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西修辭長處 提升國家話語力量

中西古典修辭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均起到了關鍵作用。正是諸子百家的爭芳鬥豔鑄造了中華文明光輝的一頁，與同期的古希臘交相輝映，共同惠澤人類的世世代代。修辭本身在人類社會具備共同性質：非暴力手段處理人類衝突、協調人類行動，更新人類觀念和思想。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知識和信息不斷匯聚交融，中西方話語交流日益頻繁。互動交往已經不能局限於簡單的表達，語言修辭逐漸增強滲透程度，表現出強大的話語力量，對中西修辭進行比較研究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對中西修辭進行對比分析，可以早日實現中西修辭學的相接交融，以進一步提高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中西修辭研究存在差異

西方世界對修辭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時期，歷經古羅馬繁盛時期、中世紀黑暗時期、文藝複興時期以及20世紀振興時期四個階段。修辭在這長達兩千多年的演變過程中，有時如同一位高高在上的女王，被置於藝術的頂端，統領著大多數甚至所有學科；有時這位女王又被趕下台，成為一名朝臣，甚至淪為仆人，輔助邏輯、語法和辯證法這三門基本藝術。修辭在西方被認為是人類最為危險的工具之一，也被當作促進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利器。當代修辭學家普通認為，人是使用修辭（象徵）的動物，修辭學就是一門研究人類使用象徵手段影響他人的學科。哪裡有說服，哪裡就有修辭，哪裡有“意義”，哪裡就有“說服”，因此修辭的研究對象包羅萬象。

中國的修辭研究歷史同樣源遠流長，我們從先秦時期的浩繁古籍中可以找到記載著修辭思想、修辭規律的零珠碎玉。比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孔子的論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其中就包含著沉博絕麗的修辭哲理。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修辭學的開拓者陳望道撰寫了《修辭學發凡》，將修辭定義為“調整語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的需要”。這促使中國修辭學實現了質的飛躍，中國現代修辭學由形成雛形、日益豐富到發展成熟，逐漸演變成一門理論基礎堅實、體系完善的現代學科。今天，中國修辭學走出傳統的重技巧、重表達、輕接受的狹義修辭觀，打破語言本體理念，日益展現出跨學科、全方位的發展趨勢。

軸心時代的中西修辭高度契合

古希臘的“雄辯”與春秋戰國時期的“遊說”異曲同工。傳說西方的修辭最早出現在古希臘的西西裡島。當時的先賢們奔走於各個城邦社會，通過說服他人、弭平歧見而追求平等、自由。西方古典修辭的精華是演說、論辯，核心功能就是說服。而在群雄並起的春秋戰國，也湧現了一批流浪聖人、遊說者。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將這些人分為“儒”“俠”“辯者”“方士”“法術之士”和“隱者”。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到：“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遊說者為了使他的建議被接受，必須用言語打動他人。“遊說”本質上和西方的 “說服”如出一轍。在軸心時代，中國的論辯風氣與古希臘同樣盛行。孟子“言仲尼之教，必廣為論辯，以折百家”，墨家“名家道家多施詭辯，墨者不得不與之爭”，正是儒墨之辯，揭開了春秋戰國時期各流派百家爭鳴、爭芳鬥豔的序幕。勞思光認為，墨辯理論不輸同時期的西方思想，名家的邏輯和思辨形而上學方面的思想一樣具有價值。

古希臘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許多先賢都是“辭而優則仕”。無論是古希臘依靠演說而成為那個時代文化英雄的哲辯師，還是春秋戰國時期以合縱之術說動六國，聯合抗秦而掛上六國相印的蘇秦，或是勸說秦王、離間六國而被“封儀五邑”的張儀，他們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在各種社會互動中獲得成功、求取功名。

中西古典修辭在修辭的作用方面高度契合。鬼谷子和高爾吉亞的部分思想非常吻合。他們都認為修辭的作用是影響靈魂。“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鬼谷子認為那些懂得修辭術的人，可以控制心氣的活動規律，成為精神的主人。所以鼓舞人心的語言事實上能夠激發人們的美德，比如詩歌、散文、演講等。高爾吉亞則在其論述的修辭理論框架中指出，修辭作為一門勸說的藝術，猶如大權在握的王公，可以通過言說操控情感、態度和行為。

