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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返鄉書寫者的自我追問

    2015年春節期間,王磊光的網文《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麽》,通過新媒體傳播,引起社會熱議。2016年春節,筆者寫作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以下簡稱《鄉村圖景》)通過新媒體,再次引起社會對農村話題的關注,使得返鄉書寫成為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從表象看,返鄉書寫是圍繞社會敏感問題,學者、媒體、大眾在新媒體語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匯。但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則隱含了知識分子如何介入現實,個體經驗如何和真實問題對接,寫作者如何重建與現實的關聯等命題,換言之,在知識和理論重重包裹的學術語境中,返鄉書寫,是寫作主體在問題的刺激和喚醒下,脫下文字的華麗外裝,與現實和刺心難題的一次短兵相接。這種話語實踐的背後,需要梳理很多基本問題,作為一個參與返鄉書寫的實踐者,筆者將從寫作主體的角度,結合《鄉村圖景》的寫作、傳播、衍變及發酵過程,追問如下問題:第一,我為什麽成了返鄉書寫的實踐者?第二,農村從什麽時候開始,逐漸從我精神成長的載體,變為一個問題的載體?第三,為什麽返鄉書寫在文學已經邊緣化的情況下,會造成這麽大的社會影響?它和寫作主體到底有什麽關係?


    我曾經多次談到,寫作《鄉村圖景》一文的動機來自最直接、最原始的情感衝撞,來自丈夫的家庭在鄉村相當典型的生存境遇對我的震動。對於受過學術訓練的人而言,有了一定的生活閱歷,自然會進行這樣的理性思考。事實上,直到今天,我都不覺得《鄉村圖景》寫得有多好,也不覺得王磊光2015年的返鄉文本就已經很成熟。但我得承認,《鄉村圖景》對我而言特別重要,我不是為寫而寫,而是契機成熟,非寫不可,不吐不快。在我內心,一直有一個更為隱蔽的聲音,寫作此文時,除了農村兒媳的身份,我始終內置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視角。儘管知識分子這個詞在現有語境中語義敏感而又邊界模糊,但多年來,我總是不自覺地拿它返觀內心,面對丈夫家的情況,在寫作《鄉村圖景》一文時,我同樣陷入了這種路徑。除了親歷者和親人的視角,我身後總響起一種更為急切的聲音,我會問自己: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和真相,現在已呈現在你眼前,作為一個以寫作和文字為生的人,你如何面對所看到的一切?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如何過濾掉其中的情感,將個體的經驗和遭遇上升到對更多人的生存境遇的呈現?我得承認,在自己的返鄉書寫實踐中,內心一直聽從這種聲音的召喚,我對自己的身份始終充滿了警惕、內省和糾結。
    到底糾結什麽?在此我願意回到內心的真實感受。說近點,真正讓我內心糾結的並不單是生存的艱難,以買房為例,對年輕人來說,如果沒有別的支持,壓力很大,內心也會覺得特別沮喪,但這還不是最痛苦的事情。讓人內心真正痛苦和糾結的,是因為在原來的教育基礎上,我們內心還持有很多對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這涉及自我認知及其與實踐的關係。這麽多年來,我特別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什麽樣的人,在幹嘛,不知道哪一種生活是自己的真實生活。
