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萊曼東遊記：阿拉伯人眼裡的大唐

作者/ 竹鼠 本文系騰訊獨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公元851年，此時是阿拉伯阿巴斯王朝時期，在中國正是唐宣宗大中五年。在我國南部最大的城市廣州城裡，出現了一個抱著頭巾，拿著古蘭經的異域男子。這個人叫做蘇萊曼——這位名叫蘇萊曼的阿拉伯商人從遙遠的西方渡海而來，是往來東西，到中國和印度做買賣商人。

這可能是他第一次離開故土，來到陌生而充滿異域氣氛的東方：他坐著大船，從巴格達，阿巴斯帝國的心髒出發，經過阿拉伯半島的鞋尖，現代的阿曼港口城市蘇哈爾和馬斯喀特，然後一路穿越廣闊的印度洋，路過印度最南端的錫蘭，在那裡補給之後前往馬來半島中間的海峽，再順著海岸線北上，最後到達廣州。在這條公元7世紀就被開墾出來的阿拉伯人的航道上，他見識了許多不同於故鄉的風土人情和人文景觀，他回到阿拉伯之後把他們都記載下來，做成一本薄薄的遊記保存，用白紙黑字刻下了他腦海裡存留的關於唐朝和古印度的印象。

而後的公元916年，一個名叫哈桑的阿拉伯人聽說了這本遊記，就根據自己的記憶續寫了一部分，此時正是中原紛亂的時期，按照後梁紀年則是末帝貞明二年。

這兩個部分的文字被整合在一起，就變成了我們今天要說的《蘇萊曼東遊記》。

這是阿拉伯人，也可以說是我們西方的世界中，最早的關於中國和印度的介紹：它比《馬可波羅遊記》要早大約四個世紀多，而更加被人熟知的後一部更加詳細更加宏大的阿拉伯人遊記《伊本白圖泰遊記》則成書於1346年。可以說蘇萊曼和他的後繼者哈桑為我們呈現了一幅更早期的古中國和古印度的畫卷，有很多當時的情況，也可以從中窺探一二。

筆者不才，今天想帶大家看一看這本書：自然不會是照本宣科，除卻這本書中一些好玩兒的地方之外，還會盡我所能把其中中國古代史的內容聯繫一下，以便於大家理解。

書中有一部分這麽寫道：“漢府（Hanfu）是買賣人的聚集處，中國皇帝派有回教徒一人，辦理（已經得到皇帝允許）前往該處經商的回教徒的訴訟事務。每當節期，他帶領大家禱告，宣頌扈特哈訓詞，並為回教國的蘇丹向安拉祈福，伊拉克的商人對於他的判斷從來都是信服的，他心中所掛念的只有真理。”從這一段話裡，我們窺見到我國唐朝南部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漢府裡的穆斯林商人們的一些情況，啥？你說漢府是哪兒啊？噢，您看我這腦子，忘了解釋，所謂漢府就是廣州城。

而廣州城在當時的中國，可以算是伊斯蘭教在遠東的一個中心了。

自從伊斯蘭教在7世紀被創立以來，可以說就和中國結下了不明不白而又千絲萬縷的緣分，備受尊敬的先知穆罕穆德曾有一句聖訓名言，叫做“求知吧，哪怕遠在中國。”所以他的後繼者們便開始前仆後繼的前往遙遠的東方，那個神秘的國度。

據記載最早在公元7世紀，也就是伊斯蘭教剛創立不久，就有四位穆斯林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傳教，這四位穆斯林被稱作“四賢”。他們分成三隊分別前往現在的廣州，揚州和泉州所在地進行傳教，忠其事業並葬身於他鄉，直到今天在這三個城市也有四賢的墓地，並且成為了中國穆斯林的聖地之一。這件事情後來被明朝的一位叫做何喬遠的人記載，這位何喬遠是傑出的閩地方志史學家，他書中描寫：“靈山（泉州晉江縣）有默德那國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那德國有嗎喊吧德聖人，生隋開皇元年，門徒有四大賢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此山。”

從此之後，凡是來到中國的阿拉伯商人等，幾乎隨著四賢的腳步，都是在沿海地區立足的。而其中，又以廣州為最。因為唐朝實行的是開放的政策，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從廣州出發的。而佔據得天獨厚地理位置的阿拉伯人從公元6世紀，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就已經壟斷了東西方的香料貿易，這導致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常年在東西徘徊，停留廣州的人也不在少數。

對於這些阿拉伯人，唐朝設置了一個特殊的制度來對他們進行管理，那就是“番坊”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唐朝政府劃定特殊的區域供阿拉伯人居住，例如現在的廣州光塔街一帶就是番坊故地。在這裡，政府給阿拉伯人高度的自治自由，可以設立教法學校和清真寺，也保留他們的習俗信仰，甚至可以允許他們擁有自己習慣的司法體系。另外，設置一位“番長”來管理番坊之內的大小事務，這大概就是蘇萊曼口中的皇帝派遣的回教徒了。從這兒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認證唐朝的時候，在中國的阿拉伯人也是由穆斯林管理的，而且宗教習慣一切如常，到了節日依舊禮拜安拉，毫無禁忌。同時，阿拉伯商人集中居住的區域基本是在在沿海，尤其是以廣州為異塵餘生中心的閩，廣省份。

