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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瑋宋莊訪談錄之二:方力鈞——從藝術家到“館長”

天有際,思無涯。

方力鈞——從藝術家到“館長”

方力鈞,1963年生於河北邯鄲,1989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居住在北京,職業畫家。與其他藝術家共同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話語方式。

方力鈞1980年進入中等美術學校學習,當時他接觸到知青代藝術家的作品,因為迷戀他們的寫實主義風格,而努力在寫實技巧上學習。1985年,他進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正值西方現代思潮湧入,美術界開始了以全面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為標誌的“八五新潮”運動。年輕的方力鈞也閱讀了大量的西方哲學書籍,西方哲學中的人道主義給中國社會帶來一種對個體生存價值肯定的思潮,但同時也伴隨著世俗享樂的風氣。

1988年在他創作的《素描NO.1—3》中首次出現了他延續至今的符號——光頭。這個符號起初有叛逆和玩笑之意,後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形成了典型的潑皮幽默語符。他以藍天、白雲、大海這些空闊場景來代替實景,作為光頭潑皮的人物背景。這種海闊天空的詩意表達,既是他無法放棄的理想之境,也形成了不屈從,也不采取對抗的表述方式和立場。闡述最初創作光頭形象時,方力鈞說:“美院畢業,我的狀態相當於一個人喝醉了,一頭撞在牆上面,唯一的想法,就是翻越這面牆,可一旦翻過去之後,又面臨去哪的問題。世界遼闊,而當時的藝術只有一種聲音,與之對抗的聲音迅速被滅掉,最後我選擇了一種分寸,有可能發出聲音,又不被滅掉。到2003年以後,我開始有了隨心所欲的感覺,不斷地靠近自由自在的形式。”而這種不屈從也不對抗的立場與表述方式、這種“分寸”正是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畢業、“文革”後第三代藝術家具有的典型特質。與第一代知青藝術家以真、善為藝術內核不同,也有別於第二代85新潮代藝術家強調文化批判和從形而上的角度關注人的生存狀態。第三代藝術家群體提前進入了後現代的解構主義文化和精神情緒。以平視的、旁觀的、冷靜的角度和筆觸來表現周圍平庸的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命狀態和情緒色彩。這種領先既成就了這批藝術家作品的國際化,也讓這批藝術家的作品在漸漸全面進入後現代解構文化的中國社會中,一直佔據著不可取代的位置。

小堡村裡的大園子

施瑋:您是哪一年來到宋莊的?那時候和您差不多時間來到宋莊的,您還記得有誰?

方力鈞:我是1993年在宋莊小堡村買了第一處房子。我們來宋莊是兩撥人。第一撥是一起來選地方,看房子。當時把我們帶到這邊來的是張惠平,一起來的有王英、田彬、楊茂源。後來我們看好房子,真落實要買的時候,第一撥人基本上都沒有來,他們都變卦了。所以就換成了第二撥人,就有張惠平、劉煒、嶽敏君,大概是這麽幾個人。

施瑋:您當時看到的小堡村是什麽樣子?

方力鈞:當時小堡村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北方的自然村落,那時候村子裡面沒有外來人口,沒有路燈,很多院子也沒有院牆。房子可能有一半是土坯的房,有一些看著像是磚房的,但其實裡面也是土坯的,下雨的時候有可能會倒塌的那種,但是很漂亮。那時,不像現在這麽熱鬧,有很多的植被,空地也很多,看起來很有田園的感覺。我們現在這個“環島”位置是河套,是河套沙地,那時即便白天陽光燦爛的時候都很少有人來。

施瑋:當時是什麽原因吸引您來到這裡,並且建房安家的?

