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天臨事件”後續：大學畢業論文，真的不能“放水”了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沈河西

這個畢業季，不少高校在查重率上做出了調整。具體數字因學校、專業而異，就目前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獲得的數據，高者可達30%，而低者則為5%。

這個畢業季，不少高校在查重率上做出了調整。具體數字因學校、專業而異，就目前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獲得的數據，高者可達30%，而低者則為5%。

2019年2月翟天臨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到臨近畢業的這段時間，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專業碩士畢業生最兵荒馬亂的幾個月。他們被校方告知，往年以創作報告為主的畢業論文今年被學術型論文取代。

因為直播中的一句“知網是什麽”，演員翟天臨被網友起底、追查，最終被北京電影學院撤銷博士學位，導師一並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事件的後續首先波及翟天臨母校的畢業生。

2019年3月，北京電影學院藝術理論專業的碩士接到通知，校方緊急要求他們提交此前在刊物上發表的論文，進行統一查重。按照校方的要求，除了畢業論文，該專業碩士還需要發表至少一篇期刊論文才滿足畢業的條件，往年學校對這篇期刊論文的要求並不嚴苛，但今年學校列出了刊物名單，如果發表期刊不在其列，或者字數不滿三千，則此成果作廢。

一位導演系碩士畢業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今年班上18個學生中，只有6人申請答辯，最終通過的只有3個。作為專業型碩士，以前的畢業論文要求只是創作報告，現在突然改成學術論文，短短幾個月內根本學不會。

從畢業論文提交校外專家審閱的那天起，南方某高校碩士應屆生李琳就開始睡不著覺，一小時醒來一次，夢裡都在查外審分數。最終外審分數出現了C，也就是不合格。李琳問導師，得了C怎麽辦。導師說，做好延期準備。這個從三本考到這所工業大學讀研的女生原本打算“劃水”，只求安穩度過，順利拿到文憑。但她發現，今年突然就難“水”了。

2019年2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文件，要求進一步規範和加強研究生培養管理，包括“狠抓學位論文和學位授予管理”。更早的2018年8月，教育部對大學生教育也下達了類似的“狠抓”通知。資料顯示，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預算計劃將800萬元用於抽檢6000篇論文。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2019年畢業季，各大高校不同程度地強化了畢業論文的標準，目前已有十餘所高校陸續開始清退不合格的研究生。

但據教育部估計，2019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預計達到834萬人，將成為歷年之最。

幾年前，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陳吉徳參與教育部抽檢，其中一篇論文讓他忍了半個月，最終忍無可忍，在部落格上公開其內容並駁斥：“只要隨便堆砌幾萬個文字，通過答辯，就能從‘博士生’搖身一變為‘博士’。這樣的‘博士’到底價值幾何？”

但這次是動真格了。抽檢結果如果不合格，高校將追回學位，導師負連帶責任，學院可能面臨取消學位點。重慶一所二本學校組織老師們開了一個又一個會，諄諄教誨他們：真的不能“放水”了。

論文查重：“繁瑣不等於變難”

在微博上，用戶很容易能找到論文代寫的門路，一篇“中國調查記者的生存狀況研究”的三萬字碩士論文，大約需要7300元。如果用上spss這種高端的數據分析工具，價格還得再加800元。

代寫者介紹，新聞屬於熱門專業，寫手多、收費低。工科顯然更貴，得要12000元。技術難度最高的英語碩士論文要快兩萬。“盲審啥的都包，在服務範圍內一直改到滿意。”

對於那些自己寫論文的學生來說，一個令人頭疼的關口是查重率。所謂的“查重率”，也叫重複率、相似率、抄襲率等，指的是論文檢測系統對比檢測出的結果值，與他人的文獻相似程度的量化。一般來說，畢業生需要將自己的論文限定在一定數值的查重率範圍內，畢業論文才能獲得通過。

這個畢業季，不少高校在查重率上做出了調整。具體數字因學校、專業而異，就目前南方周末記者採訪獲得的數據，高者可達30%，而低者則為5%。

浙江大學博士生祁亮覺得查重是一個“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機制，因為如果真的想抄襲，可以窮盡各種方法繞開查重軟體。查重對於那些處於中間地帶的學生反而帶來最多麻煩。

