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人才選拔有多大的影響呢？今天的河圖洛書，我們就一起看看古代因為疫情而開始的賣官行為。
引子——從一場蟲禍說起
在全球疫情一片嚴峻的今春，其他各類災害似乎也沒有片刻遠離，年初非洲和南亞發生了數十年未遇的蝗災，讓久享安樂的中國人見識到了天道的無處不在。
把時鐘往前倒撥兩千兩百六十三年，也就是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是年“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面對莊稼顆粒無收，瘟疫籠攫全國的可怕現實，年輕的統治者別無選擇，只能聽從大臣的建議——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為了在短時間內調撥足夠糧食賑災，秦始皇把商鞅變法以來用得爛熟的封爵制度作了小小的發揮，從原先的軍功擴展到獻糧。這一做法不但無可非議，而且應該被看做這位千古一帝的英明決策。不過這一看法只是孤立看待這一事例本身的結果，如果把它放進整個中國古代史，對不起了——這是中國第一次公開賣官鬻爵！
稅費抵扣，兩得其宜
當時中國的官僚制度還處在早期試驗階段，對於某些政策的不良後果，統治者缺乏足夠的預見性。大漢王朝開國處處缺錢，對於秦王朝的這項發明全盤認可，從漢惠帝時代開了賣民爵的口子，之後很快放開了官爵的買賣。晁錯曾製訂“入粟拜爵”制度解決前線軍糧不足的問題，而更多選任為官者以納稅額多少為限制。景帝前期是貲算十以上乃得宦，也就是向政府繳納十萬錢的資產作為算賦（人頭稅），就可獲取為官資格，到後來門檻放低，只要算四（四萬）就夠。
中國的權錢交易，幾乎和整部封建王朝史同樣漫長而沉重。
這種制度稱之為納貲，字面意思就是“交稅”。它和買官還是有所區別的，因為算賦是人人都需承擔的義務，國家只是以授爵的方式，對承擔較多稅額的積極分子給予獎勵。對於這項制度，當時以董仲舒為首的儒家學者公開表示反對，認為“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但平心而論，剛開始納貲制度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執行機構相對也較為謹慎，通過納貲方式也確實選拔出了一批人才，大名鼎鼎的張釋之、司馬相如都是靠納貲當上的郎官。武帝中後期，國家開支日益龐大，財政入不敷出，光靠多繳稅換官位的方式無法填補漏洞，於是朝廷終於決定正式賣官。
世風日下，政策走偏
國家公職與個人貢獻直接交換，本身就存在極大風險，更何況錢財收益經常不能得到有效監管和使用。賣官前期其實也還基本穩定，靠著交錢交糧步入仕途的卜武和黃霸，都成長為大漢王朝的優秀幹部。但相關部門嘗到了來錢容易的甜頭，原本頭腦中緊繃的防範之弦很快就松了下來，標準漸漸放寬。“入羊可以為郎”，“入谷可以補官”，同時還能購買各級爵銜，只要錢到位，弄個小國諸侯當當也不是沒有可能。這就不是什麽“未必賢”，而是“必不賢”了。
慢慢地，皇帝眼中的滿朝文武，都是一部部活的提款機。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此時大多數可售之官都是並無實權的閑職，尚不至於對國家機器的運轉造成嚴重阻礙。但賣官鬻爵的泛濫影響深遠而惡劣，掌管賣官權力的既得利益者胃口越來越大，出錢買官的則千方百計通過非正常渠道撈回投資。漢朝開始走向官僚隊伍冗雜臃腫，素質普遍低下，連鬥雞走馬的市井無賴，作奸犯科的刑釋人員都混跡其中的局面，到後來連實權部門的職位都逐漸允許出售，於是利用職權向下攤派，榨取民財成為了普遍現象。
至尊親為，下必甚焉
東漢靈帝時代這一現象達到極致。皇帝親自登台，專門設立交易市場——開西邸賣官，包括關內侯、虎賁、羽林等職位，價格不等。除了明面上的，皇帝還指示身邊的近臣操盤玩更大的：公千萬，卿五百萬。有錢的當場付清，錢不夠的呢？先打個借條，等上任後加倍償還。有個叫崔烈的，通過內部關係，一次交清五百萬，當上了司徒，上朝時漢靈帝看著他懊惱不已：早知道他這麽富，就該再狠敲一筆——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朕還是太老實了，報價太低！