方力鈞:其實我們一幫人在北京周邊跑了很多地方,包括我們在通州也看了很多地方,在宋莊也看了幾個村子。那個時候村民都不喜歡大院子,大院子很累人,你要打掃,要掃樹葉之類的,所以大家盡可能把自己的院子弄得小一點,不像現在要把院子搞大。雖然我們當時只有幾個人,但想到了將來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畫家遷移過來。小堡村的空房最多,空房的面積、院子的面積也比較大。考慮到房子的價格,院子的大小,以後其他的朋友再入住時的可持續性等……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跟當時村幹部交流的感覺,幾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然後才選了小堡村。

當時村裡的幹部就是崔大柏書記,他歡迎藝術家來,非常堅決、非常有遠見。這中間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我們剛遷到村子裡面來的時候,政府和這些藝術家們因為接觸得少,而且自由藝術家是個新生事物,1993年在中國“自由藝術家”這個身份剛出現沒有幾年,所以他們互相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很強。1990年代整體的時間裡,大家都是在一個互相不信任的狀態下度過,那時候各方面的壓力很大。崔大柏負責的村委會態度很明確,他們知道對村子的未來會是什麽意義,自然就非常堅決地支持藝術家在這個地方創作和生活。

施瑋:能談談您和朋友們起初在宋莊建工作室的事嗎?

方力鈞:我們1993年買的房子,1994年春節過後,就開始搬到村子裡面來修房子了。是在南院,老村的西南角,樹人學校圍牆後邊,我那個工作室就是整個宋莊第一棟畫家的房子。

當時在這個地方買一個院子,普通的價錢也就是三千到五千人民幣。雖然這已經比村民們買的貴了一倍多,但是對於我們來說,能夠接受這個價錢的人還是挺多的,所以就有各個時期的同學、朋友,陸陸續續搬過來。那個時候我算是一個小暴發戶了,參加過一些國際上的展覽,賣了一些作品,到這邊來工作算是比較安靜,可以安心地工作。

施瑋:我還想了解一下,你們這些藝術家來到了這個之前幾乎沒有外來人口的小堡村,你們與這個村子彼此之間一定會相互產生影響,並發生改變。之前,我採訪胡書記,已經知道了宏觀上的許多理念和數據,我想聽聽您回憶當初藝術家們如何與小堡村搞好關係的?畢竟你們成了村民。我曾聽說您和一些藝術家發起給小堡村捐路燈的事?

方力鈞:大概是1994年、1995年的事,這個是我們跟崔書記建立友好感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來到小堡村時,村裡沒有路燈,當時也確實有這個需要,藝術家們也希望能夠給村子裡面做一點貢獻。我們剛來要“拜碼頭”,要“拍馬屁”,要取得信任,這是應該的。所以大家就集資了七千元錢,具體修了多少盞路燈,我也不記得了。現在修路,這些基礎設施的費用都不成問題。但在當年的七千塊錢,如果要是本村人交易的話,可以買好幾個院子了。

這個只是一個小插曲,沒什麽,現在想起來只是經歷的一部分。我們在村子裡基本上還是村民,還是村委會對藝術家的幫助更大一些,因為我們畢竟都是從外邊遊蕩過來的,又沒有親戚朋友。本地的這些村民,包括村委會,大家相處得很融洽,這也算是奇跡了。我們宋莊,還有小堡村的村民,非常的厚道。

到小堡村沒多久,我父母就都搬過來跟我一起生活了。我們這一代,還有我們上一代其實都是農民出身,跟土地,跟自然的關係更密切,家人在一起生活也更好些。

宋莊環島的無名塔

施瑋:方老師,現在每一位走進宋莊的朋友來到小堡村,都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性的建築,就是環島的塔。而這件作品的作者就是您,您可以聊聊這個塔的故事嗎?