五花八門的“降重”秘籍在網上流傳，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把論文查重的查重率從80%降到8%》在知乎上很受歡迎。作者是一名法學研究生，他發現法律條文和法律專有名詞也會被計入重複率。他總結技巧：法律名詞盡量簡寫或替換；一定要多用句號，把關鍵詞們分配在不同句子裡；法條最好不要出現在正文裡了，都放到注釋中去。

黃欣是重慶一所二本學校的老師，拿到學生的查重報告，裡面某些無關緊要的“口水話”都被標紅了，諸如“互聯網背景下的發展”這樣的字句。她質問學生：連這些句子都不能用自己的語言表述一下嗎？更有甚者，有學生因為查重率實在降不下去，索性把報告ps（注：修圖）一番交了上去。

黃欣指導的幾個學生裡，她評價最好的一篇論文重複率反而最高，問題出在“參考文獻”部分，對前人研究的必然引述有時也會被計入重複，她只好忍痛割愛，讓學生把參考文獻刪去一部分。

查重系統還存在數據庫不完善的漏洞，主流查重平台都還未能把繁體或外文論文錄入其中，從境外論文中抄襲的行為無法由此杜絕。

華僑大學講師孫禕妮指導大學生論文，學生第一次提交的查重報告是32%，第二天就降到了2%。孫禕妮並不清楚對方用什麽方法在一天之內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數據令她困惑不已——“怎麽可能昨天交給我的論文是大量抄襲的，隔了24個小時就變成完全原創了？”

“查重其實是一個技術上的規製，只是暫時的掩蓋，不能在觀念上推動學術倫理的養成，”孫禕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是變繁瑣了，但是這個繁瑣不等於變難。查重對能力上沒有太大的要求，就看你會不會用這個技術了，跟你的學術能力有沒有變強沒有太大的關係。”

難道我們的要求反而不如以前了嗎？

預審、盲審、抽審、預答辯……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如果要完成畢業論文，需要經歷一系列複雜的流程。

港台地區的畢業論文不存在查重和盲審等環節，論文的通過與否基本上依靠答辯委員會的決策。這對導師與答辯組的個人誠信實際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南京大學教授朱麗麗認為，港台高校的導師聲譽與學生的論文成果綁定在一起，學術不端行為將付出沉重代價，因此形成了更嚴格的自我審查，“國內大多數學術不端沒有得到那麽重的處理，所以只能通過制度上來堵這個事情。”

中國內地的論文審核也有過依靠自覺的階段。朱麗麗在1990年代完成博士論文答辯，那時沒有查重，但質量標準絕不低。她記得許多現已知名的學者，在求學階段都飽受答辯組的質疑，“學風上確實更加嚴謹”。

歷史學者王笛的著作《袍哥》就是從1940年代一篇本科畢業論文脫胎而來，論文作者是燕京大學的女大學生，進行了相當豐沛的田野調查。“你想都已經這麽多年過去了，七八十年過去了，難道我們的要求反而不如以前了嗎？”朱麗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99年，中國開始大學擴招，當年的招生數量較上年增加了四成。到了2018年，全國普通本專科生招生790.99萬人，人數已是二十年前的將近八倍，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化。

在黃欣所在的學校，每個副教授平均要指導12個畢業生，“怎麽可能從頭到尾盯著他們呢？”

這個數量在“985”高校裡有些不可想象，這些大學的受訪師生普遍沒有感到今年的畢業要求有明顯不同，標準的強化更多影響了在合格線上掙扎的學生。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即使已經讀到哲學碩士生，但沒有一門課程教過李琳怎麽寫論文。本科絕大多數更沒有這方面的課程設置。“我覺得這就是問題，你對學生提了這樣一個要求，但是你沒教過學生怎麽去做這個事情。”年輕講師孫禕妮理解學生們東摘西抄的原因，“沒人教過我怎麽辦，那我不得去參考別人的嗎？”

一位廣州大學的講師也有些忿忿：“有時候培養出來的學生好，那是學生自己厲害，和導師關係不大。至於那些資質平平的學生，那就慘了，沒人指導他們。”

