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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知道我在哪》攝影師:是什麽讓我成為一個攝影師?

傑拉爾多·普利亞

Gerardo Puglia

作為一名國際知名的電影攝影師,傑拉爾多·普利亞曾多次榮獲傑出獎,包括兩次艾美獎和一個皮博迪獎,並兩次入圍奧斯卡。

傑拉爾多出生於威爾士卡迪根(英國),16歲開始他的職業生涯,在創新紀錄片領域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後來,他陸續為BBC、PBS、CBS、國家地理、RAI(意大利電視台)、幻想娛樂公司和華納兄弟電影公司的眾多紀錄片、獨立電影和電視廣告擔任攝影總監。

自1990年,傑拉爾多成為國際電影攝影師協會的成員。同時,傑拉爾多與柯達公司有著長期的合作關係,他是柯達公司的首席攝影師,為柯達創新電影產品的測試和開發方面提供谘詢。

傑拉爾多的攝影技術以其驚人的視覺表現和對光精妙而戲劇性的運用聞名,許多行業內期刊都開過專題撰寫他的攝影藝術,比如iCOM雜誌和INCamera雜誌。

主要作品:

《到天邊》(To the Edge of the Sky)

《華爾街農民》(The Bullish Farmer)

《風中的女人》(Woman in the Wind)

《閹伶之聲》(Zefirino: The Voice of a Castrato)

和我們聊聊你的人生吧。

我出生在威爾士卡迪根郡的一個小鎮上。我的父母曾在意大利經歷過一場漫長的戰爭,後來逃到了英國。他們來自皮肖塔,一個靠近那不勒斯的小鄉村,不會說英語。我父親曾是音樂家,後來迫於無奈成為一名奶農;我母親曾是出色的廚師,後來一直為英國人做飯。她會給他們做可口的土豆泥、烤牛肉和意大利風味的約克郡布丁。

我成長的自然環境與電影《亂世兒女》(Barry Lyndon)裡的景象十分相似,這也是我很心愛的一部電影。

我五歲時就會說英語、威爾士語和意大利語了。因為我皮膚黝黑,威爾士人覺得我給他們帶來了很多好運,於是每到聖誕假期,我都能收集到很多先令(英國舊錢幣部門)。我最喜歡的詩人是威爾士的狄倫·托馬斯(Dylan Thomas),我每年也都會懷著濃濃的鄉愁觀看電視劇《一個威爾士孩子的聖誕節》(A Child's Christmases in Wales)。

在我十歲時,我父親決定搬到英格蘭的伯明翰,他在那裡的一家塑膠廠工作。我在那裡上高中,穿著校服跑著上學。我贏了許多跑步比賽,還有機會到英國各地去比賽。我最喜歡的英國電影《長跑者的寂寞》(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完美地詮釋了我的高中時代。

我父親的兩個兄弟住在美國紐約州的羅切斯特市,他們希望我們能過去和他們一起生活。1969年,我們收拾好行李,登上了美國SS號(SS United States)客輪(現在停靠在費城),舉家遷往羅切斯特。

十六歲時,我考過了O級考試(O levels,英國普通文憑考試),順利進入了一所不錯的大學:聖約翰費舍爾大學(St. John Fisher College)。在校期間,我十分用功,後來接觸到了電影製作,在羅切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進修攝影課程,同時還在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學習了其他課程。

我19歲從大學畢業,隨後去了當地WXXI TV電視台工作,也就是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地方台。在那裡,我認識了為加拿大電影局(Canadian Film Board)工作的斯坦·利平斯基(Stan Lipinsky),一位電影攝影大師。終於,我拍攝了幾部16毫米紀錄片,甚至還學習了如何進行後期製作。

幾年以後,我開始在美國各地走訪,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在達拉斯和芝加哥都生活過,也為伊士曼·柯達(The Eastman Kodak Company)公司做了許多工作。

是什麽讓你成為一個藝術家呢?

我童年生活在威爾士,父母經常會在夏天回到意大利。就像電影《天堂電影院》(Cinema Paradiso)裡的情節,那裡的人們會帶著小椅子去看投影在露天廣場上的電影。我們會看所有的新現實主義經典電影,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西卡(De Sica)導演的《風燭淚》(Umberto D.)。

小時候,我從來不知道這些電影的重要性,直到長大以後我才慢慢理解其中奧妙。這些年來,我從另一種角度重新審視這些電影,感受它們對世界的影響,這令我十分興奮。電影一直伴隨著我,成為我不可分割的回憶,總能令我想起那些同我一起歷經風雨,現在卻離我遠去的人們。

對一個在家說意大利語,在學校說英語和威爾士語的孩子來說,威爾士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我是家中獨子,擅長獨處和觀察四周。在威爾士的時光裡,令我印象至深的電影是《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那時並不知道有一天我會在好萊塢與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相遇。

在我大概10歲時,我家的一個在意大利的朋友給我一部意大利法蘭尼亞(Farrania)35毫米相機。他迅速教會我使用之後,我成了家裡的專屬攝影師,直至今日。

剛開始我著迷於拍攝老年面龐,專拍在意大利的老年人。許多人為此取笑我。而如今,同樣是那些開我玩笑的人,請我為他們的祖父母、雙親、叔叔阿姨拍照。我拍攝的許多照片被製成陶瓷畫像,嵌在公墓裡的石碑上。

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曾在《電影書寫劄記》(Note on the Cinematographer)中寫到,“電影攝影並不只是攝影師的一項工作,更多的是關乎影像與聲音的書寫”。