方力鈞:這個塔是胡介報大哥到了宋莊以後的事情,宋莊畫家村基本上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剛才說的,大家互相不了解,互相猜,互相懷疑。然後大概是到了1998年之後,因為當代藝術家的很多作品陸陸續續地進入到國家美術館等國家重要的機構裡。那段時間差不多就形成了一個大家相安無事,政府這邊也沒有太多的支持,但也不反對。這就是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胡介報作為宋莊鎮黨委書記之後,他跟崔大柏他們的看法非常一致,他也看到了這些藝術家對於宋莊的意義。於是,這個時期就變成了宋莊的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開始做“宋莊藝術節”。當時胡書記是雄心勃勃的,像環島這個塔的建築,第一年是委託我來設計,來做一件作品。原來的構想是每年都做一個類似這樣的作品,那麽經過若乾屆的宋莊藝術節之後,宋莊這個區域就會有很多的類似的雕塑作品,但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麽,不知道什麽原因,這個計劃沒能順利地實施。若按照當時的計劃,現在已經十多年了,至少要有十來個這樣的東西散落在宋莊的各個地方。如果那樣的話,宋莊的觀感、模樣完全就不一樣了。

施瑋:在宋莊藝術村的開拓和發展中,您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聽聽您這方面的回顧。

方力鈞:胡書記來後,我們大家就開始一起交流開會。記得第一次我們討論宋莊畫家村應該起個什麽名字?然後大家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後來我提出來說就叫“中國宋莊”,當時有好多老師朋友覺得這個口氣有點太大了。我說這個一點都不大,因為在全世界也只有這一個宋莊,說中國宋莊並不是很誇張的。後來胡書記很有遠見,就拍板說:好,我們就叫“中國宋莊”。這個名字一直就這樣叫下來了,但是當時這麽說的時候,大家都還有點心虛,是不是有點太張狂了?對於我來講,因為我沒有上過班,我也沒有各種層級的概念,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合適。但對於胡書記他們這樣在體制和機構裡面工作這麽長時間的人,我想當時他定這個名字的時候,可能還是需要很有魄力的。

之後,我跟胡書記交集比較多的時候,就是做這個環島的雕塑。

那時一切都剛開始,大家都需要非常多的溝通。然後,胡書記、崔大柏、洪峰,加上栗憲庭老師,他們這個團隊的結構非常好,做得風生水起。這時藝術家們就得到了自由,我們就回到工作室裡,可以安心地創作了。

胡介報作為宋莊鎮的書記,他要負責很多事,做完環島雕塑後,我們之間並沒有太多的時間私下裡去溝通、交流。反倒是他從鎮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以後,我們私下的交流才更多一些。

施瑋:那他退下來之後,您發現胡書記有什麽不一樣嗎?

方力鈞:因為他不是書記了,我們作為鄰居,又算是老朋友了,交流得更多一些。他是一心一意地希望把宋莊打造成為真正的一個藝術家的樂園,到現在他的工作其實一直都還是圍繞著這個來展開的。

施瑋:剛才我們說到環島的這個塔,胡書記曾經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為了給這個塔起名字,當時也是煞費心思,大家各抒己見,後來這個塔的名字叫“征名塔”?

方力鈞:這個名字其實不叫“征名塔”,而是始終在“征名”的過程中,名字沒有定。因為我自己的作品本身都是沒有名字的,很少有起名字的,所以作為我自己的作品,我也不希望給這件作品起一個固定的名字。因為每個人會對這個作品有一個自己的理解,所以當時就建議我們以征名的方式出現,它永遠可以繼續下去,所以每個人的叫法可能都不一樣。

施瑋:確實,目前對這座塔的稱呼就是各式各樣的。這也讓人產生了一種好奇,它是什麽意思呢?方老師,您能闡述一下您這件作品的含義嗎?這個塔的底座是土,然後一級一級的,您剛才說金木水火土,是有五行的內在元素在裡面?

方力鈞:其實剛才我們談的就是這件作品的含義,這個作品應該是一個動態的,就是不同的人會根據自己的經驗、經歷、學問、知識,做出自己的判斷。所以,我也不想影響大家對它的判斷。這五級是多種因素構成的,曾經有過(五行)這樣的考慮,所以才把它做成這個分層設計,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按照金木水火土的順序來排列的。

施瑋:最上面的是“金”?

