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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字獄究竟死了多少人?

文|陳卿美

文字獄,因文生禍,屬於鉗製思想自由之舉。有清一代,最遭人詬病的便是,文字獄橫行,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康乾時期,本是清朝的鼎盛時期,按說清廷應該有包容、開放的心態,但在這個華麗的盛世外衣下,卻是萬馬齊喑。據史書統計,僅乾隆一朝,各種文字獄就達120起以上,甚至連瘋子都不放過。康乾盛世如此,晚清末世又如何呢?

如果從1840年開始算起,卿美兄根據《三千年文禍》一書進行梳理發現,道光、鹹豐、同治三朝竟然沒有明顯的文字獄記錄。有的只是零星“小浪花”。如1860年,禮部尚書麟魁在上呈謝恩奏折時,因個別文字疏於檢點,被降職一級。道光以後,清朝開始走下坡路,文字獄竟然也同樣在大幅下降。

晚清的文字獄基本集中在光緒一朝,尤其是諫禍,共發生了10起,涉及大臣、禦史、太監等多個群體。禦史一職,就是專門找茬、提意見的,但很容易因言惹禍。

1886年,禦史朱一新上疏,對李蓮英赴天津巡閱北洋海軍一事感到不滿,建議預防宦官竊權。慈禧閱後,大為不滿,將朱一新降為主事。朱一新一怒之下,辭官還鄉。

1888年,禦史吳兆泰上疏慈禧,要求停止修建頤和園。慈禧大怒,將其革職。

在這10起案件中,有7起遭到革職處分,如1881年,通政司參議劉錫鴻因要求彈劾李鴻章而被革職。1894年,北洋海軍慘敗,禦史安維峻上疏,要治李鴻章誤國賣國之罪。最終,安維峻被革職,戍邊新疆。另外2起是降職處分,除禦史朱一新外,禦史江春霖在上疏彈劾奕劻父子結黨營私時,也被降職。

最嚴重的一起,死了人,但還不是清廷治罪,是屍諫自殺。1879年4月,同治在清東陵舉行奉安大典,吏部主事吳可讀隨駕。在回京的路上,吳可讀失聯。半個月後,被發現死在薊州的三義廟內。吳可讀留下一封密折,指責慈禧垂簾聽政。慈禧得知後,反而對這個小小六品京官多了幾分憐憫,給予恤典優待。後來人們得知,吳可讀怕屍諫惹禍,生前曾給兒子寫信,囑其火速離京。

光緒一朝,慈禧大權獨攬,諫禍多發與慈禧的權力膨脹有直接的關係。但真正的文字獄還是要屬康梁文字之禁、《蘇報》案這兩起影響力較大的案件。

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文字查禁,緣於戊戌變法。在這期間,康梁等人是最積極的參與者、推動者。他們著書立說、上書清廷,宣傳演講,創辦報紙《中外紀聞》、《強學報》等媒體,成立京滬強學會。這兩個公知、意見領袖由此迅速躥紅,成為大V。慈禧突然發動政變,捕殺譚嗣同等六人,查禁康梁文字書籍。

首先,清廷在通緝康有為、梁啟超的同時,對他們二人以往所創辦的報紙、書籍全部查禁,諸如《時務報》、《仁學》。二人的所有著作,以及媒體發表的文章全部查封,銷毀。直至庚子事變時,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仍在查禁之列。據稱,這是乾隆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書禁。這次文字獄影響力雖大,波及範圍雖廣,但似乎並沒有死人,康、梁早已逃到了日本。其他相關人士如何處理,史料中沒有提及。

後來發生的《蘇報》案則是晚清最重大的一次文字獄。1896年6月26日創刊於上海的《蘇報》,本是上海租界內的一家普通報紙。戊戌變法失敗後,以宣傳改良為主,後又逐漸傾向於革命,由溫和轉向激烈,由此惹禍上身。

1903年6月9日,鄒容在《蘇報》上發表《革命軍》一文,抨擊清政府誤國賣國,號召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同時,章太炎又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同樣是鼓動革命推翻清政府。該文章在嘲諷光緒時,竟然說“載湉小醜,不辨菽麥”。兩篇文章頓時成為10萬+的爆文,《蘇報》一報風行。鄒容、章太炎此舉頓時引發清廷震怒,嚴令要求緝拿二人。慈禧要求“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

經兩江總督魏光燾、江蘇巡撫恩壽施壓,6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章太炎,鄒容投案自首。但英國方面以《蘇報》位於英租界為由,拒絕將二人交給清政府。經過租界會審公廨與額外公堂的兩次審訊,清政府與洋人不斷角力,最終將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刑滿釋放後,驅逐出境。慈禧本意是,押解到京城凌遲處死。有了洋人的乾預,效果大打折扣。最終,鄒容病死獄中,章太炎出獄後,東渡日本。

不過,在《三千年文禍》中忽略了沈藎案。幾乎與《蘇報》案同時,沈藎案也發生在媒體。同樣是1903年,在天津從事報館訪事(記者)工作的沈藎得知,清政府將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這是一項賣國的條約。沈藎通過王文韶的兒子拿到條約草稿,隨即透露給天津的英文版《新聞西報》。消息一經披露,輿論嘩然,清政府在極度尷尬之餘,憤而逮捕沈藎,將其殺害。沈藎也因此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犧牲的新聞記者。

兩個案件發生在同一年的夏季,鄒容、章太炎與沈藎的命運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洋人的庇護,鄒容、章太炎想必與沈藎的下場是一樣的,必遭殺害。

除以上兩起較嚴重,影響較大的案例外,另外還有多起小事件。如綏定府的教諭廖平所著《今古學考》一書,被官府認為是“離經叛道” 、“行檢不修”,處理結果是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著書被禁。

如杭州求是書院要求學生撰寫作文《罪辮文》,有學生將“本朝”寫為“賊清”,教員在批閱時竟然裝作沒看見。駐防旗籍學生金梁將此事控告至浙江巡撫處。教員反控金梁誣告,最終,金梁受到輕微處理。

其他的案件也基本大同小異,如《萃新報》案、《新山歌》案、《猛回頭》案等。縱觀這些案件,基本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排滿、宣傳革命。在清末的革命思潮下,此種文字獄最為常見,但影響較大的案件似乎並沒有。

盤點下來可知,晚清的文字獄中,死人的只有三起。吳可讀的死屬於屍諫,生前懼怕因言惹禍,便以死進諫。他死後得到很多高官讚賞,讚其勇氣可嘉,敢於說、敢於死。由此說明當時的氣氛還是比較緊張、壓抑。鄒容、沈藎二人的死是真正因言惹禍,

以上只是狹義的文字獄範疇,如果從廣義上來說,則死人難以統計。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很多人都曾寫過反清文章、發表過革命演說,有些革命者沒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就被清政府捕殺。

文字獄的多少是對社會開放、包容程度的直接檢驗。傳統觀念認為,是朝廷的不自信,製造了眾多文字獄。其實康熙、雍正、乾隆個個都很自信,甚至是自負,但文字獄卻最多。因此,統治階級“不自信”的邏輯是說不通的。

製造文字獄,就是打擊不同政見。這就如同高壓鍋消毒,專製社會的統治階級希望將所有細菌、病毒統統用高溫殺滅。但結果往往是,有益的細菌也會被殺死,最終導致菌群失調,身體健康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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