我向來仰慕費裡尼(Fellini),因此拜讀了卡爾·榮格(Carl Jung)。榮格認為創造力基於孩童的玩耍。“沒有奇想,具有創造性的作品便無從誕生。”

青少年時期在英國伯明翰時,我經常獨自去電影院看電影,因此熟悉了大衛·裡恩(David Lean)、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斯坦利·庫布裡克(Stanley Kubrick)、賽爾喬·萊翁內(Sergio Leone)等等電影人,還接觸了諾曼·約瑟夫·威士頓(Norman Joseph Wisdom)的一系列喜劇。

在實踐層面,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導演理查德·楊(Richard Young)。他在60年代加入柯達公司,在我職業生涯中一直幫助我成長。

我也學習其他學科,從抽象畫到康定斯基(Kandinsky)的著作,再到如何製作意式咖啡,並嘗試把這些技術用在電影攝影中。

你是一名電影攝影師,但有時也會做導演。可以和我們聊聊這個嗎?

我更喜歡做攝影師,但如果偶爾碰到合適項目,我也願意執導。很重要的一點是,一個人只有真正開始拍電影之後,他才可能知曉製作電影的全過程,包括各項費用花銷,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順利啟動一個項目等等。

但與其他導演合作是一件令我興奮的事,我把他們當作我親密的朋友,尤其是與他們產生相同感受的時候。我也總想要盡全力輔助導演。

大言不慚地說,我工作的方式與電影工業界的常規形式不同。我的導演工作開始於進入片場之前,開拍前,情緒就已經確立好了。

在懷俄明州,我同科琳·杜赫斯特(Colleen Dewhurst)拍攝了電影《風中的女人》(Woman in the Wind)。她真是個天才。我們十分合得來,所有的劇本討論皆在片場之外進行。一旦我們把要解決的問題解決好後,我便能專注在攝影上。和攝影機在一起時我總是很輕鬆,它是我童年的夥伴,從未讓我失望。

你鍾愛膠片畫面。你怎樣看待正在不斷革新的數位攝影?

我先引用讓·呂克·戈達爾(Jean Luc Godard)的話:“當你的想法模糊不清時,再犀利的影像也無濟於事。”

在某種意義上,使用什麽媒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這種媒介的基礎原理,用好它即可。我相信如果不了解數位相機之前的攝影技術,是用不好數位相機的。我在伊斯曼·柯達(Eastman Kodak)接受訓練,我們製作了推廣攝影與電影攝影的電影。我遊歷好萊塢和美國其他城市,還有歐洲,在這些地方我遇到了許多電影界顯赫的大人物,觀察、拍攝他們如何工作。是他們讓我對電影更加崇敬。

我認為這是個讓人興奮的時代,我也已經接受了數位攝影技術,雖然我並未放棄膠片之美,特別是在捕捉人像時的那種美感。坦白講,許多數位相機可以非常具有欺騙性。人們太過專注於新電子奇跡帶來的一種催眠般的專心致志。應該挑選適合的工具,然後就將眼睛抬起,關注相機之外的事情。

膠片畫面會左右漂移,就像充滿不確定的人生。藝術是一種驚喜,不是總能按計劃來。

你的加入會給一部影片帶來些什麽?

最主要的東西之一,是我的意式濃縮咖啡機,我會和劇組分享我上好的咖啡。你可能認為這是個笑話,但這對於了解一個劇組非常重要,特別是那些我從未一起工作過的人。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給我的咖啡機找到電源,然後我們再架起相機。

我的工作方式是尊重他人。我是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觀察者,我喜歡安靜的片場。我稱每個人都是“我的朋友”。對我來說,創造一種互相信任的氛圍至關重要。

我不喜歡在緊繃的環境下工作,我感覺那樣會摧毀創造力。我的目標是將無數隱形的可能性,轉化成一部連貫的、情感驅動的作品,進而影響到觀眾。

談談你在照明和相機運動方面的經驗。

在討論照明之前,必須要認識到大自然的固執和不配合。對被攝物的了解決定了是否需要追加輔助照明。我看到過一個說法:沒有糟糕的燈光,只有糟糕的用光。

我的方法是自己去布光,而不是依賴製造商們。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說僅僅用一個燈對著某件東西,就稱這是照明。我必須把我本身植入照明中。大家知道我經常用各種各樣的浴簾,以至於好多次劇組成員們會在片場帶上浴帽,只為搏一樂。

我對相機運動有點糾結。有時候相機運動是非常不必要的。一些最偉大的電影僅用簡單的相機運動加上常規焦距鏡頭。《教父》(The Godfather)(由我的朋友,攝影大師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擔綱攝影)就是用一個常規鏡頭和最少的相機運動拍成的。

要說一個真正知道如何移動相機的導演,當然是斯坦利·庫布裡克(Stanley Kubrick)。

一個我想達成的最優雅的相機運動,是使用一個放置在搖臂上的遙控雲台,搖臂要放在滑軌上。

我在製作我關於普林斯頓的電影,還有在米蘭斯卡拉劇院(Scala di Milano)拍攝指揮家裡卡多·穆蒂(Riccardo Muti)時使用過這種技術。我和羅傑·狄金斯(Roger Deakins)一起拍攝《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時,也使用過相同技術。

搖臂成了一隻浮動的人眼,雖然是手持效果但更加平滑,更加優雅。

翻譯:文錦 強佳奇 嶽源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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