方力鈞:對。

施瑋:很多藝術家,特別是現在的80後、90後的藝術家,他們很嚮往宋莊,也是期盼著有一天能成為像塔頂那樣閃閃發光的金子,您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榜樣的力量。您對現在來到宋莊的這些年輕藝術家有什麽建議?或許能給他們提供一些引導。

方力鈞:這個很難,只能是祝大家各自順心如意,都能夠有好的前程,好的發展吧。

施瑋:這些年輕的藝術家,他們其實是希望有機會得到一些老師、名家給一些指導,您能在藝術創作上給他們一些建議嗎?

方力鈞:我想,藝術創作是最不需要指導的。如果需要別人指導的話,你的想象、你的思維方式就可能會受到影響。藝術家其實更需要的是自由的想象力和這種發揮,而不是模擬別人或者是模仿別人才能夠去發展。

光頭潑皮的形成

系列二(之二),布面油畫,200×230cm,1991-1992

施瑋:您大約是1988年開始創作“光頭潑皮”形象的這個系列作品,對此已經有很多的解讀和評論,我想了解一下您當時找到這種藝術創作方向時的想法?或者說您的作品想傳遞給觀者的是什麽?

方力鈞:做作品的時候,是包含了一些調皮搗蛋的因素,因為在我們開始創作的那個時候,藝術創作被要求得太一本正經了。藝術創作,和人的生活、和一個建築,它的道理是差不多的。如果一個建築沒有通風口,沒有采光口,那麽這個建築很快就會出現發霉腐臭的情況。大家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但我們藝術創作,或者人生,往往是忽略這一點。其實在藝術創作或者是人生態度上,需要更多的通風口,或者是采光口。其實就包括人性裡面很多必須要有的一些情緒和表達,比如說幽默,比如說調皮,比如說惡作劇,所有的這些是有一個上下文的關係。

施瑋:您的光頭潑皮形象正好暗合了改革開放的初期,人們面對社會劇變時的無奈與自嘲。但您作品中的很多背景卻是藍天、白雲、大海,將人帶到一個非常純淨的世界裡,與主體的光頭潑皮形成了一個極具藝術感染力和衝擊度的張力。您在對這種背景的處理,是想傳遞什麽樣的一種心聲?

方力鈞:畫畫其實是在畫一種人的處境,或者是心理狀態,而不在於畫現實的一景一物,這一點上是我比較堅持的。對於我來說,一旦陷入到畫一景一物的情況裡面,我基本上就會屏蔽了自己大腦的運轉,因為畫寫生比較省事,比較簡單。我對著這個桌子角或者這盆花畫畫的時候,我動腦筋的可能性就窄多了,它的這種想象力就被封閉得厲害。而我願意用創作的過程,來打開我自己的想象,而不是封閉我自己的想象,所以我比較拒絕畫實際場景,或者現實。這個是我自己一貫的工作方式。

施瑋:熟悉方老師作品的朋友都知道,從1993年您搬到宋莊小堡村居住和創作後,你的藝術創作有兩個特徵,一個是色彩處理開始出現“豔俗”傾向,這種庸俗豔麗的色彩,反而加強了光頭潑皮系列中畫面傳遞的嘲諷和自嘲的力度。有趣的是,與此同時,您有一個新的系列作品開始出現,就是“潛泳”的系列,這個系列的作品畫面沉靜、漂亮。如果說“光頭潑皮”系列表現出您玩世的一面,那麽“潛泳”系列就反映了您個性中清醒和理智的另一面。

光頭潑皮的形象和背景的處理,形成了一種事不關己的不在場感,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避世的老莊哲學有相通之處。而我看您的“潛泳”系列,卻有很強烈的在場感,一種精神上的代入的誘惑,那種看似平靜中的不確定感、無助感、危機感,以及在水下獨自潛入自己內心,聆聽自己裡面聲音的渴望。這個階段這樣的創作,是與您在國際聲名熾熱,卻選擇生活在小堡,自我隔離的生活狀態有關吧?

