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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別:死亡面前的坦然與從容

死亡面前的坦然與從容

——讀長篇小說《最好的告別》

賈登榮/文

讀完青年作家蔣林的長篇小說《最好的告別》,腦海裡突然迸出了清代詩人袁枚的兩句詩:“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書的主人公“我”,是千千萬萬普通百姓中的一份子,但他在面臨死亡威脅時,顯得坦然、從容、豁達、開朗,掙脫世俗的羈絆,用率性自在的方式與這個世界告別,從而在人生最後的驛站裡,活得有品質、有品位。這樣,的確算是對人生“最好的告別”。

“延年益壽”,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這樣的道德規範,也匹配了相應的法律制度。所以,每當親人面臨死亡的威脅時,家人儘管明明知道已經沒有生還的可能,總還是要想方設法挽留生命。但這種挽留,常常是付出昂貴的金錢代價、時間代價與痛苦代價。所以,當《最好的告別》一書中“我”對待死亡威脅時的態度,就讓人耳目一新。作為《最好的告別》一書主角的“我”,是一個生活中並不順意、甚至活得有些窩囊的人。當年沒考上大學,“我”頂父親的班,在工廠當了一名工人,業餘喜歡寫作,在報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偶然的機會,從一線車間來到廠辦公室當了文員。雖然起早摸黑,兢兢業業,但仍然處處受到排斥。不但一般人不理解自己,妻子也不理解,更重要的是,連自己最信任的廠長,最後也對自己施放暗箭:為了安排自己情人的妹妹進辦公室,廠長居然設計了一出“桃色”事件,將“我”擠出辦公室,害得“我”提前退休回家。退休不久,多病的妻子又成為植物人,為了讓她免受折磨,“我”作出了一個有悖傳統的決定:拔掉她身上的管子,減少她的痛苦,讓她早點離開。但這個決定最終由於心理不安半途而廢,並讓兒子看到,從此與“我”有了深深的隔閡。66歲那年,“我”被查出肺癌晚期。這時的“我”有了對自己生命“我”自己做主的決心。“我”不顧子女的反對,堅持離開醫院,不接受昂貴的治療;在與子女們的爭執中,“我”離開家,來到遠離都市的臨終關懷中心——懷人居,希望在享受清新空氣的同時,完成對自己一生總結的寫作,然後平靜的走完人生旅程。就在這裡,“我”遇到了小可。小可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裡,不幸的是,10歲的他,患上了腦神經細胞瘤,醫生斷言他的生命只有一年時間。然而,儘管病魔不斷折騰他,小小年紀的他似乎一點也畏懼。他照常看足球比賽,找足球明星簽名,還纏著母親學開車……小可的樂觀情緒也影響著“我”,“我”在孩子們的幫助下在山中蓋了一幢房子,命名為桃源居,打算在這裡隱居到生命的結束;“我”還提前為自己開了追悼會……應該說,《最好的告別》一書沒有複雜的情節,眾多的人物,宕蕩的故事,但小說卻給人震撼的力量。其關鍵的一點,就在於它用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生命的價值。“我”是一個小人物,但小人物並不缺乏大胸懷。“我”是一個值得讚揚的人物。因為“我”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既是對傳統觀念的顛覆,更會減輕自身的痛苦、子女的壓力、社會的負擔。“我”的舉止,雖然在現有違法律框架的,但“我”對社會的貢獻無疑倒是值得肯定與褒揚的。也許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象“我”一樣的人,面臨死亡威脅時,選擇一條讓生命活得鮮活敞亮的路線。

當然,“我”對於死亡的理解,不僅僅只是內心修為的結果,也有客觀現實的無奈。“我”自己雖然活得很,但一雙兒女卻有出息。兒子智傑擁有自己的公司,女兒智美在一家企業做高管。然而,他們成天奔波在職場裡,沒有多少時間和“我”交流。“我”沒有患病前,也一個人住在空蕩蕩的房子裡;“我”患絕症後,兒子給“安排”進醫院又後,又匆匆離開;在“我”住進臨終關懷中心後,兒子也常常借口忙而不來探視。孤獨、寂寥,自然讓“我”對苟且活著感到沒有意義,進而用一種超然的態度,平靜的度過人生的最後旅程。“我”的超前的舉止,實際反映了現實的殘酷。所以,在讚賞“我”的人生態度時,似乎也要提醒天下的兒女們,不要在父母生了重病面臨死亡時才表達孝心,當他們還健健康康時,也要多“回家看看”,這樣,人生才會減少遺憾。如果只是在親人生命即將走向終結時,才不遺余力加以挽留,那只是徒花錢財、徒耗時間、徒增痛苦的無用功而已!只有重視生命的過程而簡化生命的終結,每一個人的生命才有足夠的品質保證。

在褒揚書中人物“我”的同時,對於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洞察力、穿透力,更是值得褒揚。在與蔣林有限的接觸中,生活中的蔣林似乎不苟言笑,但他的眼睛,總是炯炯有神地觀察著;他的臉上,總是沉澱著思考的氣場。正是他有敏銳的目光與深邃的思考,才讓他的創作與現實生活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從而寫出有溫度、有深度的作品。《最好的告別》一書就是一部有溫度的作品。死亡,向來是恐怖、陰森的代名詞。但讀《最好的告別》卻覺得和風習習,溫馨撲鼻。“我”的大度從容與小可的天真爛熳,構成全書的主色調,加上抒情味濃鬱的文字,讓死亡這個沉重的話題,一下子變得輕鬆自如了許多。《最好的告別》也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說它“深”,一是它觸及了一個鮮有人涉獵的題材:自然死、安樂死。這些,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都是不可觸及的“禁區”,然而,作者卻從現實中捕捉到這個重要的社會問題,用“我”的死亡宣言,來探索死亡這一問題。它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僅是拓展了文學作品的題材範圍、表達範疇,更重要的是,它能喚起更多人對死亡這一問題的嚴肅思考,引發人們對傳統意識的再認識。二是作者在呈現在死亡面前,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價值取向外,還跳出“死亡”這一範圍,通過“我”的人生軌跡,來折射出生活的光怪陸離。現實社會裡那些假惡醜、真善美,在作者筆下得到生動的展示,從而再現了生活的殘酷與多彩、複雜與斑斕,讓讀者領略到現實的跳躍與躁動、甜美與苦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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