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一朝的怪現象：清官廉吏很多，官場腐敗卻愈演愈烈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做了三年多兒皇帝的嘉慶帝親政，終於可以名正言順放開手腳大乾一番。可是活得過於長久的老皇帝，留給他一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就是想勵精圖治也一時沒有頭緒。這年三月，有人向他陳奏了地方的四項積弊：

第一，督撫等地方大員，經過下屬的州縣時，隨從往往有上百人，還建有公館五六處。為供應這些人的需求，州縣只好向百姓攤派。

第二，凡中央派大員到省，督撫等官員必定派人迎送，逐日跟隨，途中設筵喝酒，每到一處便勒索一處，應酬之費大大超過公差花銷。

第三，督撫等官每一到任，就要修繕房屋，餵養馬匹，搭蓋涼棚，調運煤炭，所有費用由州縣承辦，再攤派到各邑各鄉。

第四，督撫等官還逐日設宴征歌，廣覓優伶，自己組織戲班，由公家出錢供養，其實錢也都是下面承辦。吃一次宴席，花費達幾百金，陪席的屬員苦不堪言。甚至還有的大員蓄養優童，任意揮霍。

嘉慶認為，這四項確實切中時弊，也是他平素所深惡痛絕的。各省督撫，俸祿本來就比京官優厚，理應潔己奉公才是；有事外出，應該盡量少帶隨從人員；所到之處，不要讓人迎送陪同；衙署的房屋、用具，能省就應該省，不要鋪張，更不該把負擔都壓在州縣百姓頭上。

嘉慶對地方總督以下大員，進行了一次力度頗大的整頓和換班，用他的話說就是“去以貪吏，百姓蒙福；進一賢臣，一方受惠”。他新任地方大吏時，特別重視人品的清廉，所以這一時期，地方上出現了一大批清官。事實上，嘉慶一朝也是清代最多的。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嶽起，滿族旗人。初任奉天府尹，他的前任是個臭名昭著的貪官。他到任後，命仆人把前任居住過的房屋、器皿徹底清洗一番，表示他一塵不染。後來因為與盛京將軍不合而罷官。嘉慶親政後，重新啟用他為山東布政使，不久又調江蘇巡撫。

嶽起為官以清、儉二字要求自己，官衙中只有寥寥幾個童仆，出門時馬匹羸瘦，衣裝簡樸。他公開禁止開設賭場、妓院，不準設宴演戲。因此，吳地奢靡之風為之一變，吳民稱頌他是“嶽青天”。

陳大會，會稽人，嘉慶親政，把他從兩廣調至山東任巡撫。當時山東地方吏治廢弛，貪汙遍野，陳公一到，就彈劾貪吏三十多人。他的一絕，是在接見下屬時，先是和顏悅色，相談甚歡，然後出其不意把臉一板，正色道：“你貪汙了多少公款，我一清二楚，你要不懸崖勒馬，我彈劾你的奏章可都寫好了。”所以人人一提起他都怕的發抖，民間有“山東民不反而官反”之言。

初彭齡，山東萊陽人，曾任監察禦史。當時的江西巡撫陳淮十分貪婪，當地民謠唱道：“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初公將他的貪婪行狀連同這首民謠一並奏上，終將陳老虎罷官。後來初公調任雲南巡撫，不久又回京做官。

汪志伊，桐城人。最初任縣令，累遷至福建巡撫。他到熱河去陛見皇上時，也只不過乘坐一輛破舊的車，後面跟隨三名仆從而已，往來城鄉幾十處地方，誰都不知道他竟然一方封疆大吏。平時的儉樸可以想見。

此外，還有像長麟、書麟、台布、阮元等人都是當時地方上以清廉聞名的大員，即便是在中樞，劉墉、王傑、董誥、朱珪等人也都是清廉如水，不私取一文。

嘉慶親政，所提撥重用的都是一些以廉正著稱的官員，其中一些確實也為嘉慶帝政治貪官汙吏的措施盡了力，也使一些地區風氣多少有些改變。不過，整個官僚統治機構都已腐敗不堪的情況下，即使出現區區幾名廉吏，又怎麽能力挽狂瀾？

何況，以清廉為名的人，未必就真有能力，上面說的這些人中也未必都是治國乾臣，未曾真正觸動過地方積弊，不過是自己“守正不阿”而已。所以當時就有人指責他們不過是在為自己“沽名”。

嘉慶帝實行的“鹹與維新”真正的失誤之處在於他沒有從體制上進行大力度的改革，而是抓住了這些細枝末葉，其結果自然不會理想。因此也就出現了清官廉吏很多，但官場卻越來越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