    當理性的討論難以有效進行時,它會以情緒的形式呈現,通過特殊的文本表達出來。王磊光在2015年的返鄉筆記裡,曾提到知識分子的無力感,就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可以說,這個文本之所以引起關注,打動人心,並不單純來自對農村困境的敘述。事實上,稍微有點生活經驗的人,都明白農村的問題出在哪兒,甚至很多小說對此都作了典型的呈現(例如陳應松)。它之所以打動人,正是來自王磊光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自身的反思。《鄉村圖景》引起無數人的共鳴,原因也在於此,正如前文所言,表面上我以農村兒媳的身份,將自己家庭的情況呈現出來,但實際上,真正支撐我寫作的是隱秘的知識分子身份。我以什麽視角審視這個家庭,以什麽態度對待他們所遭遇的困境?剔除親人的因素,這裡麵包含著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最基本的關係。寫作時,我時時提醒自己,注意拉緊情緒的韁繩,避免陷入一場悲情的敘述,警惕過多的情緒流露影響到個案敘述的公共意義。
    不可忽視的是,返鄉書寫的寫作者之所以能以文學的形式,達成對社會敏感神經的觸碰,恰恰源於個人經驗對其立場和視角形成的重要作用,對個人經驗的正視,讓他們從理論語境中暫時逃離,獲得了觀照現實的感性途徑。以我的成長過程為例,在重回校園念研究生以前,恰逢90年代國企改革,我的身份是一名紡織廠的失業女工。個體命運卷入社會轉型的歷程,讓我徹底改變了觀照世界的眼光。我不得不承認,相比後來多年的學院化生活,這種與時代的赤裸裸的關聯,對我的影響要大得多,這讓我意識到個人的認知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發現,在擺脫生存困境,過上期待的學院生活以後,內心的困惑並沒有減少半分,不接地氣的虛空感特別強烈,好像每天就在文字中覓食,學術的要義僅僅是為了換得生存條件的改善,感覺自己在經歷一種飄在空中的生活。我總是忍不住問自己,到底什麽樣的生活,才讓人內心覺得安穩?我沒有辦法回答。在《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中,我曾說:“這種逃離的喜悅並沒有維持多久,在重回校園以後,我才感到此前的生活和此後的生活,因為工廠四年的遭遇,使得我的精神世界一直處於兩個不同的場域,這種場域之間的反差讓我既沒有辦法安心於學院的精英和高深,也無法重回過去心安理得的絕望和抱怨。我吃驚地發現在離開工廠以後,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種我沒有預料到的強度釘進了我的生命,並直接導致了此後我對學院氛圍的遊離,從而加劇了內心的猶豫和懷疑。”(《天涯》2014年第1期)
    這種內心的困惑,同樣作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因為姻緣,我得以走近丈夫的家庭,接觸到了不同於我經驗世界的另一種生存場景,當我每次隨丈夫回家,看到哥哥、嫂子的生活,看到婆婆的生存環境,而我們又沒有足夠能力去改變時,返觀自己在廣州表象光鮮的日子,就會問自己:親人鄉村生活的日常掙扎、困頓,我和丈夫隱匿城市與知識為伍的生活,到底哪一種才是我需要面對的真實?這個時候,是否能夠坦誠地審視個體,已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對真相的呈現和對自我的接納,成為我是否有勇氣直面自己的關鍵。如果沒有對自我的真實接納,認知自我就是一個偽命題,人文學術就會淪為話語層面的智力遊戲,從而導致對現實中真正問題的遮蔽,思考自然無法落地。
    對我而言,一旦啟動個體的生存經驗,坦然接納真實的自我境遇,就會發現來自知識層面的概念和現實世界有著天然隔膜,自然而然,我會對知識、概念、尤其是西方理論產生警惕,並由此開始自我懷疑和反省。我在90年代的國營大廠生活,說到底是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化體制下的經驗,它對個體的命運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我而言,是一個接通知識和經驗的關鍵點,是否正視這個關鍵點,決定著我思考問題所依賴的是直接經驗,還是二手經驗。換言之,在這個背景下,我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我的日常生活和學院經驗如何建立有效的對接,另一方面,我要選取怎樣的視角來清理我的個人經驗。這兩個方面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個整體而巨集觀的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背景。說到底,我之所以成為一個返鄉書寫的實踐者,還是和自己對個體經驗的清理有關。