方力鈞:一般來講,畫家就是有本事把一個客觀對象畫得像,所以我們經常會畫一個南瓜,或者畫一個黃昏,或者畫一盆鮮花,或者畫一個美女。但是其實我們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真實狀況,和社會、和其他人的關係,在這一點上很難有一個景象能夠把它體現出來。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特別想找一個從畫面上可以對應人生的這樣一個景象。找來找去,還是覺得這個“水”用起來可能是最像人的生命狀態,所以就用了水來處理畫面,當然這跟我自己喜歡游泳也有關係。

施瑋:中國的當代藝術在1980年代曾經出現過“八五新潮”,當時您應該還非常年輕,它對您今後的創作有沒有一些影響?

方力鈞: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是“八五運動”最活躍的時間,我們身份是學生,所以我們等於是趕上了一個“八五運動”的尾巴,就是八九年的現代藝術大展,它其實是“八五運動”的一個總結性的展覽。基本上“八五運動”所有的群體、重要的藝術家都參加了這個展覽,我們在校生也參加了這個展覽。這種關係是很緊密的,到現在藝術界、美術界的這些好朋友們,差不多都還是“八五運動”時候的那些藝術家。雖然我們現在稱作“八五運動”,但是它涉及到的風格、思想、做事做藝術的方法都是千差萬別的。它又不是一把瓜子,也不是一鍋火鍋,它可能太辣了,或者太鹹了,不是這樣的概念。對於我們關係更密切的,是這些個人,我們面對這個群體裡面的每一個不同的人、每一個不同的群體,都會有更細致,或者更深入的感覺,或者是判斷。

人都會找一個位置。當您進到一個會場,或者進到一個屋子裡面,那個屋裡擠滿了、坐滿了人,你會找到一個合適你的,或者讓你舒服的位置待著。

心中的價值與幸福

施瑋:方老師,外界普遍認為您是中國內地藝術市場上自我運作最成熟的當代藝術家。您能否跟我們談談現在的藝術和市場,您覺得藝術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怎樣才是一種比較穩定,或者是和諧的關係?

方力鈞:我覺得每個人的判斷可能都不一樣,他的分寸也不一樣。現實裡的人離不開錢,離不開物質,所以你必須得有基本的錢和物質的保障,你才能活下來,更不要說搞藝術創作了。那麽在這個前提下,有的人把錢看得更重一些,有的人看得淡一些;有的人欲望更強一些,有的人可能欲望小一些,這個我覺得都是正常的。只要每個人在這個關係裡面,是良性的、健康的,我覺得怎樣都可以。

目前藝術品市場比較低迷的形勢下,你把價格這個東西提出來,這屬於落井下石,要害死人的。拍賣市場達到的這些價錢跟藝術家沒有什麽關係。我的運氣很好,從一開始銷售就不錯,但也是一步一步開始的。等到市場特別好的時候,其實我的工作室裡面沒有什麽存畫。

反倒是有些藝術家,他始終市場不太好,作品基本上都堆在庫存裡面,然後到市場好的時候,他一次性把作品用最高的價錢都銷售掉,那麽他的獲利可能會更大一些。這種市場的好壞,會影響到創作和生活的狀態,但是從大學畢業到現在這些年了,這方面越來越淡了,不會像年輕的時候那麽看重這些事情。