歷朝歷代的賣官制度本質上都是飲鴆止渴，無非是打著補充國用的幌子搜刮錢財，雖然一時解決了財政短缺狀況，卻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空氣汙染。皇帝不方便親自出面撈錢的，大多會委派親信近臣具體經辦，比如北齊後主高緯為了掩人耳目，就把賣官事務全權委託給佞臣和士開。賣官的收入當然大部分被中飽私囊，少數一部分被抵充為官員俸祿。通過交錢方式獲得官位的官員，在抬頭前都帶上“敕用”兩字，這樣特意加以區分的目的，是為了便於掌握數字並在合適的時機繼續榨取。
昏黑一片，滿清造極
實際上到了封建時代中後期，各種社會角色幾乎都能通過錢來獲取，包括僧尼兵儒，甚至各種社會義務的豁免權等等都可拿錢搞定。到了明清時代，賣官制度已經完全臻於成熟。因為我們今天有機會閱讀各類清代野史典故、筆記小說，因而對於清代的相關情況相對熟悉。相比前朝而言，滿清政權的捐納制度具有時間跨度大、涉及範圍廣這兩個基本特點——從康熙前期直至清末宣統，捐納制度大致貫穿了整個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統治期，而且到中後期官職買賣的開放和冗濫程度創了歷史之最。
對於捐納得官者，基本要求是及時繳納，尤其是繳款額較小（三十兩以下）的小官，不允許出現拖欠滯納。但由於買官者太多，加上走正常仕途的官員隊伍本就龐大，因此捐納者錢繳了，卻遲遲得不到實缺的情況日益突出。清朝規定捐班的範圍是“簡缺”，就是禁止他們承擔要害部門和地方工作比較繁重的職位，另外也不許進入教育崗位。
明臣：捐官事業的未來，就拜託各位滿大人了！
清官：放心，我們一定會發揚光大的！
每次新皇帝登基，總會煞有介事地頒詔取締捐官，表明澄清吏治的決心，但堅持不了幾年都铩羽而歸。國家日常開支太大：前方打仗要錢，賑濟災民要錢，鴉片戰爭以後孝敬各國太上皇更是刻不容緩，取消捐官制度簡直一天都活不下去。如果僅僅是經濟問題倒還罷了，問題是當時的機構臃腫已經非常嚴重，尤其到王朝末年，歷年積壓的捐班人數得不到有效分流，所有的職位都被排滿，捐納出身者人數反過頭來超過了通過科舉入仕的官員。
萬歲面前，毋庸諱言
儘管經歷多次整頓，捐班隊伍素質普遍低下仍是不爭的事實，康熙年間就有大臣上書：“鄉裡童呆，一旦捐資，儼然民上”。其實對當時已經處在工業革命階段的歐洲，同樣的問題也普遍存在，政府職位甚至可以提前數年預定，而這又與寅吃卯糧的國家財政互為因果。《清史稿》認為，如果操作得當，捐官制度能起到選拔特種人才的意外作用，成為科舉製的有效補充。這種說法純屬詭辯，捐官挑選出來的不是庸才，就是搜刮手段特狠的貪墨之尤，即便是極少數“異途殊士”，在腐濁透頂的官場大背景下，同流合汙也是分分鐘的事。
到處都是這種貨色，我大清藥丸！
當然萬事總有例外，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人總是碰得上。某一次光緒皇帝看到即將上任的捐班縣令名單中，有一個是賣布出身，頗感好奇便找來談話，問他何以想到要捐錢做官。或許是皇帝當時態度和善，氛圍比較輕鬆，此人嬉皮笑臉湊近皇帝說了心裡話：“臣想來，當官總比賣布掙得多！”氣得光緒當場發飆，命人將他摘去頂戴。此公還不識相，跑去吏部糾纏不休，說既然把我免了官，錢就該退給我——退錢是吧？好的，過來，我給你——結果他直接被抓到九門提督那裡，挨了四十大板，掌嘴五十，轟出京城。
誰說無商不奸？這位布販就很坦誠，只可惜沒有考慮到萬乘之尊直面黑暗現實的心理承受力。皇帝不過想聽幾句冠冕堂皇的場面話，說點什麽不好，非要扯擺不上台面的生意經，一句話就把自己聊死。不過這種腦子也確實不適合走仕途，還是吃頓嘴巴長長記性，回家慢慢體會人生的殘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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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策劃：彥稠；圖文編輯：舊拾
河圖洛書 · 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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