    以我和王磊光為例,近兩年返鄉書寫的寫作主體具有如下共同點:在農村長大,有農村生活的切身經歷,通過升學來到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學位,具備多年城市生活經驗。也就是說,儘管返鄉書寫呈現的是農村問題,但農村作為問題呈現,和城市經驗提供的視角密不可分。如何呈現農村,成為寫作實踐的一個基本問題。
    事實上,不管是在王磊光2015年的返鄉筆記中,還是在我2016年農村兒媳視角下的鄉村圖景中,都包含一個基本前提:以前的鄉村,對寫作主體而言,尚有很多溫馨的回憶,很多美好的畫面,鄉村是作為一個精神寄托的載體而存在的,而今天的鄉村,在社會激烈的轉型過程中,已是傷痕累累的問題載體。以我的經歷為例,祛除童年視角對鄉村的美顏效果,現在看來,以前的鄉村,確實是一個能被整體觀照的對象,一個能自我生長、包孕精神和內在生機的場域,它可以孕育一個孩子,可以教養一個孩子,它本身就是一個自足的能量場,可以讓一個生命獲得內在的自足和圓滿。換言之,以前的農村人,他的生命價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觀念來衡量,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觀念。現在看來,儘管從經濟指標衡量,以前的鄉村也許算得上貧瘠,但人心是安定的。更重要的是,農村出色的孩子,通過讀書,有改變命運的機會,當時的社會提供了這樣一條出路。但僅僅十幾二十年,農村的狀況隨著市場經濟的鋪開,隨著城鄉互動的增多,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轉型過程中,有些地方因地緣或政策優勢,獲得了好的發展機遇,但更多地方,在城市的壓力下,根本就沒有招架之力,農村越來越處於抽空的狀態。儘管從表面上看,農民的房子越蓋越高、越蓋越新,但他們為此付出的成本是失去了完整的生活,造成了夫妻分居、留守兒童、老人孤獨、環境汙染等巨大代價,很多人內心徹底失去了安定感,多年延續下來的穩固的價值觀轟然塌陷。
    因我自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我想以這位老人為例來說明鄉村變化帶來的衝擊。外婆比我大60歲,從兩歲到12歲,我一直待在她身邊。可以說,我的人生觀、價值觀,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就來自外公、外婆兩位老人,來自他們生活的村莊,來自從小耳濡目染的民風民俗和婚喪嫁娶的日常禮儀。外婆一輩子都沒去過城市,從未遠離過村莊,一生的活動半徑就在30裡以內,內心的安定感特別豐盈。但我發現,到90年代後期,老人開始變得焦慮。因為我的表弟,她最器重和喜愛的孫子吸毒了,事實上,到90年代,村莊吸毒、買碼(六合彩)、賭博的氛圍非常濃厚,影響了大多數村民的日常生活。我的表弟當中吸毒的就有兩個,吸毒需要毒資,正常管道行不通,就會進城去幹壞事,由此給整個家族帶來無窮的困擾。外婆沒有辦法排解,只能依賴自己的經驗去算命,算命的也無法給出一個解釋,就說孩子的命運來自他的長相。我印象中,表弟吸毒對外婆精神的刺激,可以和日本入侵家鄉給她帶來的痛苦相比。因為這些生活經驗,有時我會站在一個老人的角度,來理解村莊的變遷,理解傳統和今天斷裂的程度,理解90年代的社會轉型對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村莊的壓力,理解這所有的變化對一個老人內心的衝撞。我會問自己,是什麽讓一個人心安定的村莊,變得如此頹廢?是什麽讓一個古風猶存的村莊,變得如此狂熱地追逐金錢?這種觸目驚心的轉變,會讓我不自覺地想起童年的村莊,想起80年代初期,何士光筆下農民挺直腰杆的形象,想起賈平凹筆下的美好圖景,想起童年階段耳熟能詳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此帶來的時空幻滅感和斷裂感格外強烈。