而另一件可以從這本遊記裡印證的中國歷史史實，則是著名的黃巢之亂。

由於蘇萊曼在中國的時期沒有趕上黃巢作亂，因此這段歷史由他的後繼者哈桑繼續寫在了他的書中——“中國發現一個叛賊，他的名字叫做黃巢。他開始時候使用的是詭計和假恩惠，後來就開始使用武力。”這是說黃巢本是鹽幫首領，後來就開始響應王仙芝的起義活動，召集幾千人用武力攻打鄆州等城池。

“他的勢力逐漸擴大，準備完成之後，他就向漢府進發。漢府人不願意他進城，黃巢就把城市圍起來，其年回歷264年也。”回歷264乃是公元878年，哈桑的記載有一年的誤差，實際上，黃巢是公元879年開始圍困廣州的，並在向朝廷索官未果之後一天之內攻破了廣州城，哈桑對此描述如下：“城破之後，城裡的居民都被殺害了。當時在城裡做買賣被殺死的回教徒，猶太教徒等共12萬人，中國人不算在內。黃巢還把桑樹都砍伐了，因此唐朝的絲綢開始一蹶不振。”

這之後的事情，我們都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黃巢繼續毀滅一個一個的城市。當他進攻京城的時候，中國王匆匆忙忙的逃走了，他從京城胡牡丹（Humdan;西安）逃到和西藏相近的一個城市，叫做馬都（Madu;成都），就在那裡住下。亂黨繼續著，黃巢後來真的成了王，直到寫這本書的時候。（916年）”

黃巢確實稱帝了，那是在他攻破長安之後的880年，他在長安稱帝，號大齊，建元金統。但是唐朝後期勃發，在後來的公元883年把擊敗了黃巢，重新奪得了長安。

除了這種關於在中國的阿拉伯人的見聞和歷史故事的見聞之外，蘇萊曼和哈桑還在書裡寫了很多關於中國人生活習慣的雜七雜八的東西，例如他說：“中國人不論大小，不管冬夏，都穿絲綢的衣服。但是，最好的絲綢是留給國王（皇帝）的，其余的都可以穿——能穿多好就穿多好。冬天，男人可以同時穿起來五六條褲子——能穿多少就穿多少。這是因為當地濕氣重，所以要保護下肢。夏天時候，他們則隻穿一件絲綢，不帶頭巾。”這一點，也被後來的哈桑所認同，並補充了一個小故事：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那個，一個阿拉伯人看到一個唐朝宦官穿了衣服，但是胸前的痔還是能被看見得那個故事。

從這兒我們就看出來，蘇萊曼雖然人在中國旅遊，但是因為一些主觀觀念，對中國的描述還是有不對的地方，例如穿絲綢這件事，因為蘇萊曼是阿拉伯商人，而當時的貿易除了香料，很大一部分就是絲綢貿易了，故而他可能有點先入為主，把絲綢當做了中國人的日常衣物。可實際上，唐朝的絲綢衣服也是奢侈品，老百姓根本穿不起的，只能穿麻布。唐詩中有出現過的“搗練”就是描述捶打麻布的動作，因為麻布穿多了會慢慢變得僵硬，需要捶打軟化。所以是不可能出現“無論大小，都穿絲綢”這種情況出現的。雖然如此，蘇萊曼和哈桑對絲綢的質地的描述還是正確的——那就是薄絲綢的描述。唐朝的絲綢業已經達到了古代絲綢製造業的巔峰，不僅品種多樣，而且質量上乘。

另外蘇萊曼還帶了一筆唐朝人的食物：“中國人吃的是米飯，又時常預備一些雜燴，澆在米飯上吃。”因為蘇萊曼到的地方都是廣州這樣的南方，因此他會以為中國人就是吃米飯的。其實不是，唐朝詩人柳宗元寫過“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唐朝大米的產地主要是在南方，而北方則多食小麥面食。（固然也不是完全隔離的）

而所謂“雜燴”，我猜測大概是描述唐朝的粥吧？至於他接下來寫的，就比較好猜測了：“中國皇帝吃的是最上等麵粉做成的麵包，以及各種各樣的肉。”麵包這個東西中國自然是沒有的，大膽一猜，八九不離十他說的是“餅”。餅在唐朝十分流行，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胡餅”啦。雖然皇帝是沒啥可能直接啃胡餅的，但是唐朝吃餅之風催化出了幾十種餅的類型，包括什麽煎餅，蒸餅之類的包羅萬象，自然也是有可能流入大內的。

除此之外，蘇萊曼還寫過中國的女人“頭上都扎著象牙梳子”其實那就是發簪吧......還有什麽“有的男人帶著類似回教徒帶的帽子”，其實那應該是襆頭較為早期的樣子。

蘇萊曼竟然覺得這個像是頭巾。

參考文獻：《蘇萊曼東遊記》劉半農譯版

《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陳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