此外，中西古典修辭的社會功能可謂大同小異。從因能言善辯而被授予“最優秀希臘人”稱號的阿喀琉斯到“即興演講的發明者”高爾吉亞，從呂相絕秦、子產獻捷、屈完面折齊師、王孫止楚問鼎到觸龍說趙太后等歷史故事，我們看到了修辭在解決諸侯之間衝突和爭端時的作用。在戰亂迭起的時代，說服、論辯作為治國之術和戰爭同樣重要，掌握修辭技巧，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綜上所述，中西古典修辭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均起到了關鍵作用。正是諸子百家的爭芳鬥豔鑄造了中華文明光輝的一頁，與同期的古希臘交相輝映，共同惠澤人類的世世代代。修辭本身在人類社會具備共同性質：非暴力手段處理人類衝突、協調人類行動，更新人類觀念和思想。

比較中西修辭的當代作用

20世紀60年代，來自哲學、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西方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修辭學，紛紛“介入”這門古老學科；而修辭學也開始兼收並蓄，攝取不同學科豐厚的理論養分，試圖將與意義相關的所有人類象徵行為統統歸入其研究範圍，研究的焦點也轉向意義、人與社會的關係等。西方修辭學在歷盡幾千年的起落浮沉後，終於破繭為蝶，成功完成蛻變與轉向。

I. A. 理查茲將修辭定義為對誤解和消除誤解的研究。理查德·韋弗認為修辭就是說教，就是為好人創造一種求知的欲望。肯尼思·伯克則認為修辭就是植根於語言的一項基本功能，是運用語言這種象徵手段誘使天生對象徵敏感的人進行合作。雅克·德裡達認為沒有修辭、沒有修辭的力量，就沒有政治、沒有人類社會。安德裡亞·朗斯福德將修辭定義為研究全人類的交流的藝術和實踐。

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修辭學，在長達兩千多年的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自成一格的發展道路和民族特色。雖然因價值觀念、社會背景、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與西方修辭學大相徑庭，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和日益現代化，當代中國修辭學在吸納、借鑒西方修辭學和繼承、發揚中國修辭學優秀傳統的基礎上，走出了“語言藝術化”或“調整語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的狹義修辭觀，發展迅速，紛紛實現重大轉變，構建了燦然一新的研究範式和格局。

比如胡范鑄著重探討言語行為的分析問題，認為修辭在有效推動人類個體的社會化、群體的互動性、社會生活的現代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陳汝東則強調修辭是一種交際行為，一種社會行為，人們依據具體的語境，有意識、有目的地建構話語、理解話語，最終目的是達到理想的交際效果。譚學純側重探索修辭以什麽樣的方式加入話語、文本和主體的構建，從而推動修辭學研究從“技”、語言學向“藝”、文藝美學和文化哲學方向發展。

當代中西修辭學者對修辭學的定義和剖析不勝枚舉，令人目不暇接，但各個理論之間卻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契合。當代中西修辭學的研究都不約而同地轉向話語在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理解、修辭在緩和或解決社會矛盾及處理社會問題等方面的作用。

讓修辭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

當今世界表現出空前的激蕩和分化。有的國家企圖阻止全球化進程，各國利益和價值分歧越發尖銳，世界權力格局發生變動。何去何從，成了世界各國人民關注的重要議題。

在一定意義上說，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就是提高說服他人、以理服人的修辭能力，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當修辭力量的極限止於“文鬥”力量的極點時，人類或許無法避免局部“武鬥”。但對於坐擁核武器的這個世界而言，“武鬥”的結局可能是全人類的同歸於盡，因此人類的理性必須傾向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儘管面對各式各樣有可能滅絕全人類的暴戾，修辭學家們可能無能為力，但正如美國修辭學學者肯尼思·伯克在二戰前寫的針對希特勒修辭的批評，因沒有引起美國學術界重視，最後被慘痛證實一樣，修辭應成為避免和替代武力、暴力的有效手段。這也正是當代中西修辭學的契合點。

（作者部門：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廈門理工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