李琳早就放棄了對學術的興趣，論文選題是導師的隨機分配，班上十幾個同學裡，對論文很有自己想法的，她大概只能想出一個來。“他寫的，我都不知道有個人叫福山（注：美國學者），他有一個什麽政治教育理論的……我都不認識這個人。”

但她是個做事認真的人，對未來有清醒的規劃，她一字一句自行完成了論文，但也清楚水準就擺在那兒。她偶爾挺羨慕工科生男友，至少他們有課題組，能跟著老師做實驗。比起導師的學術造詣，她更希望能得到導師的關切。

某知名高校的一位博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論文不合格被延期畢業，他不得不周旋於第一導師與第二導師之間，兩位導師都像踢皮球一樣將他互推給對方。

“我們不能保證學生的優秀，學生的優秀真的是老師跟學生都要很用心、很突出，也要看學生的天賦。但是把他拉扯成合格是你的責任。合格你總能做到，他規不規範，有沒有做事情，其實你可以全程關注。”朱麗麗說。

寫論文是為了什麽？

一位浙江大學教授在發現畢業生準備答辯期間還要被企業催促回去實習後，發朋友圈斥責：公司不要再來逼大學了。朱麗麗對此表示讚同：“把不合格的學生放出去，是大學的冤罪殺機。”

大部分老師們對學生就業的規劃和準備相當理解和寬容。黃欣所在的二本學校更是如此，對有學術興趣的學生，她會盯得更緊些，已經跑出去工作實習的，不敢要求太多，“否則整天給他打電話，在人家上班時間天天催他，說實話有點不夠人性”。

黃欣覺得自己對學生的要求低得不能再低——必須是自己寫的，格式完整，提出明確的研究問題，用可以說得過去的研究方法，勉強可以把邏輯理順即可。

“其實在創新這一塊我沒有特別大的要求，只是要一個思路的完整性吧。”她說。

在哈佛、耶魯等國外頂尖高校，很早就開始培養學生寫論文的能力。“越頂尖的大學教育，寫一篇合格的論文，這簡直是一個極其低的要求。”朱麗麗說。

大學生為什麽要寫畢業論文？在中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馬寅初闡述了論文的初衷，是希望給予學生“研究之機會與著書之經驗”，為他們的前途籌謀。

如今畢業論文的作用是一個更加潛移默化的影響過程，黃欣理解為“看問題的完整邏輯”“思維訓練”。但對於焦慮狀況下的就業需求，那些沒有直接幫助的論文常會被忽略。

北京大學碩士劉芳瀅學的是歷史，“坦白一點說，沒有任何用”。她的同學們要麽做了公務員，要麽去教書，唯一的特長可能是寫作，但又不如中文系學生有競爭力。

劉芳瀅在遊戲公司謀到一份職，策劃古風遊戲，算是很幸運，能夠一展所長。但她還是花了大半年來準備論文，過程中，以下懷疑常常冒出來：我天資就是這樣，我的能力達不到大師級，我就沒辦法提出很多有顛覆性、創造性的觀點……最終她發現這個學科的難處在於學懂，收獲也在於學懂，“本身學懂就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甚至是好十幾年”。

本科畢業生小范又是發問卷，又是做訪談，竭盡所能地想把論文完成到最好。畢業對他來說沒有難度，他的目標是評上優秀論文。所以，儘管他的查重率完全滿足合格要求，他還是狠狠心，刪除一些正常引用內容，把它降到了優秀論文要求的5%以下。

這個高考發揮失常的孩子從那時起就埋下心理陰影，打算在考研時扳回一城，他是班長、學生幹部，唯一的目標就是考上研究生。今年2月他終於考上了，但從那之後也開始迷茫了：為什麽要讀研究生？寫論文是為了什麽？他現在還沒有任何答案。

在工業大學“劃水”的李琳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剛剛提交了論文的最終稿。所有程序都已經完成，但她總害怕會有突發情況，宣告她無法畢業。她早就找好了工作，轉行去會計師事務所，理由是哲學“太沒有前景了，才及時抽身”，但她仍怕論文會成為一道坎。

當初為了好文憑，李琳用了一年考研，熬了三年才到畢業。她說，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應受訪者要求，李琳、祁亮、黃欣、小范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