    我甚至會想,有一天,假如我丈夫那邊的兄妹,他們的孩子獲得一個機會,具有寫作能力,他們筆下的童年會是什麽樣子?那些留守兒童的經歷,那些南下童工的經歷,在他們的人生中,會留下怎樣的烙印?鄉村作為表達的意象,事實上已不可能承載任何浪漫的想象,它的呈現是作為一個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曾經的精神載體。鄉愁概念,正隱含了鄉村昨日的溫馨喪失後給人的情感衝擊。直面留守村莊的親人的命運,我不會從鄉愁的角度考慮問題,不會因為自己特別喜歡農村,就希望親人一直留在那裡給我營造一個精神家園,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們能過得好一點,能對抗現代城市滲透給他們的糟粕,希望他們不要吸毒,不要賭博,有書讀,有機會上大學,有改變命運的機會。我希望農村能夠恢復本身的活力和生機,不要僅作為問題的載體而存在。

    最後,我想追問第三個問題,返鄉書寫的影響為什麽這麽大?2015年王磊光返鄉筆記爆紅,我當時就好奇,為什麽一個類似會議提綱的文本,會引起這麽大的關注?我更沒想到,2016年,我會成為返鄉文本的另一製造者。文本的粗疏和傳播效果之間的差異,迫使我從文本以外去尋找原因。從文學批評的經驗看,我的第一感覺是,返鄉書寫的巨大影響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當下文學的無力。返鄉書寫的喧囂和熱鬧,與純文學的沉默和邊緣構成了鮮明對比。返鄉書寫明確的問題指向、與現實刀光劍影的對接,凸顯了當下文學在如何觀照現實層面,還有很大的拓展太空。此外,與之相關的還有新聞業的整體衰頹。畢竟,在新聞業沒有受到新媒體衝擊以前,傳統的報紙、電視,在介入現實方面,有著天然的便利和優勢,能發揮直接的作用。返鄉書寫的走紅,剔除新媒體的傳播優勢,從大的層面看,與文學表達的無力和傳統媒體的失勢密不可分。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問題的凸顯和表達的需求天然依存,這是一種敘述的剛需。文學或新聞如何面對表達現實、凸顯問題的需求?返鄉書寫不過是在兩者的谷底期,生逢其時地滿足了需要、抓住了機遇而已。近年來,非虛構寫作成為文學新貴,從根本上說,也和這一大的語境密不可分,從文體看,返鄉書寫實踐的正是典型的非虛構寫作。
    當然,除了以上原因,返鄉書寫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寫作主體的情感傾向也分不開。前面曾提到,農村問題對於稍具農村經驗的人,其實並不陌生,因此農村圖景要通過文字引起廣泛關注,是不容易的。我的《鄉村圖景》一文引起關注後,令我驚訝的是,竟然有很多平時不怎麽來往的女同事給我打電話,說以後要對丈夫好一點,因為更能夠理解丈夫的選擇。還有一些女性朋友說,“你寫的就是我家的情況,我也是農村兒媳,你說的話就是我想說的。”這種類似於家長裡短式的回應,讓我從另一層面看到了寫作主體對返鄉書寫的特殊作用。說到底,返鄉書寫其實和寫作技巧沒有關係,更為關鍵的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知識分子視角,是同寫作主體對生活的理解和情懷、立場和情感傾向密不可分,誰來寫,比寫什麽更為重要。
    從這個層面看,返鄉書寫可以說是文學的勝利,情感的勝利。一個寫作者是否願意放低姿態,是否願意卸除知識精英高高在上的臉具,是否願意傾聽卑微者的聲音,並和他們建立一種共同的命運感,這是決定返鄉書寫品質、質地的根本。結合我和同齡人稍稍不同的人生經驗,我得坦率承認,在歷經90年代國企失業的日子後,我對重回校園後的學院生活,始終有另一重的打量和審視。與此相關,我對身份的變化也特別警惕。我會提醒自己放低姿態,去理解他人的無力和卑微,去仔細觀照生活,以防在內心長出輕佻的優越感。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網易新聞在轉載了《鄉村圖景》一文後,我瀏覽網友的留言,第一次感受到網友這個看不見的群體在被文字觸摸後,不自覺袒露內心柔軟和無力的一面,在和讀者的互動中,我返觀自身,意識到了很多問題。