，行嚴己恭以待人，上承國恩，下綿世澤。”翁同龢為官清廉、公忠體國，即使對他政治主張持反對態度的人，也難以從這些方面對他提出指摘。
輕言戰爭不是清流派的全部，他們也幹了不少實事。
如整頓吏治，淘汰冗員，體恤民生、改革司法，清流們對這些問題都曾反覆提議，同治年間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光緒年間的鄧州王樹文案等冤案，都是在清流派的奏章下最終得以平反，他們建議皇帝“多召見”、“納直言”，要“敬天克己、勤政愛民”，在當時的時代來看，這些都是愛國的主張。
甲午戰爭後，清流派受到很大觸動，許多人從戰爭中看清了現實，態度開始轉變。
比如翁同龢的弟子張謇，也曾是清流健將，在甲午戰爭後，目睹夢想破滅，加入了康有為的強學會，此後創辦實業、興辦教育、倡導立憲，成為一名務實派。
同為“翁門六子”的文廷式，也是主戰的代表人物，戰後改變立場，成為變法派，提出“變則存，不變則亡”，並因變法遭到通緝。
翁同龢本人，則推薦了康有為，並在之後為之險遭殺身之禍。
小院之觀
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派們，在甲午戰爭中迎來了歷史上最後一次絕唱，客觀來看，他們對於甲午戰爭的決策起到了影響。但甲午之敗原因很多，主戰的不是翁同龢一個人，也不僅僅是幾個清流大臣。
當時朝廷內外主戰的意見佔多數，慈禧和光緒都是主戰的，翁同龢或許能影響光緒，能影響清流們，但他沒有這麽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過是眾多主戰派之一，只是由於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責任被刻意放大。
甲午之敗實際是整個儒家意識形態的失敗，刺激到的是所有與之相關的人。沒有參與者能完全撇清關係，翁同龢不能，李鴻章不能，光緒不能，慈禧也不能。翁同龢本人，沒有那麽大的能量，清流派也背不起那麽大的鍋。
甲午後，在民族危亡的歷史條件下，舊時士大夫已無法承擔起政治變革的主角地位，清流派也就慢慢消失，讓出了政治地位。
正所謂“奈何洋務不爭氣 何必盡責翁同龢”，把戰爭失敗的原因全部歸於翁同龢和清流派們頭上，既不公正，也不客觀。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