施瑋:您剛才說到您的機遇很好,很幸運,但我知道您被稱為藝術家裡的“勞模”。您曾介紹自己一天的生活說:“我在藝術家裡起床算早的,很少九點以後起床的,白天的時間就是在工作室裡,只要不出差,每天大概都在工作室裡。下午五點以後,如果有採訪或者客人來訪,就在工作室接待。六點半以後,開車進城,吃飯應酬。”近年,您頻繁到歐洲開展覽,在世界各地汲取新鮮的靈感,在藝術創作上也花了更多的時間去嘗試各種新的方式,力圖更準確地描繪真實的當下生命狀態。所以說您的成功與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方力鈞:我自己覺得只有屬於我的土地、只有我腳下這塊地上是長糧食的。別人家的地再肥沃,它也是不長糧食的,它即便長出糧食,也不是我的。所以我只能把我腳底下這塊地耕種好了,讓它有最大的收成,使我可以靠這塊土地生存。

我自己覺得對於中國藝術家來講,這些年可能是最好、最適合藝術家生存的時代了,沒有更好的時候了。如果要是說我們還在抱怨今天所謂的市場和機會沒有的話,那麽只能是說我們自己乾得太不怎麽樣了。

施瑋:現在中國有更多的藝術家希望成長起來,能夠走向世界,他們也在找一些突破口,找一些新的定位,希望能向世界去展示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但目前像您這樣成功走向世界的中國藝術家還很少。

方力鈞: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大熊貓。這大熊貓好好地在秦嶺裡自己活自己的,然後現在被全世界的各個國家租到自己的國家去給觀眾看,一隻大熊貓可能一年的保險費就很多,比我們人還值錢。大熊貓它沒要求走出去,只不過是因為它就是它自己,它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別人都要求著它出去。

我們的藝術如果假裝成“世界語言”,跟著別人屁股後邊想走出去,可能也沒有什麽希望。中國的鯉魚走出去了,中國的大閘蟹走出去了,但是人家煩得要死,想盡各種辦法想把它滅掉。我們是走出去了,但是人家還想把我們打回來。所以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這個才是我們被人尊重,走向世界的最好途徑。

宋莊美術館的館長

施瑋:2013年您被聘為中國國家畫院當代藝術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時您一定有很多的抱負和想法吧?您可以給我們聊一聊嗎?

方力鈞:我並不是國家畫院的正式編制成員,因為我沒有上過班,這方面我沒有經驗,也不可能做得好,很怕辜負了領導們的期待,耽誤了這個責任。其實我們這次把國家畫院當代藝術檔案庫搬到宋莊美術館來,就是那個時候種下的果子,所以今天宋莊美術館才有了兩塊牌子:“宋莊美術館”和“國家畫院當代藝術檔案庫”。我們一個團隊來做這兩件事情。這個也差不多就是我去國家畫院之後,唯一做的一件事了。

這類事情按說應該是國家全力投入,我們等於是整合了各方面的資源,由社會來共同做這件事情。這個事情也是一個非常龐雜的工程,我們喜歡說百年工程。開啟了之後,一百年也做不完,只要是這個事業還存在。雖然是2013年就開始,2014年啟動,到現在已經有五個年頭了,但也還隻算是在一個初期階段。現在特別希望社會各方面對我們的支持,我們也會努力把這塊工作做得好一些。

施瑋:我們知道2018年您被聘為宋莊美術館的館長,這件事對您來說是一件大事,因為您是第一批來到宋莊的藝術家,您見證了宋莊這麽多年的發展歷程,現在又成為宋莊美術館的館長,當時您接受聘書時,一定有很多的感慨和構想,能否跟大家聊一聊它的規劃和展望?

方力鈞:作為宋莊美術館的館長,我屬於被趕鴨子上架。一個藝術家不能做太多的事情,我更多的是出面掛個虛名,其實真正宋莊美術館和檔案庫的工作,都是我們的團隊來做的。首先是理事會的成員從資金上對我們支持,然後秘書處的這些同事們具體的操辦,以及學術委員會對整體學術品質的把控。我們的構想就是宋莊美術館和檔案庫結為一體,它是一體化的。所以在檔案庫和宋莊美術館合作期間,宋莊美術館就作為文獻研究和文獻成果的一個實體展示空間來做的。這樣,它的定位就比較清楚,不會是一個沒有方向性的空間,它所呈現出來的,都會是和當代藝術檔案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相關聯的。

施瑋:今年2018年7月26日宋莊美術館重新開館展覽,您為何選擇了湖南美術出版社的匯總展覽?

