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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億萬富豪“四敢”

有些事情,你想繞也繞不過去。

文 / 華商韜略 孔令娟

1871年,隨著從倫敦到上海的海底電纜敷設完成,兩地信息傳遞從之前六到八周縮短到幾小時,中國被納入全球化信息體系之中。

這使得中外期貨貿易成為可能,上海很快成為遠東最重要的外貿和金融中心。但這之外的中國,依然是一潭死水。

【1】

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一書中指出,從古至今,權利分配經歷了三種力量更替:暴力、財富和知識,以信息為基礎創造財富體系的崛起,是當代經濟最重要的事情。

現代社會,信息已成為戰略資源,掌握信息的多寡、快慢、深淺,往往是決勝的關鍵。不過,決定如何獲取和組織信息的,則是主體意識和格局。

日本從1869年開始引入電報技術,此後廣派人員赴歐學習,甚至不惜舉債發展,最後國內廣布電報局,與歐洲不相上下。

但同時期的中國,卻因害怕“破壞風水”而抵製電報業。對於敷設到上海的電纜,清政府禁止其上岸登陸。英國、丹麥等公司置之不理,才先後架通了上海吳淞和廈門等線路。

關於電報線,清廷爭吵了近十年,直到1879年日本並侵吞琉球事件,為了加強海防才不得不開始敷設。

即使形勢如此不堪,李鴻章1880年奏設的電報線仍是從天津到上海。他雖然深知北京通電的意義,但“頗慮士大夫見聞未熟悉,或滋口舌,是以暫從天津設起,漸開風氣”。

但時代從來不等任何人,中國被越甩越遠。沒有變革的決心和勇氣,再多信息和知識在眼前也是無濟於事。

直到“光纖之父”高錕的出現,中國人才在通信領域引起世界關注。

1966年,在歐洲標準通訊實驗室的高錕發表了《光頻率的介質纖維表面波導》,論證了玻璃纖維作為光傳播介質並用於長距離通信的理論。

光纖把信息傳遞帶入了“大躍進”時代,無論是速度還是內容都呈幾何式增長。它帶來的不僅是科技進步,還有今日因信息廣泛傳播而引發的經濟和社會變革。

奧巴馬盛讚高錕:“你的研究完全改變了世界,促進了美國及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欠你一個極大人情。”2009年,高錕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表彰他的開拓性成就。

不過最初,把光與玻璃結合這一出奇構想並未得到世人認可,甚至被說成是“癡人說夢”。

面對多方質疑,高錕卻信念堅定。論文發表後的幾年,他除了帶領團體改進實驗效果,還到世界各地推廣自己的理論。

有一次,妻子責備高錕回家吃飯晚,他卻說:“別生氣,我們正在做的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終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

1971年,美國康寧公司製造出世界第一根光纖;1992年,光纖9000公里傳輸任務試驗成功,由此開啟了全球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的新時代。

高錕說:“做事固執、冥頑不化,可能不是好品質,但所有科學家都應該固執己見,一旦認準的路,就要百折不回走到底,撞上南牆也不回頭,否則的話,你永遠不會成功。”

1992年,一個初中沒畢業的中國農民也固執地想搞光纖產業,想加入到世界信息大潮中。

【2】

上世紀80年代初,崔根良退伍回到蘇州市吳江縣七都鄉。他做過鄉織服廠廠長、乳膠廠廠長,每次都是不到一年時間就讓瀕臨倒閉的企業起死回生,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1991年,鄉政府把虧損最嚴重的農機廠交到他這個“神人”手上。這一次,曾是空軍通信兵的他決定,讓農機廠轉行生產通信電纜。

他知道,通信業就像是一個國家的神經系統,改革開放需要這個系統靈敏迅捷、觸及八方。

崔根良果真再發“神威”,雖然既無資金又缺技術更沒人才,但通過“借蛋生雞”——與江蘇國有企業聯營,通信線纜廠同樣是很快就扭虧為盈。

不過,崔根良做事情從來不止看眼前。雖然隻念到兩年初中就輟學了,但生在吳越爭霸之地,他可是聽著“財神爺”范蠡的傳奇長大的。

范蠡無論是從政還是從商,最看重待時而動。這個“待時”不是被動等待,而是要“藏器於身”,做好準備,這樣才能在時機到來時張網捕魚。

崔根良深知光通信是未來發展方向,因此他把目光瞄向了光纖產業。

對於一家剛剛解決溫飽問題的鄉鎮小企來說,要想生產高科技的光纜來說,簡直是異想天開。不過崔根良有絕招:“借梯上樓”。

從1973年開始,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梓森在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研製光纖。雖然當時處於封閉狀態,無法借鑒國外技術,但他採用了石英光纖、半導體雷射器和編碼製式通信機正確的技術路線,使我國在發展光纖通信技術上少走了不少彎路。