如果說,在此以前,我也相信文學的邊緣化更多來自時代喧囂的衝擊,那麽在此以後,我更傾向於認為,這種邊緣化其實和寫作主體對時代和現實,對真實的生活過於疏離大有乾系。說到底,如何重構寫作和現實的關係,如何破除同質化經驗和語境中的寫作者與生活的隔膜狀態,不但對別人,對我也是一個全新的挑戰。90年代以來世俗生活合法化,個人主義寫作面臨困境,如何建構個人和時代的真切關聯,激活現實主義正大光明地表達生存困境的活力,成為寫作者面臨的問題。事實上,近年來,已有不少作者進行了諸多探索。方方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石一楓的《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劉繼明的《人境》等作品,都直面真實、巨集大的精神難題,並嘗試從整體上觀照轉型期社會運行的邏輯,在推進文學和現實的關聯上做了很多努力。非虛構作為近幾年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樣面臨重建個體和時代關聯的重任。在我看來,寫作主體選擇非虛構的形式,本身就暗含了寫作者對世界的理解,凸顯了寫作者的立場和價值判斷。非虛構文字的力量,恰恰在現實召喚表達,而文學和新聞反應滯後的大語境下,用一種回到現場的形式,重構現實的圖景。
    最後,關於新媒體自身,我感覺對此要保持清醒。在新媒體語境下,要警惕返鄉書寫僅僅淪為社會的熱點,在每年春節熱鬧過後而不了了之。如果不對新媒體巨量的消耗性有所警惕的話,很多有意義、有價值的話題,最後就可能在話語的泡沫和喧囂中,煙消雲散,毫無建樹。2016年春節期間出現的“江西年夜飯事件”、“東北約炮事件”,實際上以假新聞的面目,印證了新媒體的消耗性。畢竟以流量、點擊率為衡量標準的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同商業運作有更深的滲透關係,在便捷的背後其實早已埋下陷阱。對寫作者和讀者而言,如何呵護彼此之間的誠信關係,已成為當務之急。在一場場打擺子般的話語狂歡中,若不能維護兩者之間的基本信任,就只會以加速度耗盡新媒體的活力。相對傳統媒體的老成持重,新媒體的身姿要快捷和輕便很多,在製造熱點話題的速度上也有更高效率。但不能否認,在傳播海量資訊的同時,新媒體常常泥沙俱下,作為人文工作者,有責任直面新的傳媒環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價值理念去激濁揚清,減少社會的戾氣,修複社會的裂痕,營構健康而滋養人的文化環境。每一代知識分子都有不同的使命,對於老一輩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在建構價值觀念、介入現實問題方面,確實有著本能的接納和擔當。今天,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他們所開啟的話語方式的邊際效應已經遞減,如何找到更為切實的言說和行動方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返鄉書寫毫無疑問可以看做在新的媒體語境下,我們這一代介入社會問題的獨特嘗試。
    事實上,在我的同齡人和更為年輕的朋友中間,越來越多的人已不滿足單純的理論爭議,越來越多人走向基層,走向田間農舍,實實在在地從事鄉村建設工作。但相比媒體對返鄉書寫的熱議,這些從事實踐的龐大群體,是被遮蔽的部分。如果說,在返鄉書寫上,王磊光挑起了話題,我強化了話題,那麽,今天,擺在面前的挑戰是,如何將話題引向建設性層面,如何寫作更成熟、巨集大的作品,來推進返鄉書寫與鄉村建設兩者之間的關聯,將話題引向更深入的思考,並促使改善鄉村面貌的行動落地。我希望這些從事一線鄉建工作的年輕人,可以更多呈現自己的探索和困惑、實踐和思考,希望他們站出來說話,實現話語層面的討論和建設性行動的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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