方力鈞:是湖南美術出版社三十多年對中國當代藝術出版的文獻展覽。湖南美術出版社關於當代藝術這一塊,李祿明老師是一個舵手級的人,他出版的勞動成果和他自己的藝術創作成果,加在一起進行了這樣一個展覽。

施瑋:這樣的展覽會成為宋莊美術館新的展覽風格和方向標嗎?

方力鈞:藝術的發展其實是方方面面的,通常我們只會看到明星級的藝術家,但是我們很少能夠看到明星級藝術家成長的過程,或者是社會各方面對於藝術的貢獻。所以我們是專門會有這一類的展覽,對於像湖南美術出版社這樣的藝術機構,對他們所做的貢獻的,進行一些文獻的展覽。

施瑋:方老師,您最近創作的作品有什麽新的風格嗎?或者是有新的系列?

方力鈞:我的大的作品的方向,在不同的展覽裡面都已經展現過了。我基本上還是油畫、版畫、水墨和陶瓷作品,四種作品同時推動,今年是比較集中在水墨、版畫和數量不太多的陶瓷作品上。

施瑋:是否會考慮在宋莊美術館有多種藝術作品的精彩的呈現呢?

方力鈞:應該不會吧。因為我掛著這個虛名,在這個地方給自己做展覽,有點過分了。但是如果學術委員會堅決命令我做的話,我當然也很高興。輪到我給館裡做貢獻的時候,我會帶頭的。

施瑋:宋莊從您1993年搬來,一直到2018年,經歷過了二十五年的風雲歷程。現在在小堡村生活的藝術家,據我們了解大概有上萬人,有記載的就有五千多人。這麽多的藝術家生活在這裡,很多藝術家心裡還是有些不安全感的,比如說有的藝術家的房子要被拆,還有農民起訴藝術家等等事件,在您看來,在宋莊生活,您覺得它的安全感怎麽樣?

方力鈞:宋莊這麽多的藝術家,其實就跟社會是一樣的,會有一些局部的問題,也會有一些特別好的消息。但是我們這邊基本上遇到局部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會滿世界飛;有好的事情的時候,卻真的不出家門,這也是因為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好自己手裡有媒體。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這種事情都是每天發生的,未必見得被宣揚得滿世界沸沸揚揚,但是在我們這邊,有些局部問題就變成大問題,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個地方生活著上萬的藝術家,有一個藝術家遇到了局部問題,他可以解決問題。若這個問題這麽大,上萬的藝術家早就鳥獸散了。

我在這裡生活創作長達二十五年了,作為小堡村的一個“村民”在這裡生活。這裡是我這一輩子裡面居住和創作時間最長的地方,我對這個地方是很有感情的。

施瑋:是的。這裡特別有吸引力,讓人來了就不想走,就生出感情來。現在北京市政府要搬到通州來,許多事情都有變動,藝術家有走的,但也有不斷新來的。前不久,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來宋莊調研,明確表示要保護宋莊原來的藝術生態,政府表態讓更多居住在此的藝術家有了安全感。藝術家在宋莊的生活是需要有政府相關部門和來自民間組織機構的更多關懷和呵護。

方力鈞:對。當然是希望對藝術家更好一些,讓藝術家非常安穩地、有安全感地在這裡生活、創作。我們希望能這樣!

(上上國際美術館執行館長靳清欽協助採訪,特此致謝)

方力鈞,藝術家,現居北京。主要作品有“光頭”人像系列。

施瑋,詩人、作家,現居美國。主要作品有《紅牆白玉蘭》《叛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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