1979年,趙梓森和同事拉製出我國自主研發的第一根實用光纖。1982年,國內光纖通信第一個實用化系統工程在武漢開通,標誌著我國光纖通信技術已發展到生產和應用階段。

但由於自身工業基礎薄弱,原郵電部決定尋求與外企合作,1988年與武漢市、荷蘭飛利浦公司共同創立了長飛公司。

當崔根良1992年初托人找到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時,對方對他表示了懷疑,“這種產品都是部屬大企業在做,你們鄉鎮企業一下子是進不去的。”武郵院長江廷林說。

“我知道。不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講究市場規律,只要我們做出高質量的光纜來,就會受到歡迎。”崔根良展現出他固執的一面。

那一年春天,他深受“空談誤國、實乾興邦”的鼓舞。雖然農民出身,但當兵的經歷讓他體會到“只要學習就會進步,只要付出就會有收獲”。

被崔根良的熱情感染,又看到他務實能乾,當年4月,武郵就與吳江通信線纜廠合資成立了“長江光纜聯合公司”。秋天,他們收獲了華東地區第一根合格光纜。

1994年成立集團公司,崔根良翻閱《辭海》,最後決定:“就叫亨通吧。”

此後,這家鄉鎮企業果真時運亨通。我國加速布局光通信,在傳輸乾線上全面取代電纜。亨通在這一波建設高潮中成為光纜主要供應商,並改製為民營企業。

【3】

世紀之交,全世界都處在互聯網亢奮中,光纖消費量也隨之暴漲。但2001年年底,互聯網泡沫破裂,光纖泡沫也被戳破。世界光纖需求量下降三分之一,市場嚴重供大於求。

與國外市場相比,中國光纖需求尚未飽和,成了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的傾銷地。此前,國外普通單模光纖最高賣過每芯公里1700元,此時從韓國進口最低只有百元。

這使得停留在低端模塊、沒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遭受的衝擊最嚴重,中國光纜企業從最多時180家銳減到60家。

亨通光電2001年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都增長了100%以上,到了2002年卻分別下降21.25%和42.70%,這讓崔根良意識到掌握核心技術的緊迫性。

當時國內大部分企業是購買美日光纖材料進行加工,不僅成本高利潤低,生死也由別人掌握,例如康寧就曾宣布好幾個月停止出售光纖給中國光纜商。

崔根良從全國各地請來專家為亨通發展支招。通信專家周仲麒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光纖是光纜的原材料,亨通要做強做大,不能隻做光纜,而必須掌握光纖光棒技術。”

通過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模擬學習,再到自主研發,亨通全面掌握了光纖拉絲技術。但最核心技術、獨佔產業鏈70%利潤的光棒還是不能生產,仍然被人“卡住了脖子”。

80年代,曾有數家國有企業、研究所投入大量資金做光棒技術研究,但都徒勞無功。就連長飛也只能做光纖不能做光棒。一個民營企業要自掏腰包上此項目,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像高錕一樣的科學家可以技術至上,不害怕失敗,因為他們成功一次就可以功在千秋。但一個企業家卻需要謹慎行事,一失足就可能成千古恨。

這也是當年倪光南和柳傳志的“技工貿”和“貿工技”之爭的不同出發點。

但有些事情,是你想繞也繞不過去的。汽車、大飛機、半導體的產業發展已經證明,外國公司是絕對不會把核心技術轉讓給中國企業。

光棒技術也是如此。有一次,崔根良在與一家日本公司談合作時,日方指著協議說:“你們要想合作,就只能按既定協議內容執行。”

崔根良最終沒有簽下那份合約,並且像華為一樣,下決心要做自主研發。

雖然連專家都勸他“沒必要冒險”,但他堅定地表示:“對國家來說,落後就要挨打;對企業來說,落後就要受製於人。辦企業,就要有骨氣、有志氣。誰都不去搞,中國光通信產業看別人臉色,必然喪失主動權。亨通砸鍋賣鐵也要上!”

此後4年,亨通連續投入6個億,200多名研發人員日夜不歇地在研發車間裡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期間,有人勸崔根良:“不能投了,看不到底。”崔根良也曾在研發車間外徘徊,但是為了不給研發人員壓力,持續好幾年,硬是忍住沒進去。

直到2010年8月7日清晨,捷報傳來,崔根良才三步並作兩步跑進研發車間。看著這些心血結晶,良久他才說了一句話:“今天,我可以睡個安穩覺了。”

至此,亨通完全擁有光纖、光棒自主知識產權,打破國外技術壟斷,使得中國在世界光通信領域擁有了話語權。

也是從2010年起,3G和4G建設相繼展開,國家實施“寬頻中國”戰略,中國光纖產業再次進入發展的快速通道。

“有器在身”的亨通乘勢而上,從2011年起營收連續百億級跳漲,2017年達到780億元,連續九年入圍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民企100強,並躋身全球光纖通信前三強。

崔根良個人財富也水漲船高。根據《2018胡潤百富榜》,崔家財富260億元,排名第115位。不過除了行業裡,他較少曝光在公眾面前,生活也一直保持著樸素的作風。

【4】

通信是迭代技術,而且迭代速度越來越快,崔根良和亨通沒有時間享受勝利的喜悅,就要為下一次戰鬥準備。

今年3月底,崔根良又把專家請到吳江,研討亨通5G通信及應用戰略。

明年,我國將啟動5G商用服務。早在5G概念提出時,亨通就已著手規劃新品研發,相繼推出5G拉遠光纜、新型天線、數據中心用MPO光纜等產品及解決方案。

上個月,亨通光電還發布公告,3000萬美元增持英國半導體公司洛克利,後者擁有可應用於5G、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領域的矽光子學技術,可應用於超100G的高速數據傳輸。

除了5G,亨通在量子通信方面也走在同行的前面。

2016年8月16日,我國“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成功發射,激起了世界範圍內量子保密通信產業發展熱潮。

崔根良眼疾手快,“墨子號”發射當月就搶先與中科大安徽問天量子科技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後又與北京郵電大學聯合建立“量子光電子學與彌聚子論實驗室”。

目前,亨通已擁有量子通信自主核心技術及知識產權,以及提供量子通信整體解決方案的能力,並且有寧滬量子乾線、京雄量子加密視頻會議系統等多項應用案例。

亨通不僅關注國內市場,更是志在全球神經系統。他們的目標是50%的產品為國際市場、50%以上的資本為國際資本,50%以上的人才為國際人才。目前,他們在歐洲、南美、南亞、南非、東南亞都已經設立了產業基地,產品覆蓋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亨通還在積極布局海洋。此前,亨通自主研發了中國第一根海洋光纖,之後又完成了國內第一家5000米水深系統集成海試,代表中國高端製造業走向國際。

截止去年11月底,亨通交付的海底光纜總長度突破一萬公里。近日亨通光電又發布公告,擬定增募資52億元。其中,過半數資金用於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PEACE跨洋海纜通信系統運營項目。

改革開放四十年,民營企業多是各領風騷三五年。崔根良卻歷經28年披荊斬棘,把一個瀕危的鄉鎮農機廠發展成擁有全資及控股公司70余家、上市公司3家的集團公司,而且一路向前,始終屹立在行業前端和潮頭。

所以,一個人或是一個企業的成長不在於起點高低,關鍵是能否持續成長與進化。

崔根良一直強調要立大志:“‘立小志者常立志,立大志者立長志’,只有胸懷大志,做具體的事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

截止去年底,我國光纖入戶總數已超過3.7億戶、98%的鄉村通上光纖。沒有這些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就不會有中國互聯網跨躍式發展,就不會有拚多多、快手這些商業奇跡。

所以,不是消費降級,是通信建設將互聯網普及,將信息平等,將兆大眾納入到消費大循環和輿論場裡,吹活了這一池春水。

歷史的車輪是向前的,但總要有人推動它才能前進。

崔根良就是這個必然和偶然的結合。2016年,他榮膺全國時代楷模時,表彰詞裡寫道:崔根良敢攀高峰、敢創大業、敢為人先、敢爭一流……

正是這“四敢”,帶領亨通走出一條創業創新、產業報國之路,也助力中國通信建設飛速前進。

中國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需要亨通這樣的“大國重器”作為“定海神針”,才能在全球競爭中從容自若;需要崔根良這樣的“四敢”,才能立於全球潮頭。

參考資料:

《跌蕩一百年》 吳曉波

《“光纖之父”高錕:一抹執念,牽動世界的神經》 科技日報

《時代楷模崔根良:“民企”報國》 文藝報

《崔根良:光通信產業的領航人》 中華工商時報

《中國“光纖之父”趙梓森:四十餘載“追光之路”》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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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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